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邓小平开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文化大革命”的狂风已经肆虐了近10个年头。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形势非常混乱，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面对这种状况，邓小平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意见，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明确提出了要进行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大刀阔斧地对全党和全国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全面整顿。可以说，1975年的整顿，是我们后来进行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一次大胆尝试。邓小平后来曾经说：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改革也在1975年试验过一段时间，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1975年的全面整顿，首先是从军队开始的。1975年1月25日，刚刚就任总参谋长的邓小平在总参谋部的干部大会上作了《军队要整顿》的著名讲话，明确提出：军队要进行整顿。他说，目前军队的状况是：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绝大多数同志是不满意这种现状的。他强调，优良传统要恢复。这就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伍廷芳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诸多“第一”：第一家中文报纸《中外新报》的创办者；第一位在英国获得法律博士学位的中国人；第一位取得外国律师资格的华人；香港首名华人大律师和首名华人立涪局非官守议员。以他的博学和才干，步入外交界，签订了中国第一个平等条约《中墨通商条约》。他是中华民国军政府的外交总长，主持南北议和，达成清室退位；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出任司法总长……总之，伍廷芳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位重要人袖，在实力外交的时代，维护着弱国的权利。

《我的父亲刘少奇》中，刘爱琴以充满感情的笔调，从女儿的角度，向读者全面地介绍了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贵品格，为共产党员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楷模。刘少奇是我国最早的党员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他受党的委托，参与领导闻名全国的安源工人大罢工。罢工胜利后，他肩负起领导安源工人运动的全面工作。他同工人打成一片，把党的政治任务同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制定出适合实际的斗争策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他参加领导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和武汉工人夺回英租界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刘少奇同志在上海、天津、北平、哈尔滨等地坚持革命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担任北方局书记，深入敌后，坚持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放手发动群众，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和山西抗日新军的创建工作，毛泽东称赞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1882-1961），字儒堂，奉化人。早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辛亥革命后，任鄂军都督府外交副主任、广东护法军政府外交总长和财政总长、陇海铁路总办。1919年为出席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全权代表之一，并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1922年后任鲁案善后督办、北洋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中俄交涉督办等职。1928年后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兼中央政治会议外交委员会主任、驻美大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1949年定居香港，任太平洋保险公司董事长。由于和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王正廷成为当时中国著名的体育领导人之一。他在全国体育组织及筹备国内、国际重要赛事中担任要职。1922年，王正廷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成为中国第一位和远东第二位国际奥委会委员。1924年，被推选为新成立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名誉会长，1933年任该会主席董事。1936年和1948年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总领队，率团先后参加第11届和第14届奥运会。1952年定居香港，1961年逝世。王正廷主要是一位政界人士，由于长期担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负责人，为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开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多尔衮之谜（明清卷·人物）》围绕清顺治年间摄政王多尔衮生命中的6大谜团，记述了其颇富争议的一生。面临努尔哈赤死后的复杂局面，他韬光养晦，辅佐皇太极进行改革，受到重用。皇太极死后，他迫于形势，推福临为君，自举为辅政王。入关初期，他团结内部，自称周公，维护皇权。但也为做“皇父”进行了一系列心狠手辣的活动。在统一中原过程中，多尔衮实行了多项政策，促进了满汉文化交融，有利于巩固清政权的统治。但同时也推行五大弊政，大搞民族歧视，破坏了中原生产力发展，阻碍了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多尔衮既是一个对统一中国做出巨大贡献的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心胸狭隘，犯下过许多错误和罪行。

受尽磨难的青年农民张献忠，于米脂十八寨聚众而起，号称八大王，凭借勇敢机智，神出鬼没，制胜明军，先于李自成而闻名于世。在与明军搏斗中，他出生入死，几起几落，降而再起，与李自成相互呼应，成为明末又一农民起义大军。他决策据有巴蜀，建国大西，改元大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终因胸无大志，对内实行恐怖政策，残酷诛杀各种反抗势力，对外坚持与大顺、南明为敌，从而失掉军心民心，最后血溅凤凰山而不为后人怀念。

李自成是贫苦农民的儿子。和尚、牧羊奴与驿卒的经历，孕育了立志反抗的决心。于米脂揭竿而起，自称闯将，历尽艰险，败而复振，总结经验教训，以“迎闯王，不纳粮”为号召，开仓济贫，尊贤礼士，赢得民心，众逾百万，成为明末农民起义的主力。五溃明军，建国大顺，推翻明王朝，登上胜利高峰。由于志大才疏，驾驭不了全局，忽视对正在崛起的清军策略，兵败山海关，形势急转直下，接着放弃北京，退出西安，流落江南，销声匿迹，为后人留下了诸多思考。

马基雅维里从政治关系的角度来考虑基督教。他将有组织的宗教当做一种社会控制的设置和工具，但他也确信宗教有害于社会的演变，因为它引导群众关心虚幻的身后世界而非实在的当下世界。对于马基雅维里而言，《圣经》就像许多古典作品一样，它用玫瑰色的眼镜来透视世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表达的观念就是马基雅维里认为的那种不根据真实的人性来定义现实世界、实践现实世界的思想典型，希腊的哲人用不可能企及的理想来构建他们的观念。马基雅维里也用评价柏拉图理想系统的方法来评价基督教的道德。对于马基雅维里而言，基督教营造的教义结构是不现实的和不自然的，因而无真实价值可言。如此这类的意见并没有使马基雅维里名噪一时。事实上，马基雅维里的名字遭到诅咒是因为他1527年逝世前几年有人盗版印制、抄袭、传播了《君主论》。不过那时的马基雅维里也习惯了被人不屑一顾。那些曾经想对他表示尊敬的人，尤其是那些其行为被他鲜明剖析过的君主，都会在马基雅维里阐述的真理世界面前感到难有其立足之地。而那种不屑一顾完全是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写照，它意味着大多数统治者和君主对一本揭示他们手段的书本身毫无兴趣可言。

陈公博早年就读北京大学哲学系，1920年于广州创办《广东群报》，为陈独秀所吸收，从事共产党宣传与组织活动，作为代表出席中共一大。陈炯明叛变前夕脱离中共，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读经济，1925年加入国民党，1927年宁汉分裂时积极追随汪精卫，于南京政府时期组织“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并创办《革命评论》，宣扬革命思潮。1938年随汪精卫赴南京组织伪政府，历任汪伪政府立法院长、上海特别市长、行政院长等要职，为汪伪政权第二号人物。日本投降后潜逃日本，后遭押解回国。1946年6月3日枪决。本书作者石源华运用陈公博的著作和相关史料，交互参照，对陈公博生平事迹，陈述甚详，尤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深处始终存在的种种矛盾冲突，生动刻画其变化多端的政治面貌和曲折多变的人生历程。史料翔实，笔调清新，是研究民国史和汪伪政权的巨构，也许称其为陈公博传记的顶峰并不为过。

《曾国藩研究（第4辑）》是关于研究“曾国藩”的专著，书中具体收录了：《从中国文化及其哲学看曾国藩形而上的“道”》、《论近代长沙城市的兴起发展与社会变迁》、《赈灾程序研究——以湖南为例》等文章。《曾国藩研究（第4辑）》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