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向我国进攻。由于国民党政府一贯对日屈服，订下许多卖国条约，专一压迫屠杀人民，对日本的进攻毫没作抵抗的准备，因而不到三个月光景，便被日寇冲进长城，顺着平绥铁路、同蒲铁路打进了绥远、山西。那时好几十万晋绥军，只是乱招架了一阵，便望风而逃；那些政府官员、将军、太太，带上平时刮地皮刮下的金银珠宝、法币现洋，坐上火车、汽车，争先恐后地逃到西安、重庆等大后方去了。这下敌人更是凶焰万丈，到处杀人放火，如入无人之境。山西、绥远大部地区沦陷敌手，千百万同胞在敌人铁蹄下呻吟。幸亏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开赴敌后坚持抗战，内中有一位贺龙将军，率领一二零师，浩浩荡荡开到晋西北来。那时正是数九隆冬，北风凛冽，雪花纷飞。一二零师的健儿们，在冰天雪地中和敌人苦战，给疯狂的日寇以迎头痛击。一九三八年春天，接连收复了宁武、五寨、神池、岢岚、偏关、河曲、保德七县，并深入到绥远敌后，建立起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本辑共三册：《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新中国成立至一九六六年，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一个高潮期。十余年间，有大批作品问世，其中数十部影响广泛，极一时之盛。这些作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和原则，以满腔热忱和质朴的表现方法，讴歌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代表了那一时期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以特有的魅力，影响了几代读者，经历了时间的淘洗，流传至今。小说以朱老忠、严志和两家三代同冯老兰一家两代的斗争历史为主线，描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割头税运动和保定二师学潮斗争，艺术地概括了大革命前后中国北方农村和城镇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反映了中国农民革命由自发反抗到有组织的斗争的历史进程。它在揭示中国民主革命的农民问题，揭示农民和共产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关系上所达到的广度与深度，可以说在“五四”以来反映农民问题的小说中是一个集大成者。它既真实地写出了祖国历史的风云，农民心灵的演变，又再现了中国农民走向革命的历程，总结了两千多年来农民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形象地说明了中国农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组织起来，斗争才会胜利。正是这一点，作品揭示了民主革命阶段的若干本质特征，它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反映，也就达到了生活广度和思想深度的有机结合。

《六十年的变迁》共三卷。第一卷从清末的维新变法前后写到辛亥革命失败为止。小说主人公季交恕于1887年出生于湖南平江县的一个富裕家庭。他母亲童少英是父亲季晚和的小老婆，季家兄弟三人皆未得贵子，交恕的出生给季家带来欢乐。此后，童少英又生了两个男孩。但是交恕7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只好带着三个男孩随交恕的伯父季昌志迁居到凌家湾。这里的田产本是季晚和与季昌志共同经商赚的钱买下的，但伯父居心不良，处处欺侮幼子寡母，谋求私利。交恕母亲只好迁回泼头老家，但仍然遭受晚和大老婆的欺侮。后来，季交恕长到19岁时，进入黄杏村先生的经馆求学。这时正是康、梁维新变法思想流行的时代，在黄先生的影响下，季交恕大量阅读了具有新思想的《新民丛报》、《日本国志》和《盛世危言》等书刊，尤其喜爱梁启超的文章，读起来觉得非常有趣。不仅爱读，他还在写文章时仿效梁启超的“新文体”，喜欢畅谈现实大事，发表爱国的言论，被人称为“时务派”。他的作为和刻苦学习的精神深得黄杏村的赏识，认为他完全可以考中秀才，这使母亲非常高兴。后来，他果然成功地通过了县考和府考，但是道考却名落孙山，使母亲感到失望和烦闷。这时，母亲为季交恕成了婚。不久，他结识了从日本回国的凌雍雄，从他那里了解到孙文、黄兴的革命活动，知道他们同康、梁不同，要推翻清王朝，改变中国的君主政体为民主共和国，这使他感到很兴奋，颇受鼓舞，于是就向凌雍雄表示了要参加革命党的要求。母亲去世后，季交恕一心要考入湖北陆军中学，学习军事。但他在长沙误了考期，只得去九江投奔亲友。但是事情并不如意，只好回武昌，他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向武昌新军第二十一协统领黎元洪写了一封投笔从戎，请求破格录用的长信，结果被补了一名副兵，实现了当兵的愿望。在新军里，季交恕结识了具有革命思想的杨王鹏等人，积极参加他们组织的鼓吹革命的文学社的活动，成为文学社的骨干之一。文学社鼓吹的革命思想，在新军中到处传播，影响较大。他们之中的叶得胜等人积极活动，又和《商务日报》的刘复基联合，壮大了力量。不久，他们反对清政府借债筑路，被巡捕捉住关押。黎元洪知道新军里出现了革命党，决心严加惩处，季交恕等主要人物被打得鲜血淋漓，并被开除出新军。交恕无奈，逃往钦州，投奔到当了州官的叔父季小村那里。交恕在州衙门里负责起草案牍文书的工作。在这里，他亲眼目睹了官府里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的丑恶，看到了大小官员勾心斗角的丑态，他深深地感到了革命的必要性。这时，他突然接到文学社蒋翊武的信，信中告诉他武昌要起义，他便立即赶到武昌，准备参加斗争。原来，季交恕等人逃脱黎元洪的缉捕之后，文学社的活动曾暂停一时。但不久，蒋翊武被推为新的文学社社长，文学社又和“共进会”等联合，同盟会总部也与文学社取得了联系，革命的势力逐渐壮大了。革命党人在广州起义失败之后，都积极参加武昌起义。1911年8月18日，湖北革命军总指挥蒋翊武发布起义命令，打倒清王朝。夜里，叶得胜等领着起义者冲进制台衙门，清兵被迫投降，起义取得胜利。但是，起义者缺乏有威望的领导，他们共同推举新军首领黎元洪为湖北总督。黎元洪胆小怕事，忧心忡忡，勉强答应。这时清王朝任命袁世凯为两湖总督，更使黎元洪忧闷不已。随着十多个省宣布独立的形势发展，革命趋向高潮，但季交恕发现革命党人并未真掌握大权，蒋翊武只当了个联络使，文学社的人也不被重用，这使他失望。不久，袁世凯派段祺瑞、冯国璋率兵攻进汉口，同时又派人与民军和谈。此时，当了标统的季交恕奉战时总司令黄兴的指示，率兵夜渡汉口成功。但是黑山炮队叛变，引导北洋军队包抄民军，使民军伤亡很大，季交恕只得退守汉阳和武昌。在战斗中，叶得胜英勇捐躯。这时，黄兴被迫辞去总司令之职，蒋翊武担任了总司令，率兵坚守武昌。袁世凯在各省总督于汉口开会之时，派人前来议和，但又故意拖延时间。于是各省代表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在10月12日于南京就任。袁世凯极不满，黎元洪从中调停，经过议论，便向上海谈判代表致电：如袁世凯能逼清朝皇帝退位，代表会就可选袁为正式总统。最后，清帝答应退位，孙中山也让步，袁世凯便当上了总统，黎元洪当了副总统。袁世凯窃取政权后，任命蒋翊武为陆军上将，季交恕为少将。但袁世凯很快下令解散国会，通缉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暗杀宋教仁，致使湖南、云南、四川等五省宣告独立，掀起了反袁斗争。辛亥革命失败了，中国陷入黑暗混乱的局面，季交恕、蒋翊武、杨王鹏退职还乡，去日本留学。小说的第二卷，从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直写到大革命失败。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成功，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已结束，季交恕从日本回到中国。这时的中国处于段祺瑞掌权的时期，南北分裂，派系斗争猖狂，战争频繁，民不聊生。季交恕回到平江易，担任了救贫工厂厂长，兼任启明女校师范班的国文教员，很受欢迎。不久，他卖掉家里的土地作股东，办起兴业织布公司，当了总经理，想以实业救国。但是，当时军阀混战情况严重，直系军阀与皖系军阀的斗争很激烈，皖系的张敬尧当上湖南督军后，吴佩孚这个进攻湖南的先锋竟与湘军谭延闿勾结，放弃防线而撤军，以便湘军入湘。张敬尧也为保全实力，而从岳州、平江撤军。兴业公司和其他行业一样，遭到湘军的抢掠和强派军饷的残害，季交恕无奈关闭了公司，使其实业救国的理想落了空。他来到长沙，先以卖文为生，后来教书度日，但教育界派别之争同样严重，而且军队与政府挪用教育经费贩卖鸦片，常常使教师薪金被拖欠，生活艰难。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革命进入了新阶段。这时，季交恕结识了何叔衡，读到《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籍；后来又见到毛泽东，受到革命的启发，并参加了共产党。不久，季交恕在安源亲眼看到工人的悲惨生活，深刻地理解了《资本论》的理论，并在毛泽东的指派下，编写了《平民读本》，作为安源煤矿工人夜校的教科书。刘少奇在安源组织和发动了工人运动，取得很大胜利。这时，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与国民党组成联合战线。季交恕受党的委派前去广州筹款，有机会结识了方维夏、谭延闿、陈延年和廖仲恺这些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并被留在广州北伐军总司令部党务处工作，而且见到了孙中山先生。他受孙先生之教导，写出《党务须知》、《为什么要北伐》等小册子。他还介绍一起工作的方维夏加入了共产党。谭延闿首次出师失败后，在广州办起“湘军讲武堂”，季交恕和方维夏共同参加了政治部工作。“五卅”惨案发生了，全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日益高涨。就在这时，国共联合，成立了国民政府，但国民党右派却在上海成立国民党第二中央。蒋介石也在广州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逮捕舰长李之龙，搞起“整理党务案”，反对共产党。共产党负责人陈独秀对于蒋介石的作为忍让过度，季交恕和方维夏心中忧闷沉重。国民政府决意北伐，季交恕担任张辉瓒第四师的党代表。北伐取得胜利，蒋介石的教导师攻占了南昌，他的野心更加扩大，竟然要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至南昌，由他控制。但国民党中央决定迁都武汉，于是被免去中央常委和军委主席职务的蒋介石，在英美帝国主义和江浙资本家的支持下，于南京成立了新的国民政府，对抗武汉政府。同时，他还大搞“清党”、“反共”把戏，在上海、江西等地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但是陈独秀却一味右倾，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对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不久，蒋介石、汪精卫合作，共同反对共产党；谭延闿也投降了帝国主义，大搞反革命罪恶活动，使共产党蒙受重大损失。这样以来，中共只得在“八七”会议上撤换了陈独秀的领导，决定开展土地革命。之后，毛泽东上了井岗山，季交恕受党的指派，回平江工作。第三卷从十年内战写到全国解放。就现存的部分遗稿看，作者在书中写了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者的残酷迫害，写了罗纳川和夏明翰等革命者的英勇斗争等。《六十年的变迁》是当代著名的历史长篇小说，正如作者在《六十年的变迁·自序》中所说的那样，这是一部“主题大、时间长、牵涉面广”的小说，作者的目的是想“将时代的政治、社会演变，各种矛盾，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前仆后继的斗争过程，失败和成功的经验、教训，描述一个轮廓。”应当说作者的希望基本上实现了，作者笔下的人物和故事，既是历史又是艺术，既有史学的价值又有文学的价值，既有艺术的虚构，又有历史的真实性，把历史和小说成功地熔为一炉，就是这部小说的特点，也是它的成就。如作者描写辛亥革命那一章，对革命党人如何筹划武昌起义，刘复基、杨烘胜、彭楚藩英勇就义，工程营打响第一枪，黎元洪意外当上都督，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利用矛盾，施展诡计，窃取私利，使辛亥革命归于失败等等，基本上都是真实历史的记述。但是，人物的心理，环境气氛的描绘，故事的细节描写，甚至包括人物的对话，都是作者根据客观的史实，按照历史事实所作的符合人物性格、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推理和想象，是一种艺术的虚构。这种史实和虚构的结合，使小说成为较好的艺术作品，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和艺术力量。当然，这部小说重在描述历史的演变，重在描述“轮廓”，作者通过季交恕的活动，把历史事件串联起来，把不同的时地集中起来，这对于展示那个时代的政治风云的变幻，是非常有益的。它让读者看到了历史发展的轮廓，看到了不同地方的风情和五光十色的社会画面，看到了不同人物的特点，这也是非常好的。但是，作为小说，主人公季交恕的形象，却没有得到充分地描绘，还显得不够丰满，这是它的不足。不过书中的季交恕从一个普通的知识青年，到投身革命，加入共产党，在革命风浪中屡经磨炼，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战士，他的人生历程，足以反映现代中国早期的一些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他忠于革命事业，他的爱国精神，都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书中的其他历史人物，多半写得比较好，如黎元洪、谭延闿、廖仲恺和何叔衡、夏明翰等，都有较成功的描写，甚至颇能引人入胜。小说的语言朴实自然，生动流畅。以上这些特点，使《六十年的变迁》成为一部优秀作品，受到读者的欢迎，得到文学批评界的重视。<

在新中国六十年的历史上，几代作家在不同的时期创作了数以万计的长篇小说。我们作为新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专业文学出版社，素有“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从这里开始”之誉，长篇小说出版资源非常丰富。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我们从业已出版的长篇小说中遴选出部分优秀作品，汇集成“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中国60年长篇小说典藏”一次性推出。这些书目的选择，兼顾历史评价、专家意见、读者喜好，以及题材和思想艺术风格的丰富性，它们集中展示了新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伟大成就和发展变化，从文学的角度折射出中国特别是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风貌。入选作品大都经过了时间淘洗，是可以流传的上乘之作。阅读或收藏，均富有价值。

《朝内166人文文库·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红旗谱（套装共3卷）》以朱老忠、严志和两家三代同冯老兰一家两代的斗争历史为主线，描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割头税运动和保定二师学潮斗争，艺术地概括了大革命前后中国北方农村和城镇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反映了中国农民革命由自发反抗到有组织的斗争的历史进程。《红旗谱（共3册）》在揭示中国民主革命的农民问题，揭示农民和共产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关系上所达到的广度与深度，可以说在“五四”以来反映农民问题的小说中是一个集大成者。它既真实地写出了祖国历史的风云，农民心灵的演变，又再现了中国农民走向革命的历程，总结了两千多年来农民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形象地说明了中国农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组织起来，斗争才会胜利。正是这一点，作品揭示了民主革命阶段的若干本质特征，它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反映，也就达到了生活广度和思想深度的有机结合。

本书可以说是《暴风骤雨》的续篇，虽然一个写的是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一个写的却是湖南山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它们是中国农村的两次暴风骤雨。小说集中深入地描写了一个僻静的山乡，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引起的异常深广的变化：相沿几午年的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古旧的社会习俗，家庭生活以及人和人的关系等，在一个短时期中被连根掀翻。作者用细腻的自我批评，带着亲切的乡士气息，刻画了几个革命干部和农民的形象，其中邓秀梅、李月辉、陈在春、盛佑亭等，各有自己鲜明的性格和特征，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5年周立波返回家乡湖南农村，安家落户，深入生活。一九五七年底完成了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又写出了续篇。深刻地反映我国农村的巨大变化。农业合作化运动，是要改变两千多年来世代相袭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改变中国劳动者几千年来的劳动习惯和生活习惯。是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周立波是一个时代感使命感很强的作家，他以敏锐的眼光紧跟时代变革，把笔触集中到农村，以农村为背景，生动地记录了这一历史变革。1955年的初冬，一个风和日暖的下午，在资江下游一条山边的村路上，一个20多岁身穿青斜纹布制服的女同志，正在匆匆忙忙赶路。她是县委派往青溪乡帮助搞合作化运动的团委副书记，共产党员邓秀梅。她虽然年龄不大，却有较丰富的工作经验，能吃苦耐劳，已是有独挡一面能力的“老”同志了。邓秀梅来到清溪乡，合作化运动很快便在这里开展了起来。但是，在这个偏僻的山乡，封建思想、私有观念、陈旧的风习都是根深蒂固的，它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加之一小撮隐藏的阶级敌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总要造谣破坏，合作化运动必然遇到重重阻力……

《上海的早晨》可谓是一部难得的佳作，其认识与艺术价值不容忽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有着科学的认识，针对他们的两面性，在解放伊始，创造性地制定了对其进行和平改造的政策，以使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实体。《上海的早晨》以解放初期的上海为背景，形象地描绘了改造民族资产阶级这一重大历史过程，深刻地指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子夜”走向黎明后唯一的一条光明前途；接受改造、弃旧图新，走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作品的意义之所在。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一组民族资产阶级人物形象，其中犹以全书的中心人物徐义德刻画得最为出色。1949年春，上海刚刚解放。资本家们惶恐不安。沪江纱厂的总经理徐义德亦是优心忡忡。早在解放军还未攻打上海的时候，这位人称“铁算盘”的徐义德就想好了上海呆不住便去香港、乃至去纽约的退路。上海的解放使他动了去香港经营产业的念头。他用在上海解放前夕运到香港的六千纱锭，在香港开办了新厂，又将现有棉纱偷运出沪，换外币存到香港、纽约的银行，并把儿子送到香港读书。然而他终于没有走，他放不下在沪的家产。为了自身利益，他处心积虑地与共产党和人民政权对抗着。一方面，他让心腹——沪江纱厂的副厂长梅佐贤，收买了国民党潜伏特务陶阿毛，打进工会，为他通风报信，应付共产党；另一方面，又通过梅佐贤贿赂税局驻厂干部，窃取国家经济情报，牟取暴利，在生产上，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大发不法之财……[看更多]

《大波》共三卷：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这部长篇小说，初作于抗日战争前，1956年作者开始重写。第一部于1953年初版，反遇保路同志会成立的劝人惊景和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对运动的血腥镇压。第二部于1960年初版，描写各地同志军蓬勃展开的武装斗争和反动统治者所采取的一系列阴谋手段。第三、四部分别于1962、1963年初版，表现反动政权迅速崩溃的必然性、大汉军政府和蜀军政府成立的复杂过程，以及在新的政治形势下各种社会力量的矛盾冲突和亿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第四部仅写出四章五节，以作者不幸病逝，全书未竟。《大波》正面描写保路运动这一场革命暴风雨。不能忍耐“清末”“倒死不活日子”的人们汇成了一股反清革命的洪流。然而在“洪流汇成为路上除了光明与希望，还有泥沙俱下的黑暗与野蛮”，作品极生动地警示出：“革命绝不仅仅有神圣的力量”。《大波》（第一部）写直接引起武昌起义的辛亥年四川争路事件，人物活动的幅度更为开阔，但作者的生活认识和艺术表现跟不上作品因题材扩大而产生的要求，因而作品对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尚缺乏足够的艺术概括。广博的社会知识，善于描绘风土人情的本领，使这几部作品具有相当浓郁的时代气氛和地方色彩。对左拉、莫泊桑创作的借鉴有助于李劼人形成上述的艺术特色，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细节敏琐、铺写不当的自然主义的缺陷。

《朝内166人文文库·中国当代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学生运动及革命知识分子斗争生活的优秀长篇小说。《朝内166人文文库·中国当代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如何自觉地承担起决定民族命运的“历史责任”，组织民众，不避个人受难和牺牲进行斗争的英雄历史。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青春之歌》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学生运动、塑造革命知识分子形象的优秀长篇小说。作者杨沫，出生于北京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曾在河北省定县等地教书，后又在北京做过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在此期间接触了马列主义思想，并加入了共产党。这种个人的生活经历对她的小说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青春之歌》正是以“九·一八”到“一二·九”这一历史时期为背景，以学生运动为主线，成功地塑造了林道静这一在三十年代觉醒、成长的革命青年的典型形象。林道静出生于一个大地主的家庭，是一个中学生毕业生，为了反抗封建家庭的束缚，她毅然出走，只身逃到了北戴河谋生。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和打击之后，她对前途绝望了，在这样的时刻，那个在她眼中具有“骑士兼诗人”风度的余永泽闯入她的生活，成为她生活的伴侣。然而，渴望着“独立生活”做“自由的人”的林道静并不满足于做余永泽的家庭主妇。她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使她同那个冷酷自私的余永泽感情上出现了裂痕；余永泽的蝇营狗苟也使她看清了这个自私、平庸的男子的本来面目。更为关键的是，通过同共产党员卢嘉川等人的交往，革命的新天地更使她感到同余永泽的格格不入。终于，林道静斩断了小资产阶级感情的羁绊，离开了余永泽，从此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她参加游行、散发传单、宣传鼓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经受了铁窗的考验，最后迎着敌人的水龙大刀，和革命队伍一道勇往直前。小说生动地描绘了林道静由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逐步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所经历的曲曲折折、反反复复的人生历程，从中透视出整整一代革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艰苦道路。除林道静之外，小说还塑造了卢嘉川、林红、余永泽、王晓燕等一大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人物形象，其中有为民族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有投机钻营以求平步青云的统治阶级的奴才，也有叛徒、特务以及自甘堕落的青年，形形色色人物的精神面貌得到了展示，这又使得小说包含了广阔、丰富的时代内涵。在艺术特色上，整部作品结构宏伟，情节曲折复杂，在处理人物形象时作者避免了简单片面的处理，而是以细腻的笔触伸入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中，真实地刻划人物的心理，较为全面地把握了人物的多重侧面，因而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