本论文集是“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结集。共收论文72篇，分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社会经济、思想与学术、历史人物、社会生活、典籍文献、制度与现实等七类。其中多为与会学者的精心之作，在研究论题、研究材料、研究取径等方面，都有不少创新与突破。

本书梳理了幼儿园创始人福禄培尔的一生，展示了他为教育事业特别是幼儿教育事业奋斗和奉献的一生。本书论及福禄培尔所构建的幼儿园教育理论体系，以及他为幼儿所设计的“恩物”、作业及游戏。本书探求福禄培尔教育思想的精华，以及他的教育思想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图通过剖析这位伟大的教育学家的思想，引起读者对“人的教育”的思考。

王国维（1877～1927），浙江海宁人。近代中国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在哲学、文学、戏曲史、甲骨文、汉晋木简、敦煌文献、西北地理、蒙元史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他28岁发表《红楼梦评论》，开创了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念来分析研究中国古典小说之先河；33岁发表《人间词话》，首倡“境界”说，把古典诗论引入到一片全新的美学视野，为中国诗学、中国美学研究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36岁发表《宋元戏曲史》，成为戏曲史研究的开拓者。他以二重证据法系统地考明商代的先公先王的名号、世系和称谓，立论精确，为学者所叹服。梁启超称他是“学界重镇”，郭沫若誉之为中国现代文化的“金字塔”，连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也认为，“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精神的圣徒 别样的人生：60位中国数学家成长的历程》所收集的皆为散见于报刊中的小块文章，董桥在评介金耀基的《剑桥语丝》和《海德堡语丝》时引经据典道：“昔日袁中道论文章得失，至今读来不嫌其旧：‘不知率尔无意之作，更是神情所寄。往往可传者，托不必传者以传。以不必传者，易取姿炙人口而快人目。班马作史，妙得此法。今东坡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其高文大册，人固不深爱也，使尽云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对于长篇传记在中国比较成规模的有《华罗庚传》、《熊庆来传》、《苏步青传》、《陈省身传》，十年前编者还组织过一套中外数学传记丛书，其中中国数学家有徐利治、王梓坤、朱梧槚等，但反响不大。其中有几个原因：一个主要原因是文笔不行，古人讲：经籍深富，辞理遐亘。皓如江海，郁若蓖邓。文梓共采，琼珠交赠。而这些都是学数学的人所欠缺的，但我们的内容是好的，据《科学时报》一篇文章报导：《泰坦尼克号》主题曲《我心依旧》的演唱者席琳·迪翁最近在谈及有关国家抵制奥运的现象时说了一句话，她说：“坚决反对抵制，因为这些年轻的运动员，从小就有一个梦想，要到奥林匹克竞赛场上展示。”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胡晓东对此也深有感触。1981年，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激起了当时高一学生胡晓东对数学的梦想，从高中、大学、研究生到研究员，他至今仍保留着刊载这篇文章的报纸，他说：“是一种梦想，一种追求”。

考察一个人的成长历程，思想智慧起着极其重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思想决定行动，思想决定成败，这句话早已成为耳熟能详且真切指导人们生活的至理明言。我们要从思想大师身上学智慧，因为人类的每一项发明都伴着他们的思想火花。我们要从思想大师身上学责任，因为人类的每一次进步都伴着他们点燃的解放运动。我们要从思想大师身上学品格，因为人类的每一个理念都印着他们的足迹。我们要从思想大师身上学习，因为他们是我们思想智慧、责任品格的楷模。努力使自己成为有思想有智慧有责任有品格的人，这是企望走向成功的人们热切追求并奋力实现的目标。怎样才能成为并迅速成为一个有头脑有思想有责任有品格的人呢，我们这本书为你提供了100位人类历史上最有思想有智慧的思想圣哲，也许从他们身上你会获取最有用的东西。考察一个社会的发展历程，众多思想家们的智慧之火和责任品格，构成了社会进步的强大推动作用和思想之源。哲学家们一代一代在努力思考着解答着人类的种种困惑，他们把探索万物的本原是什么？把探求善与恶的本质是什么？把回答人类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等等一系列问题，作为毕生追求的目标，他们苦苦思索，破解着每一个问号，权衡着每一种思想与每一种理性的选择。可以肯定地说哲学家生来就属于少数，但他们却为全人类活着。从泰勒斯首次提出万物的本原是水开始，历经数千年，哲学家们为我们揭开了种种思想谜团。思想家不仅思考人从何处来，更关注人类向何处去。思想家以关怀人类为己任，用一生探求真理。走近思想家，思想家的精神是高贵的，他们是真理的发现者，是思想的解放者，是文明的启蒙者，是科学的传播者。他们拨开迷雾，戳穿画皮，让人们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把自由科学的思想带给人们。走近思想家，思想家的品格是高尚的，面对强权，他们宁可蒙受屈辱也不会亵渎自己的信念，宁可一无所有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原则，宁可抛弃生命也不会放弃真理。从苏格拉底、亚里土多德、哥白尼，到伽利略，到休谟，亚当·斯密，康德，马克思，弗洛伊德……思想家们无不经受着精神的拟或肉体的考验。走近思想家，常常会感到思想家是痛苦的，因为他们是天生的叛逆者，永远也学不会随声附和，更不屑迎合权贵；思想家又是不安分的，他们总想着如何破旧立新；思想家们手无寸铁，却如同无畏的斗士，总是把愚昧和专制视做终身的敌人。为了追求真理，亚里士多德本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信念，尖锐批判老师的唯心主义理念论，为了追求真理，哥白尼敢于冒犯神灵……所有这些，构成了人类的最宝贵的精神。

戒律的学习和弘扬一向是僧尼的专职，在家居士是不敢问律的，所以居士对戒律的了解至多停留于五戒八戒的戒相上，对于律学的开遮持犯理论很少有人知道，弘祖为此编写《南山律在家备览》，为在家居士学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戒律的实行主要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具体说，不外乎衣、食、住、行的如礼如法。弘祖受戒后，严格实践过午不食，躬行诸戒，僧衲简朴，赤脚草履，威仪寂静，充分体现出无挂无碍的解脱心境。所有起心动念，言行举止，行住坐卧，无不谨慎。一次，丰子恺先生寄一卷宣纸，请弘祖书写佛号，宣纸有余，弘祖便去信问多余宣纸如何处置？丰子恺先生原是多备一点，供弘祖随意处置的，连忙回信说明：“多余的纸，赠与法师，请随意处置。”又有一次丰子恺先生寄回件邮票多了几分，弘祖把多的几分寄还他。于是以后丰子恺都要提前说明多余的用途，弘祖方肯使用。弘祖交游极广，但对高官名士，却不愿意亲近，以避攀缘之嫌。在青岛湛山寺讲律时，有一老将军名朱子桥，有事到青岛，当时青岛市市长是沈鸿烈，因朱老为政界前辈，市长特在湛山寺中设宴致敬。朱老建议让弘祖坐首席，他做陪客，沈市长很赞同。于前一天列一“知单”去请弘祖，第二天临席时又派监院邀请，带回一纸条，写着四句话：“昨日曾将今日期，短榻危坐静思惟。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邀者虽感到扫兴，但都敬佩其风格高尚。

16世纪和17世纪，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完全占领印度、并将它作为英联邦的一个重要部分之后，便以他一手创建的所谓“东印度公司”为依托，实行北进战略，到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几乎控制了包括尼泊尔、不丹、哲孟雄（锡金）、拉达克等广大地区在内的喜马拉雅山南部地区。但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的野心很大，在侵略和控制尼泊尔、不丹等地之后，便把罪恶的侵略魔爪伸向我国神圣领土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1904年江孜保卫战》一书，以著名的江孜保卫战为重点。艺术地再现了这段英勇悲壮的历史，全景式地描述了藏族人民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斗争历程，热情讴歌了西藏人民反帝爱国的崇高品德和牺牲精神，塑造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拉丁代本、哲林代本、洛丹、克珠旺秋、格来、曲妮桑姆、仁赛等英雄群像，既有被尊为“雪域一神”的政教领袖。更有作为民族脊梁的普通的农牧民群众和僧俗百姓。他们用最原始的武器，同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的英国侵略军浴血奋战。他们坚定地表示：纵然男尽女绝，也要“杀尽洋妖，保卫国土”。在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神圣斗争中，继林则徐领导的鸦片战争之后，谱写了一曲英勇悲壮，气吞山河的新篇章。

《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美国第二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甚至认为自由的报刊应该成为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起到某种制衡作用的“第四种权力”。这种“第四种权力”的出现对西方整个社会系统的运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立的立场、客观的报道为新闻业提供了一个可以操作的判断标准，成为通行的基本新闻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确立了报人的政治地位，也使中国新闻人萌生了做“无冕之王”的职业理想。邵飘萍曾说过，“夫新闻社为社会机关，在社会上有独立之地位，且此种独立地位，与任何国家机关，皆属平等”，这句话说明邵飘萍对新闻传播者的角色权利是有深刻认知的。然而，与其说他是一位在“西风渐进”的时代风云中的职业记者，莫不如说他是集报人、学者和政治家三种角色于一体，有着中国文化背景又被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影响的新闻人。邵飘萍曾呼吁，“吾人既为中国之从事新闻业者，决不能谓闻学之进步须坐待夫新闻业之进步。尤不能谓新闻业之进步，须坐待社会之进步而始进步也”，“新闻业之发达与社会之发达与否，两者处于互为因果的关系”……这些都说明在邵飘萍的新闻观中，除了“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外，他更认为新闻媒介的功效就在于对政府的监督和对社会环境的监测。因此，他主张新闻知识应列为国民普通知识之一，中学以上的学校都应开设新闻课程，大学应设立新闻系。他呼唤新闻自由，对反动政府对新闻自由的压制，他坚决反抗。他甚至说：“尤有当警告该秘书长者，报纸登载失实，更正亦至平常……岂并世界新闻惯例而丝毫不知，竟动辄以警厅‘严切根究依法办理’腐败官话来相恫吓……苟下次再有此种可怜之事，请恕忙碌，相应不理。”这是当时知识分子追求民主与自由的时代精神的反映。他始终以“探究事实不欺读者”为新闻报道的第一信条，在《京报》上自诩“本报刊载新闻向极慎重”，申明“本报不肯随便乱来之态度”可以大白于天下；他强调报纸的指导性，反对所谓的“有闻必录”和“趣味至上”；他的文章以议论见长，但注重用事实说话……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有着热烈的报国热情和高远志向的新闻记者，却不能把自己的理想坚持到底，并要用自己的生命来祭奠理想。中国报人的理想主义情怀，并非邵飘萍独有，准确地说，邵飘萍是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中国报人的代表。在邵飘萍生活的时代，除了谋生之外，相当多数的报人，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还是有着理想化要求的。1926年9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人接管了1902年创刊的《大公报》，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这是倡导“独立、客观、公正”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中国版。上世纪30年代初，胡政之曾说：“办报要有原则，政治是灵魂，对国家社会提不出主张，起不了作用，光是想赚钱，又有什么意义？”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大公报》既坚持了理念，也赚到了足够的钱来维持报纸的运营。和《大公报》相比，倒是那些试图依附于某种势力苟活，或是一味靠迎合受众来获取利润的报纸，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印记就销声匿迹了。

落尽繁花春早歇，西风苦自吹黄叶。改革开放后，都市报与晚报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新民报》连同它独特的新闻风格一次次被提起，一去不复返的“三张一赵”的豪华阵容又一次被人们津津乐道，活在许多人记忆中的那一段历史终于一页页打开了。人们知道曾经有一对夫妇、有一群报人为了办好一份民间报纸鞠躬尽瘁，有一群自由主义者曾经为了实现“出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这个崇高的理想竭尽全力。然而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已经离开了人世，剩下的也已经垂垂老矣……新闻史本该对他们进行浓墨重彩的铺陈。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在中国报业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新民报》辉煌时期形成的“五社八版”，堪称跨地域的“大报业集团”，形成了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新民报系”，这样的报系在以后很长的时间内成为绝版，直至今天也是独一无二的。他们的办报经历和兴衰成败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有着不可忽视的经典意义，是不可复制的范本，对于我们研究那个年代的新闻环境、新闻政策、新闻报道都是不可多得的素材。这也是我们执意要找回那段华彩乐章的原因。而且随着你一步步亲近那些发黄的、残缺不全的、甚至是劣质（抗日战争时后方的报纸很长一段时间只能用粗糙的纸来印刷）的报纸，那些国恨家愁、人情世态和着巴山夜雨便一起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毫不夸张地讲，通过《新民报》那些行云流水的文字、古典精致的标题，我们完全可以重新回到那风雨如晦的岁月……

虽然有极端的个案出现，但在当时一般报人看来，只要不涉及“赤化”宣传，在报刊上指陈时政，批评当权还是有一定空间的，因此这段时期新报刊的创办依然很多。当时人们创办报刊很少有长久打算，一般拉来一笔资金，或者拉来政治关系，有个政治和经济上的靠山，就开始办报。钱花光了没有接济，或者政治靠山倒台了，报纸也就办不下去了。特别是北方，政治的动荡、商业的不完善、经济的不发达都直接影响了报纸的经营。当时在北京，《晨报》、《世界日报》、《京报》算是大报，销量多时不过八九千份，少的则只有三五千份。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因为有日本势力的庇护，敢于刊登些别的报纸不敢登的新闻，因此销量大约有一万五千份左右。天津作为中国近代报业发展的重地，比邻首都，接近中央，同时又有租界外国势力的庇护，因此在历史上就常有舆论重镇盘踞。清末维新变法时期著名的《国闻报》、1902年的《大公报》、1915年的《益世报》都是影响巨大的报纸。特别是1902年创办的《大公报》，在京津很有名气。其创办者英敛之是满族人，天主教徒，主持《大公报》十年，辛亥革命后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