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播种爱情》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第一部以西藏人民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小说发表的年代与小说描绘的年代几乎同步。作者在25万字不算太长的篇幅内，依托广阔的社会背景，以现实主义的有力笔触，塑造出富有时代精神的众多人物典型，真实地展现了西藏人民和平解放初期的历史风貌，准确地预示出西藏社会不可逆转的发展前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小说具有一定的史诗性质。不可讳言，西藏地区在祖国大家庭中具有复杂的社会制度、历史沿革和风俗习惯。在这样一个地区实行社会改革，必不可免地会遇到一些极为特殊的棘手的问题。碰这个题村，不但要求作家具有娴熟的写作技巧和丰富的生活经验，更要求作家具有对政策的理解和对人的良知。在此诸因素的基础上，作者采取了一个最佳创作视角，即对藏族同胞真挚宽厚、百折不回的爱心。这就是小说书名的深刻寓意所在。当然，小说也多处描写过男女情爱，但这并非小说的主旨。整部小说所着意展示的是新西藏的建设者们对这片虽然贫脊却前途远大的土地的爱情，对虽然落后却善良勤劳的藏胞的爱情。他们将爱情播种在西藏的荒野，也播种在藏胞的心田。他们在播种对祖国、对人民的爱情过程中，培养了互相之间纯洁美好的情爱。正是这种崭新的崇高的爱情，使整部小说洋溢着一种温馨而炽热的氛围，渗透着一种高尚而纯洁的情调，折射着一种绚丽诱人的理想之光。可以说，这部小说是对祖国对人民的爱恋之歌。体现这种崇高之爱的最突出的代表人物，首先是工委书记苏易。他在复杂多变的情况面前，既忠实又灵活地落实党的政策。政策性和人民性在他身上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他执行政策的时候竟让人感觉不到政策的生硬的触角，而只感到他对人民的发自内心的爱！作为“这一个”似乎他“怎么做”都是他爱心的幻化。对待许多不寻常的问题，他的做法也是不寻常的。郎加因“抢福”而砍伤农业站站长陈子璜，他却把郎加送来农业站工作；郎加不相信伤人而不办罪，私自逃回山里，他并不派人去追；格桑拉姆拒领共产党的工资，他并不批评责怪，每次都妥善将工资保管好，每月照样派人按时送去；山民偷占农业站开好的荒地，他劝陈子璜不必计较，决定把地让给他们，只要他们试种冬麦就行……苏易的这些做法，都是经过对藏胞的特殊情况的周密分析而决定的，但它的出发点无一不是为藏胞的根本利益和美好远景着想。苏易的形象，一扫此前某些文学作品中党的领导者的雷同概念的干瘪面孔，打破了那种常见的“政治化身”的模式，而是文学画廊里一个富有个性的党的领导者的新式典型。叶圣陶老先生曾为此感慨系之。他说：“有人说，文艺作品写党委书记不容易写好。我觉得这篇小说里的苏易就写得很好，我们常常说的党的领导，在苏易身上形象化了。”如果说爱是一种理想的结果，那么，这种爱的最根本的体现，就是帮助藏胞提高生产力水平，根除落后贫困的面貌。作者深知，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最活跃的因素，因之，这部小说的整体部局就像一圈圈的涟漪，涟漪中心是农业技术推广站，由此拓展开去，波及到西藏地区各社会阶层和历史渊源，形成一幅波澜壮阔的向前跃动的社会画卷。作者摒弃了那种政治化、口号化的贴标签式的人物，而让他的人物都在画卷中占据恰到好处的位置，充分展示出各自的个性。尤其是雷文竹、倪慧聪、林媛、朱文才等知识青年和转业军人，他们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有着共同的理想和抱负，富有忘我精神，满怀革命激情，但他们又是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领域发挥不同的作用。他们是个性化的新型的群体。在这方面，作者充分显示出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知识以及结构技巧和典型化能力。他是以科学的社会发展规律，来审视社会矛盾和人物关系的，因此他在这部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理所当然地产生了典型共鸣，不仅在50年代具有巨大的典型意义，直至今天，这些年轻的形象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艺术魅力。这或许正是这部小说的生命力所在。<

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茅盾全集》第三卷印行。

新中国成立至一九六六年，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一个高潮期。十余年间，有大批作品问世，其中数十部影响广泛，极一时之盛。这些作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和原则，以满腔热忱和质朴的表现方法，讴歌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代表了那一时期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以特有的魅力，影响了几代读者，经历了时间的淘洗，流传至今。为了较完整的展现当代长篇小说发展的源流和那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面貌，我们特编辑出版“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丛书。一、从书以我社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选拔本”和九十年代出版的“红色经典”系列作品为基础，尽可能地集纳更多的优秀作品。二、丛书作品出版时间，大致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五年之间，个别多卷本作品的出版过程较长，超出了这一时段。三、由于多种原因，一些作品曾有多种修订本，此次出版，选其较优版本，并参照其他版本进行校勘。<

《激流三部曲》是长篇《家》《春》《秋》三部连续性小说的总称。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从1931年开始创作第一部《家》，到1940年完成第三部《秋》，其间断断续续经历了10年时间。这是文学史上继《红楼梦》之后又一部记录封建大家族没落史的杰作，通过对官僚地主家庭高老太爷一家变迁衰败，分崩离析的真实描绘，揭露了封建家庭的触目惊心的层层黑幕，歌颂了知识青年的最初觉醒和英勇抗争，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彻底崩溃的历史概貌，为旧制度敲响了丧钟。《三部曲》以五四运动所掀起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激流必将摧毁一座座封建思想的最后营垒为总的主题，展示了腐朽没落的封建秩序、伦理道德必然死亡，民主的新生的一代青年正在崛起这样一个重大意义的社会趋向。它的内容由三个互相连续的部分所构成：《家》描写了高家森严的威势，梅的忧郁而死，瑞珏的悲惨结局，鸣凤的投湖自尽和觉慧的毅然叛逆。《春》描写了觉民的继起斗争，淑英的愤然出走，惠的悲剧命运和克安、克定的日趋堕落。《秋》描写了高家矛盾的激化，情儿的重病身亡，觉新的逐步觉醒和高家的土崩瓦解。具有强烈反封建意义的故事，曾经激动过几代读者的心。《激流三部曲》在艺术上也是成功的，作品塑造了众多的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语言清新流畅，富有浓烈的感情色彩，读来真挚感人。从文化意义上，把《激流三部曲》看成是传统“忠孝仁义爱信和平”在现代文化背景下的堕落和“建功立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现代文化背景下内涵的更新，也许是有合理性的。在中西文化碰撞的夹缝中，巴金是现代文化人中不偏不倚、又西又中的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沉思考，使他不能轻易地扬弃它的全部，但他又感到全部因袭的可怕。所以他从最能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形态之一——家庭出发，来审视现代的生活与心态。他冷静地剖析出了对传统“忠孝仁义爱信和平”作抵抗的两种方式：堕落与叛逆。前者以克安、克定为代表，后者以觉民与觉慧为代表，二者形式与性质并不相同，但效果却是一致：预示封建文化思想的消亡。值得注意的是：觉慧、觉民没有再去走贾宝玉的老路，归回到道家的避世养生、知足常乐的没落境界，而是投身于时代的激流，创造更新的文明。所以在他俩身上仍然有着“建功立业”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文化内质，只不过更有进步意义一些。

抗日战争时期，被党派往敌占区做地下工作的同志，都抱着光荣感与责任感来接受党的委托。打入内线之前，他们怀有“肩担真理、怀抱革命”的凌云壮志；到敌占区后，抱着“虽处敌特监视下，更在群众保卫中”的开朗态度；他们生活作风上具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情操；跟敌人作斗争的时候，充满了“手中无寸铁，腹内有雄兵”的英雄气概。而且，为了党的事业，为了革命的胜利，他们毫不计较个人得失，随时限备付出自己的一切。对于这些忠心耿耿埋头为党工作、创造了丰功伟绩、留下了可歌可泣事迹的同志们，任你有多好的歌喉、多饱的笔墨也是唱不尽写不完的。《野火春风斗古城》这本小说，就是从上述诸英雄人物的生活和斗争中，东鳞西爪地选取了一些零星片断写成的。拿它与实际生活比较起来，犹如从波涛万顷的海洋里汲了一瓢水，从浩瀚无边的原野里抓了一把土。本书前言特色及评论文章节选

《朝内166人文文库·中国当代长篇小说：逐鹿中原》刻画了一系列成功典型，通过对我军指战员的精神风貌和部队的内部关系与军民之间的关系的描写，向人们亲切地展现了我们都是这支人民军队的一员，都是靠了党和人民的哺育而成长起来的人，正是这些使我们心心相通而一见如故！

新中国成立至一九六六年，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一个高潮期。十余年间，有大批作品问世，其中数十部影响广泛，极一时之盛。这些作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满腔热忱和质朴的表现方法，讴歌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代表了那一时期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以特有的魅力，影响了几代读者，经历了时间的淘洗，流传至今。为了较完整地展现当代长篇小说发展的源流和那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面貌，我们特编辑出版“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丛书。一、丛书以我社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选拔本”和九十年代出版的“红色经典”系列作品为基础，尽可能地集纳更多的优秀作品。二、丛书作品出版时间，大致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五年之间，个别多卷本作品的出版过程较长，超出了这一时段。三、由于多种原因，一些作品曾有多种修订本，此次出版，选其较优版本，并参照其他版本进行校勘。四、谨向对丛书出版给予支持的作者、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单位致以谢忱。

本书是建国后内蒙古文坛出现最早的长篇小说，也是第一部表现40年代末期内蒙古社会生活的作品。它描写的主要是察哈尔草原上小小的特古日克村发生的故事，但它揭示的却是特定年代内蒙古人民的历史命运，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因为小说是把故事放在巨大的时代背景上来叙述的。这个背景就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社会乃至内蒙古社会不同政治势力的对峙、交锋。在小说中，代表国民党的刘峰来到了特古日克村，代表共产党八路军的苏荣也来到了特古日克村。是跟共产党走？还是跟国民党走？还是像曾经留学日本、日本侵华时期任伪蒙疆政府副厅长的齐木德鼓吹的那样，蒙古人应当独立，复兴自己的民族？这并不仅仅是特古日克村人或者明安旗人面临的选择，而且是所有内蒙古人民面临的选择。正是这个巨大的时代背景使小说叙述的故事具有了以小见大的功能和高度的典型性。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交织，都在特古日克村的生活中体现出来。这种生活的复杂性甚至集中到一个家庭——大牧主瓦其尔的家庭中。瓦其尔精明、自私而又圆滑，只要能保住他巨大的家产，他不管你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所以内战爆发后他缝制了两面旗，一面是共产党八路军的五星红旗，一面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谁来就挂谁的。但他的两个儿子则走上了截然相反的两条路：大儿子旺丹参加贡郭尔的保安团，偷偷为贡郭尔送情报；二儿子沙克蒂尔却参加了八路军领导的骑兵中队。家庭生活中的冲突实质是国家、民族的基本矛盾在家庭生活中的反映。不过，瓦其尔最后遭国民党匪军严刑拷打的结局，说明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有光明的前途。在对特古日克村斗争生活真切、细致的描绘中，小说体现出浓郁的草原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民族特色。这主要得力于作家对蒙古族人民的深刻理解和对蒙古生活的熟悉。就人物性格而言，铁木尔的倔强、固执、自尊、勇猛；斯霞的执着、坚忍，洛卜桑的豪爽、豁达、爱面子，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从作品展示的生活图景看，无论是热烈、欢乐的摔跤场面，还是民间祝词家唱着颂词给工作队献马，还是沙克蒂尔和莱波尔玛那炽烈而反伦理的爱情，同样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小说的语言尤其具有民族色彩，因为它恰如其分地运用了蒙古族人民丰富、幽默而又朴素的谚语。这首先体现在小说中人物的对话上。瓦其尔见到归来的铁木尔时说：“俗话说得好，马儿走出千里远，也要跑回生长它的牧场来，人怎能像一只没有窝的野雀似的东跑跑西飞飞呢？”铁木尔谈自己在外面与八路军的交往时说：“八路军对我个人实在不错。可是就像俗话里说的那样：一个窝的燕子，有的往东飞，有的往西飞，人们对八路军的看法也不一样。我的朋友哈吐就常说：‘黄羊碰见猎人，还要想三想往哪个方向跑，我们蒙古人再也不能闭着眼乱跟别人走了。你想想，八路军那么好，为什么没有一个蒙古人当八路呢’？”贡郭尔诅咒那些热情接待八路军的牧民时，骂的也是：“这帮人都像秋天的枯草，见了谁都只知道点头哈腰！”这些语言中都有比喻，而用来作比的马、黄羊、枯草等等都使人想起草原。人物的对话是这样，作家的叙述语言也是这样。卷二第五章写到凶残的贡郭尔父子突然热情对待斯琴并且递上一碗奶茶时，用的是这样的语言：“谁不知道，人们出卖马匹之前，总是替它洗刷两次毛皮，增加几斤草料，以便于使买主出高价，又满意！”这种机智的比喻不仅富于地方特色，而且一针见血地揭穿了贡郭尔父子的险恶用心。从创作方法来看，这部长篇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但也借鉴了象征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手法。这表现在小说对草原的描写中所包含的暗示性与抒情性。小说开头描写了察哈尔草原寒冷、多雾的春天，指出草原上的人们困惑而又急切地期待着晴朗的夏天。这里的季节显然是暗示某种时代气氛。小说卷一第十章描写了草原上两条不同的河流，也是暗示两种不同的政治势力或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小说最后写到斯琴等人烧毁住着敌人的蒙古包时，对草原和黎明作了充满激情的描绘，并且发出了“呵！草原——我们慈爱的妈妈！”这样深情的呼唤。<

地裂山崩的“五一”反“扫荡”战争爆发了，日本侵略者向国民党蒋介石加紧了政治诱降，回师后方，集中了他们的主力部队，向冀中军民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扫荡”，当“五一”反“扫荡”战争打的最紧张最激烈的时候，在滹沱河的下游桥头镇，发生了一次地裂山崩的战斗……

赵树理是我国真正熟悉农村、热爱人民的少有的杰出作家之一，他的作品真实地再现了我国农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革，而且具有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在弘扬我国优秀民族文艺的传统、促进革命文艺的大众化方面，作出了富有成果的贡献。《三里湾》成于1955年。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优秀作品。华北解放区模范村三里湾在进行着如火如茶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秋收、整党、扩社、开渠……合作化运动给农村带来新气象，但由此也引发了有关于两条道路、两种思想、两种生活方式的种种矛盾，三里湾在发生着巨变。三里湾是县上有名的模范村，又是工作试点。旗杆大院设有村政府、社委会等，是村上的政治文化中心。1952年9月1日，女青年玉梅从夜校归来，在大嫂家发现一奇怪的小本子，上面写有：“高、大、好、剥……”等字。她百思不解其意，后经人解释方知这是哥哥王金生写下的工作笔记，这几个字分别代表村里几户人家的特点：“高”是土改得利高；“大”是家大股头多；“好”是土地质量好；“剥”是有轻微剥削。他写这些是便于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工作方针。金生是村上的党支部书记，带领全家一心走合作化道路。弟弟玉生心灵手巧，掌管全社的技术工作，他聪明、肯干，常搞些小发明。可惜媳妇小俊听从娘家妈的挑唆，从不支持他工作。这天晚上，小俊因要钱买绒衣不得，便寻衅与玉生吵闹，并以离婚相挟，玉生忍无可忍，一气之下奔到旗杆院要求开证明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