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讲席》取材于萧萐父先生为李锦全先生八十大寿书写的祝寿联：“霁月襟怀仁者寿，春风讲席隽才多。”众所周知，中山大学的中国哲学专业与武汉大学的中国哲学专业几十年来的友好往来，正是李、萧两位先生亲手缔结的。文集的目次之序、三编之分，系由先生手订，足见先生对这些忆旧文字、述学篇章、论理作品的深情厚谊。惟有各编之题名，是我们在编辑过程中添加的。第一编之题名，典出先生《八十述怀》的“寻诗此际遐思远，咏史当年感慨多”；第二编之题名，典出先生《八十述怀》的“教席半生同砥砺，诗坛一角费寻思”；第三编之题名，典出先生《八十述怀》的“世道沧桑无限感，还当相约待期颐”。古人追求“以意逆志”，但愿我们的这一做法是对先生心愿的“合理诠释”。

《中国第一比丘尼净检传》以传记的形式，生动活泼的语言，勾勒出中国第一比丘尼净检坚韧不拔的毅力与伟大的品格。净检法师（公元291-361年）是中国第一个出家的比丘尼。净检俗姓仲名令仪，徐州人。出身书香门第，父亲仲诞曾任西晋凉州郡太守。净检生活在国家战乱年代，为用佛教的真、善、慈拯救人们的心灵，她削发为尼，成为中国最早出家的女性，受戒后到洛阳竹林寺修行，传播佛教文化，广结国内外高僧，学习异国文化，成为当时僧林中较有影响的人物。

考察一个人的成长历程，思想智慧起着极其重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思想决定行动，思想决定成败，这句话早已成为耳熟能详且真切指导人们生活的至理明言。我们要从思想大师身上学智慧，因为人类的每一项发明都伴着他们的思想火花。我们要从思想大师身上学责任，因为人类的每一次进步都伴着他们点燃的解放运动。我们要从思想大师身上学品格，因为人类的每一个理念都印着他们的足迹。我们要从思想大师身上学习，因为他们是我们思想智慧、责任品格的楷模。努力使自己成为有思想有智慧有责任有品格的人，这是企望走向成功的人们热切追求并奋力实现的目标。怎样才能成为并迅速成为一个有头脑有思想有责任有品格的人呢，我们这本书为你提供了100位人类历史上最有思想有智慧的思想圣哲，也许从他们身上你会获取最有用的东西。考察一个社会的发展历程，众多思想家们的智慧之火和责任品格，构成了社会进步的强大推动作用和思想之源。哲学家们一代一代在努力思考着解答着人类的种种困惑，他们把探索万物的本原是什么？把探求善与恶的本质是什么？把回答人类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等等一系列问题，作为毕生追求的目标，他们苦苦思索，破解着每一个问号，权衡着每一种思想与每一种理性的选择。可以肯定地说哲学家生来就属于少数，但他们却为全人类活着。从泰勒斯首次提出万物的本原是水开始，历经数千年，哲学家们为我们揭开了种种思想谜团。思想家不仅思考人从何处来，更关注人类向何处去。思想家以关怀人类为己任，用一生探求真理。走近思想家，思想家的精神是高贵的，他们是真理的发现者，是思想的解放者，是文明的启蒙者，是科学的传播者。他们拨开迷雾，戳穿画皮，让人们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把自由科学的思想带给人们。走近思想家，思想家的品格是高尚的，面对强权，他们宁可蒙受屈辱也不会亵渎自己的信念，宁可一无所有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原则，宁可抛弃生命也不会放弃真理。从苏格拉底、亚里土多德、哥白尼，到伽利略，到休谟，亚当·斯密，康德，马克思，弗洛伊德……思想家们无不经受着精神的拟或肉体的考验。走近思想家，常常会感到思想家是痛苦的，因为他们是天生的叛逆者，永远也学不会随声附和，更不屑迎合权贵；思想家又是不安分的，他们总想着如何破旧立新；思想家们手无寸铁，却如同无畏的斗士，总是把愚昧和专制视做终身的敌人。为了追求真理，亚里士多德本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信念，尖锐批判老师的唯心主义理念论，为了追求真理，哥白尼敢于冒犯神灵……所有这些，构成了人类的最宝贵的精神。

落尽繁花春早歇，西风苦自吹黄叶。改革开放后，都市报与晚报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新民报》连同它独特的新闻风格一次次被提起，一去不复返的“三张一赵”的豪华阵容又一次被人们津津乐道，活在许多人记忆中的那一段历史终于一页页打开了。人们知道曾经有一对夫妇、有一群报人为了办好一份民间报纸鞠躬尽瘁，有一群自由主义者曾经为了实现“出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这个崇高的理想竭尽全力。然而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已经离开了人世，剩下的也已经垂垂老矣……新闻史本该对他们进行浓墨重彩的铺陈。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在中国报业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新民报》辉煌时期形成的“五社八版”，堪称跨地域的“大报业集团”，形成了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新民报系”，这样的报系在以后很长的时间内成为绝版，直至今天也是独一无二的。他们的办报经历和兴衰成败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有着不可忽视的经典意义，是不可复制的范本，对于我们研究那个年代的新闻环境、新闻政策、新闻报道都是不可多得的素材。这也是我们执意要找回那段华彩乐章的原因。而且随着你一步步亲近那些发黄的、残缺不全的、甚至是劣质（抗日战争时后方的报纸很长一段时间只能用粗糙的纸来印刷）的报纸，那些国恨家愁、人情世态和着巴山夜雨便一起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毫不夸张地讲，通过《新民报》那些行云流水的文字、古典精致的标题，我们完全可以重新回到那风雨如晦的岁月……

《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美国第二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甚至认为自由的报刊应该成为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起到某种制衡作用的“第四种权力”。这种“第四种权力”的出现对西方整个社会系统的运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立的立场、客观的报道为新闻业提供了一个可以操作的判断标准，成为通行的基本新闻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确立了报人的政治地位，也使中国新闻人萌生了做“无冕之王”的职业理想。邵飘萍曾说过，“夫新闻社为社会机关，在社会上有独立之地位，且此种独立地位，与任何国家机关，皆属平等”，这句话说明邵飘萍对新闻传播者的角色权利是有深刻认知的。然而，与其说他是一位在“西风渐进”的时代风云中的职业记者，莫不如说他是集报人、学者和政治家三种角色于一体，有着中国文化背景又被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影响的新闻人。邵飘萍曾呼吁，“吾人既为中国之从事新闻业者，决不能谓闻学之进步须坐待夫新闻业之进步。尤不能谓新闻业之进步，须坐待社会之进步而始进步也”，“新闻业之发达与社会之发达与否，两者处于互为因果的关系”……这些都说明在邵飘萍的新闻观中，除了“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外，他更认为新闻媒介的功效就在于对政府的监督和对社会环境的监测。因此，他主张新闻知识应列为国民普通知识之一，中学以上的学校都应开设新闻课程，大学应设立新闻系。他呼唤新闻自由，对反动政府对新闻自由的压制，他坚决反抗。他甚至说：“尤有当警告该秘书长者，报纸登载失实，更正亦至平常……岂并世界新闻惯例而丝毫不知，竟动辄以警厅‘严切根究依法办理’腐败官话来相恫吓……苟下次再有此种可怜之事，请恕忙碌，相应不理。”这是当时知识分子追求民主与自由的时代精神的反映。他始终以“探究事实不欺读者”为新闻报道的第一信条，在《京报》上自诩“本报刊载新闻向极慎重”，申明“本报不肯随便乱来之态度”可以大白于天下；他强调报纸的指导性，反对所谓的“有闻必录”和“趣味至上”；他的文章以议论见长，但注重用事实说话……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有着热烈的报国热情和高远志向的新闻记者，却不能把自己的理想坚持到底，并要用自己的生命来祭奠理想。中国报人的理想主义情怀，并非邵飘萍独有，准确地说，邵飘萍是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中国报人的代表。在邵飘萍生活的时代，除了谋生之外，相当多数的报人，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还是有着理想化要求的。1926年9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人接管了1902年创刊的《大公报》，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这是倡导“独立、客观、公正”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中国版。上世纪30年代初，胡政之曾说：“办报要有原则，政治是灵魂，对国家社会提不出主张，起不了作用，光是想赚钱，又有什么意义？”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大公报》既坚持了理念，也赚到了足够的钱来维持报纸的运营。和《大公报》相比，倒是那些试图依附于某种势力苟活，或是一味靠迎合受众来获取利润的报纸，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印记就销声匿迹了。

虽然有极端的个案出现，但在当时一般报人看来，只要不涉及“赤化”宣传，在报刊上指陈时政，批评当权还是有一定空间的，因此这段时期新报刊的创办依然很多。当时人们创办报刊很少有长久打算，一般拉来一笔资金，或者拉来政治关系，有个政治和经济上的靠山，就开始办报。钱花光了没有接济，或者政治靠山倒台了，报纸也就办不下去了。特别是北方，政治的动荡、商业的不完善、经济的不发达都直接影响了报纸的经营。当时在北京，《晨报》、《世界日报》、《京报》算是大报，销量多时不过八九千份，少的则只有三五千份。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因为有日本势力的庇护，敢于刊登些别的报纸不敢登的新闻，因此销量大约有一万五千份左右。天津作为中国近代报业发展的重地，比邻首都，接近中央，同时又有租界外国势力的庇护，因此在历史上就常有舆论重镇盘踞。清末维新变法时期著名的《国闻报》、1902年的《大公报》、1915年的《益世报》都是影响巨大的报纸。特别是1902年创办的《大公报》，在京津很有名气。其创办者英敛之是满族人，天主教徒，主持《大公报》十年，辛亥革命后退出。

《陶门弟子教育家孙铭勋》是其女儿孙丹年编著的本书饱含激情，真实而生动地记述了孙铭勋如何从边远的贵州，到当时的首都南京投考陶行知先生办的晓压师范学校，成为陶1门弟子，从此长期追随陶行知进行教育改革，实践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历程。1927年，孙铭勋和戴自俺准备投考晓庄师范时，曾给陶先生写过一封信，陶先生亲自给他们的回信中说：“晓庄学校开办已快一年，贵州的同志一个还没有”，因此对他们准备投考晚压“极表欢迎”。并说“如果将来乡教育有到贵州的一天，两位便是第一位使者。”他们没有辜负陶先生的期望，后来都成为陶先生的得力助手，为陶行知教育思想在贵州和全国传播，作了大量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蒋希曾档案》收集了美籍华人、文学家、艺术家蒋希曾与朋友来往的书信及其遗作情况。这批百余件的资料系从华盛顿的美国艺术档案馆一一查读择出复印，皆为从未发表过的资料，现译成中文编辑出版，对国内蒋希曾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书收集了美籍华人、文学家、艺术家蒋希曾与朋友来往的书信及其遗作情况。这批百余件的资料系从华盛顿的美国艺术档案馆一一查读择出复印，皆为从未发表过的资料，现译成中文编辑出版，对国内蒋希曾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有鉴于儒之对于中国其实也是对于世界的重大影响，以人物传记的形式来对其进行表述、描摹，，将具体的儒者作为诠释儒之轨迹的符点，便是《旷世大儒》丛书的选题动机。据此，经过斟酌、讨论、确定在时间上截止于古代、在人选上以十种十一种人规模作为定位。这十一个人物是：孔丘、孟轲、苟况、董仲舒、程颖、程颐、朱熹、王守仁、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具体的书名，则依传主最为通行的称谓。当然，这些人选其间具体的取舍定夺，也并非容易，而是颇费了和番殚思周折的。顾炎武是一个成就斐然的学者，承宋明理学衰微之后，他深得晚明实学思潮熏陶的裨益。一生为学，始终抱定经世致用宗旨，以严谨精勤的学风和朴实的经验归纳方法，广泛涉足于经学、史学、方志舆地、音韵文字、金石考古以及诗文筹学。在众多的学术领域，取得宏富的成就，留下几近五十种的宝贵著述。

《学问之道-中国著名学者自述》曾经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过，此次打算重新策划出版，包括重新取名，重新装帧。《学问之道-中国著名学者自述》遴选20世纪学人言论，反映了那个时代丰富的背景与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