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5年，约翰·亚当斯生于马萨诸塞州布伦特里（现今的昆西）一个农民兼补鞋匠的家中，他是第五代美国人。175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哈佛学院。1758年开始从事法律事务的实践。1774年，开始步入政坛，作为马萨诸塞州的代表参加大陆会议。1779 年，为马萨诸塞州起草宪法。1778年，任美国的欧洲外交官。1789年，在华盛顿担任八年总统期间，他一直任副总统。1797年当选为第二任总统。由于他任职期间在内政、外交方面均无明显成就，因而在1800年大选中败于杰斐逊。1826年7月4日，在独立宣言50周年纪念日这天，亚当斯与杰斐逊同时去世。约翰·亚当斯享年90岁零8个月。

杰斐逊1743年出生在弗吉尼亚。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勤奋好学，谙熟希腊文、拉丁文和法文。还热爱文学，对哲学也有较深造诣。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建筑师，当律师时颇有成就，大家认为他有雄才大略，他是一个“沉默的人”，用笔多于用嘴。1776年杰斐逊33岁，参与《独立宣言》的起草，当时他的母亲刚刚去世，不久前又死了一个孩子。妻子正在生病。他在接受访谈时说：“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割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他的这一番话。是《独立宣言》全文的精髓之处。杰斐逊和他的同伴们7月4日发表的《独立宣言》，标志着一个新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这个日子后来成为美国独立纪念日——即国庆日。

《宋美龄和蒋介石》是一部纪实体的长篇文学作品。宋美龄和蒋介石是中国现代最有影响的伉俪之一。有关他们夫妻之间的秘闻和传说，一直是时人街头巷尾谈议的话题；有关他们夫妻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历来是史学家争论不休的议题。自然，也就成为艺术家进行创作的重要的契机。我敢断言：谁也不敢说全部阅读了描写他们夫妻的各类作品。同时，我还敢断言：由于书作者的立场不同、文化层次的差异，所写作品就具有很强的排他性，而且和历史的宋美龄、蒋介石有着相当的距离。宋美龄是一位受教于欧美文化的女政治家。正如她自己说的：“我身上唯一可称是中国的东西是我的面孔。”蒋介石不仅面孔是中国的，而且他的思想、文化结构、民族意识都是地道的中国的。这样，就构成了他们夫妻之间在观念形态上的差异和对立。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他们夫妻之间一定会演出非同常人的戏剧来。同时，在他们夫妻的共同生活之中，这两种对立的文化的相互碰撞、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也会给人启迪，并从中悟出更深层的道理来。拙作《宋美龄和蒋介石》运用纪实的手法，力图通过鲜为人知的生活侧面，努力写出比较真实的宋美龄和蒋介石，并努力填补这类作品的空白。

自人类裂变为不同的国家后，国家就有了大国、小国之分，这里的大小不是国家面积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少，而是指国家的强弱。大国之大不在面积，而在实力。英国、日本虽小，但却是大国。人类历史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产生过一批大国。这些国家实力强大，国家富足，兵强马壮，并凭借强大实力称雄一方，他们的兴衰对人类历史的演进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考察研究人类历史上的大国现象，特别是研究20世纪世界的几个大国，对于把握现代国家兴衰的规律、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掌握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推进人类和平事业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独秀的一生，据他自己划分的段落：康党一乱党共产党。这也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轨迹。甲午战争的惨败，促陈独秀关心国事；在乡试的考棚里，目击“抡才大典”的弊端，又使他由选学妖孽转到康梁派，则“于广座为康先生辩护”，被“乡里瞀儒”目为康党。1903年拒俄运动，忠君爱国，请缨赴前敌为国捐躯，竞被说成犯上作乱而被通缉。报国无门，遂转为乱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使他由乱党而为共产党。他自称“一生差不多消耗在政治生涯中”，并承认这大部分的政治生涯是失败了的。不过，陈独秀基本上尚属一位观念人，在思想文化方面颇有建树。当陈独秀崭露头角时，即创办报刊，“惊钟适铎”，“开通民智”。他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本质是爱国救国。他组织政治团体——岳王会与共产党，是“直接行动”与“牺牲精神”的付诸实践，与武装暴动相去尚远。他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所提出的革命理念，在当时曾发生过空前的震荡，影响也十分深远。至于他的思想有否系统的理论，其理论是粗抑或是精，则见仁见智。不过，能对时代起有巨大震撼力的是适时之论，也与当时的社会发展条件相适应。

1935年，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的红军经长途跋涉、艰苦转战，进入甘孜藏区。红一、二、四方面军先后在甘孜州16县停驻，活动范围在10万平方公里以上，活动时间长达15个月之久。甘孜藏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四川盆地西部，是通向西藏的重要桥梁。就是在这里，红军飞夺泸定桥，实现大会师，谱写了长征史上的壮丽恢宏篇章！就是在这里，红军帮助藏族人民第一次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博巴政府，播下革命的火种，使甘孜藏区人民在苦难深重的黑夜里，看到了黎明，看到了希望！红军帮助甘孜藏区人民谋解放，以格达活佛为代表的甘孜藏区人民也尽全力支援红军。他们为红军献出了自己最后一粒青稞，最后一点羊毛；他们为红军带路当翻译，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为保护红军北上后留下的伤病员尽了最大努力……正如1950年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所说，甘孜藏区人民“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红军与甘孜藏区人民鱼水深情的动人故事至今流传，朱德与格达活佛的动人故事更是感人至深。格达活佛，甘孜白利寺主持，他受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红军的感召，认定红军确实是一支能够解放劳动人民脱离苦海得到幸福的军队，决定大力支援红军。他将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向群众广为宣传，说服群众返回家园、安居乐业。他积极发动、组织群众为红军筹备粮草。他还积极参加中华苏维埃甘孜博巴政府的筹建工作，并出任博巴政府副主席。格达活佛热诚支援红军的事迹传遍了甘孜。朱德总司令到甘孜后专程前往白利寺看望格达活佛，他们先后九次会面，促膝谈心，互赠礼品，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成为挚友。在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在朱德同志的谆淳教诲下，格达活佛由宗教开明人士成为红军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忠诚朋友。他们的友谊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少数民族地区宗教领袖的坦荡赤诚，体现了英勇红军与藏区人民的鱼水深情，体现了汉族与藏族人民亲如一家的深情厚谊。为纪念那段汉藏人民风雨同舟、并肩作战的日子，1991年，甘孜县在旭日岭修建了由江泽民同志亲笔题写馆名的“朱德总司令和五世格达活佛纪念馆”。朱德总司令与格达活佛的友谊必将被后人永远铭记！汉藏一家、军民一家的动人故事必将万古流芳！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朱德同志诞辰120周年，在这样的口子里，回顾朱德总司令与格达活佛的友谊，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

江华（1907—1999），原名虞上聪。湖南江华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江华1925年以优异成绩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参加群众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后，江华始终投身革命活动当中，先后参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新中国成立以后，江华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南京军区政委，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并于1980年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庭长，主持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的审判工作。江华是中共第八、十届中央候补委员和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为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纪念首任院长胡乔木，我们编辑了《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三部分：一、综述两篇：《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乔木》，分别评述他创建中国社科院的突出贡献和在学术上的卓越成就。二、回忆录七篇。是与胡乔木在社科院一起工作过的领导同志、著名学者或是身边工作人员所写。其中邓力群、朱元石的回忆录选自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我所知道的胡乔木》一书。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叙述与胡乔木的接触、交往，对胡乔木的认识、感受，不仅记录了他的言论思想，而且留下了他的音容笑貌。三、文献资料二十七篇。包括胡乔木1977年11月至1982年1月担任院长期间的讲话、谈话和指示报告、汇报提纲。这些文献资料相当全面地反映胡乔木任职期间社科院工作的实际情况和胡乔木关于稿好社科院建设特别是学科建设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的编辑出版是对胡乔木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期间工作的一个总结。胡乔木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建设，对中国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将会有所助益。

本书占有了大量第一手权威性的文字资料和图片资料，是第一部全面反映毛泽东军事思想及军事历程的画传性图书。 该书主要反映毛泽东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发展壮大、最终夺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人民军队建设成为现代化军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加强国防建设等方面的丰功伟绩。我这一辈子就是在打仗中过的，共打了二十二年。从没有打仗的决心到有打仗的决恼，从不会打仗到学会了打仗。

晏婴是齐国上大夫晏弱之子。以生活节俭，谦恭下士著称。据说晏婴身材不高，其貌不扬。齐灵公二十六年（前556年）晏弱病死，晏婴继任为上大夫。历任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辅政长达40余年。周敬王二十年（公元前500年），晏婴病逝。孔丘曾赞曰：“救民百姓而不夸，行补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晏婴头脑机敏，能言善辩。内辅国政，屡谏齐王。对外他既富有灵活性，又坚持原则性，出使不受辱，捍卫了齐国的国格和国威。司马迁非常推崇晏婴，将其比为管仲。晏婴字平仲，曾趺坐齐国灵公、庄公、景公三代君王达五十余年。他没有管仲的业绩——辅佐君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一霸；没有孔子的辉煌——“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影响中华民族文化数千年。但他深谙“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之道。为了民，他对外主张结交诸侯，和睦相处；对内主张轻徭薄赋，省刑爱民；他节俭廉洁，提倡举贤任能；他不顾个人进退，屡屡犯颜直谏。孔夫子赞其为“君子”、“忠臣”、“贤大夫”，愿“以兄事之，而加爱敬”；太史公慨然而叹：“假令晏子而在，余岁为之执鞭，所忻慕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