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特点：（一）视野宏阔。全书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范围内，以韩国临时政府的活动为主线，描写了实现各党派的大联合、创建光复军、反国际“共管”等，还结合韩国独立党、朝鲜民族革命党、华北朝鲜独立同盟、华北青年联合会以及光复军、朝鲜义勇队等在大后方重庆与各战区和华北敌后的抗日活动，全面立体地展现了朝鲜民族反日复国的爱国斗争。（二）时代感强。全书紧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国内、国际形势，再现了日军对重庆地区的战略轰炸，特别是“五三”、“五四”大轰炸和造成的“六五”大隧道惨案；“雾季公演”和郭沫若的历史话剧《屈原》的上演；延安地区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金九与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毛泽东、朱德等同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的重大事件；国际上大西洋公约、开罗宣言的颁布，以及韩国光复军接受英军邀请去印缅战区参与对日作战等，充分展现了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三）人物鲜明。全书以金九为中心，以人带事带情带物，突现了金九爱国爱民、孝亲尊友、团结宽容、百折不挠、坚韧奋斗的高尚的人格精神，并以他带出众多的人物和场景，生动形象，可触可感。（四）虚实有度。全书人有所依，事有所据，但对人物的刻画、环境的描写，氛围的渲染又有所加工和虚化，体现了报告文学“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书中还对南岸涂山寺、七星岗巴蔓子墓、江北多功城等进行了穿插与描绘，既突出了地方特色，又有助于对人物性格和心理的揭示。

《总统的涂鸦》中大量的涂鸦揭示了主宰过这个国家的那些人的多样化的风格和心理习惯，通过亲近的和引人的方式去揭开政府的神秘性，在大众和领导人物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总统的涂鸦足以引起读者的兴趣，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涂鸦能让我们看到没有被包装过的总统。涂鸦反映没有被包装过的人物，既没有文人的帮助，也没有经过特定的检审，一幅涂鸦根本就是个人行为，它的意思也许让人难以理解，包括涂鸦者自己。

《宫泽喜一回忆录》讲述了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的人生历程。宫泽历任经济企划厅长官、外务大臣、官房长官等政府要职，并几度亲历战后日本的重要政局转变，是日本政界的保守派中流砥柱。回忆录历数了宫泽从长大成人到出席旧金山和谈，继而参与筹划并活跃于池田内阁政治舞台的种种幕后秘闻，以及最终担任首相要职，为解决各项重大政治课题而终日忙于运筹帷幄的宏伟政治生涯。回忆录不仅阐述了宫泽对于日本今后政治走向的观点与理念，还描绘了战前的日本社会诸相，揭示了宫泽处于日本政界上层，在国际交流中接触到的各国政要那鲜为人知的一面以及外交谈判的真相。文中也穿插有各种花絮，耐人寻味，不胜枚举。宪法第九条里规定我们国家不保有军事力量，可现在国家有了自卫队，这又怎么解释呢？这就成了争论的焦点。至于我个人的看法，还是比较倾向于英美法系的观点，也就是说，成文的条款即使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需求，也不宜轻易更改，自卫队经过50年的岁月变迁走到了今天，这是客观的结果，但不能因为有了这样的事实就必须更改宪法条款。自卫队成了时代的产物，这一点谁也不能抹煞，但我相信大多数国民都不会因为有了自卫队，就觉得我们国家可以对外行使武力。由此看来，修改宪法第九条实在是多此一举。

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他成年之后的大部分岁月里，都是以律师的身份立足于社会。他靠这份职业养家糊口，慢慢积攒名望，逐渐涉足政坛。他是个调解专家，在法庭内外，一次次地弥合了怒火相向的冲突双方之间的分歧。这段持续数十年的职业历练，培育了林肯解决纷争的稔熟技巧，为他后来在总统职位上纵横捭阖、拯救国家于分崩离析的危局奠定了坚实基础。作者运用大量文献资料，重现了林肯长达1/4个世纪的律师生涯里众多精彩片断，展示了他相对不为人知的一面。这位伟人为何能够从律师办公室最终入主白宫，《诚实律师：林肯总统的律师生涯》给出了答案。

庄士敦是英国人，能够走进紫禁城作大清帝国末代皇帝的老师，这是中国两千年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独一份”，这本身就是以产生许多悬念：他教什么、怎么教？师生关系如何，皇室欢迎吗？只搞教学，还是难免涉足政治？庄士敦经历了溥仪从“留守皇帝”到建立“满州国”伪政权之前的全过程，所以，写入这部《我在溥仪身边十三年》的文字，到处可见沿着历史线索发生在紫禁城中的一个又一不为人知的故事，在那些历史细节中，溥仪、载沣、袁世凯、冯玉祥、鹿钟麟、曹锟、段祺瑞、郑孝胥、胡适等人，得到了生动的体现。这部称为《我在溥仪身边十三年》的历史文本出自著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洋师傅庄士敦之手，这位老先生一写就是洋洋大观，将自己进入清廷纵深之处目击身感的大事小事娓娓道来，读来过瘾得很。

《中国范仲淹研究文集》具体收录了《范仲淹夫人张氏墓志考》、《论范仲淹与范朱两个家庭的关系》、《范仲淹重商的认知与实践》、《范仲淹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实践及其意义》、《范仲淹的文学思想及其创作实践》等文章。《中国范仲淹研究文集》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对于近代史，我逐渐累积了一种说不太清楚的厌薄，导致这种情绪的原因远不止一端。至今还在使用的某些教科书，曾经把千回百转的沧桑人事，表述得如同戏曲舞台上那些最终落实为大团圆结局的故事一样，黑白分明，不费思量，从中几乎看不到历史当事者的复杂表情及其背后的心情，只看得到高尚的道义与坚定的意志，看不到偶然而只有必然。当或一观念或者利益支配下的叙事成为唯一的叙事时，当历史仅仅是某种固定的因果关系的演绎时，真实往往被简化，而且，当下的需要支配着这种简化。如此，当你并不置身于具体的政治阵营，当你未必需要通过特定的历史书写确立或保卫自己的信念、身份和地位时，那种以特定时代需要为依据的选择性的叙事，就像不由分说的布道，不仅不能满足你对于历史的好奇心，甚至会有一种对你基于常识常理的心智的挑战，挑战到你不再信任自己的心智。细心打量近代历史场景，一些曾经如雷贯耳的人物，也许并没有想象中的神圣和英明，由他们所参与、支配和导演的历史事件——曾经被我们描述为承接了过去、开辟了未来、扭转了乾坤，也并不总是泽被黎庶、福慧家国，而且，如尼采说的，“在英雄的周围一切都成了悲剧”，只有不止一代苍生的血泪和如同草芥一样作为牺牲的人命确凿无疑，但他们常常只是英雄们成就不世伟业的背景，只是气势恢宏的宏大主题的铺垫。悲怆的历史以及巨大的伤痛，并没有提升个人的自由与尊严，而常常强化了蒙昧的趋同，并没有带来审慎的认知、深沉的理性，反而轻而易举转化为某种指向乌托邦未来的肤浅的乐观与包含了仇恨的豪情，似乎不是为了记忆，而是为了遗忘，不是为了清理历史的伤痕，而是抹平这种伤痕。当你一旦觉察到，自己以及自己所属的一代人，其实依然置身在那种背景和铺垫中而并不自觉时，当你觉察到，黑暗中的历史篇章依然隐藏在黑暗之中而且难免延伸出新的黑暗时——历史从来不止是一种关于过去的叙事，还是关于现实和未来的寓言——你再也无法祛除从心底涌出的寒冷和恐慌。是那样无从逃离的胁迫与裹挟，是那样无法心平气和地面对的强力和强势，它们决定着你短暂的生涯及其全部可能性，当你若有所悟，试图有所规避时，又不得不以你的全部心智、情感去抗拒那种集体性的决定和垄断，正是这样，那种你并不乐意接受的历史及其观念，同时主宰了你，正像现实生活中的敌人主宰了你生活的现实，正像一个时代的阴影同时规定了它可能的光明，你甚至无法从你心知肚明的狭隘、窘迫和自我囚禁中解放出来，你同样不能接纳广阔的人性，也难以照亮晦暗的心灵，因此，你其实无法提供比你所不以为然的历史书写更全面的感受、更深沉的体察和更宽广的精神，你无法获得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平常心。而这，是你更大的失望和厌薄之所在。明白了自己的方位和可能性，写作《洋务先知——郭嵩焘》时，自然不敢指望可以因此解除内心的拘谨和别扭。我知道，因为远不具备超越对立面的必要的从容与宽容，有朝一日，面对自己的叙述，将同样少不了失望和厌薄。

《述德笔记（竖排繁体）》以大量篇幅记述了毓朗这位一生跨越了光绪、宣统、民国不同时代的历史人物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面对复杂的时局所表现出的远见卓识和政治智慧；作为反映宫廷要员日常生活的纪实之作，《述德笔记》对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亦有所涉及，比如，对义和团风起云涌的年代庄亲王载勋曾派遣太监到毓朗处索洋烟等历史事实的记述等。同时该书也用大量篇幅记述了毓朗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喜好和趣事。

曹汝霖（1877～1966），因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事件，成为近现代史上尽人皆知的人物。他1900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即人清政府商部、外务部供职，清朝末年位至外务部副大臣。民国以后，先后供事袁世凯与段琪瑞，担任过外交部次长、交通总长，后兼署外交总长、财政总长，是新交通系的首要人物。五四运动后他虽然被迫离开政坛，转人实业界，任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但并没有放弃政治活动，同安福系仍然来往密切，是段琪瑞帷幄中的重要人物。华北沦陷后，他又凭借这种背景，担任过华北政府的高级顾问等职，身份上有暖昧不明之处。早在清末之际，他就是有名的亲日派，一切昭昭在人耳目。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因为忙于内战，无暇东顾，北洋政府的外交活动只剩下了对日外交。因此北洋政府的对日交涉，后来也主要由他处理，他事实上已经成为亲日派的领袖。而他经手的事务，还不限外交一项。北洋政府几次对日借款，也是由他一手经办的。这部《曹汝霖回忆录》，是他晚年寄居美国时完成的，原名《五四运动始末》，连载于香港《天文台报》。可见他写这部回忆录的初衷，就是想澄清与五四运动的关系，洗刷卖国贼的罪名。但后来经过扩充，“将清末民初经历之事，择要纪录，以明实情”，内容已经涉及他的一生，故亦更名为《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曹汝霖一生经历复杂，又长期处在最敏感、关键的地位，这部回忆录的史料价值，因此也是十分少见的。40多年前，这本书在香港初版时，立刻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所以尽管时隔多年，我们还是决定将本书纳入“百科史学·回忆录丛书”，重新排录出版，希望这部史料能够再次满足国内读者的需要，成为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参考。需要说明的是，曹汝霖在回忆录中，对自己做了许多辩解。从他的回忆看，他因为参与“二十一条”谈判，最后落得卖国贼的下场，的确有些代人受过。首先，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他与陆徵祥一再据理力争，对可能成为亡国条款的第五条，始终没有退让，“会议结果，虽不能自满，然已尽最大之努力矣”。其次，他参与谈判时还是外务部次长，部长为陆徵祥。谈判结束后，议结条款也是由陆徵祥签字，而外界却认定是他签字的。只是这些辩解能不能洗刷他的罪名，还有待于读者做出正确判断。

民国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30余年间，诸葛亮成为学界关注热点。先有寿凌虚著《诸葛武侯秘史》，继有徐楚樵之《诸葛亮》（1937），朱杰勤之《诸葛亮》（1941），祝秀侠之《诸葛亮传》等。而王芸生之《论诸葛亮》长文（1945），则引发一场大争鸣，加入争鸣者有蒋君章之《从三国的大势看诸葛亮的用人》、易君左之《诸葛亮论》、祝秀侠之《读》论诸葛亮《以后》、徐德嶙之《论诸葛亮之学养及其苦衷》……祝秀侠认为诸葛亮之缺点，一是“只知用人而不知培养人”，二是“谨慎有余，信己太过”。他反对“多用现代人的眼光，少注意古人环境”之“借题发挥，勉强附会”之法：又反对以“法道合抱”评诸葛亮，只认诸葛为一“实际的政治家”，他“处非常之世，建非常之业，不能囿于那一宗派在那里规行矩步，自设藩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