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深秋，国民党军王牌部队整编第七十四师开始向我解放区疯狂进攻，华东解放军沈振新所部一个军奋起抗击，经过苦战，我军被迫撤退，北上山东，实施战略转移。作战的失利，撤离熟悉的家园，使部队的思想一时处于一种压抑茫然的状态。军长沈振新的心情和战士们一样沉重，他坐卧不安，暴怒无常，对敌人的愤恨以及对失利的懊恼，使这位一贯勇敢善战的将领一时竟失去了正常的生活秩序与生活状态。他渴望有朝一日能与七十四师再度交手，一决雌雄。部队进入山东北部休整待命，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以增强战斗力。整训后，军情激奋，部队战斗情绪处于十分饱满高昂的状态。同时，蒋介石也下了最后的决心，向华东解放区全面进攻，步步进逼，妄图以优势兵力，把华东三十万解放军压迫在山东狭长的沂蒙山区，以最后决战。而我华东解放军司令部经过精密部署，决心分批吃掉敌人，打开敌包围的缺口，让敌人计划彻底破产。战略反攻的目标首先确立在对以莱芜为中心及附近吐丝口地区敌李仙洲部的包围上。沈振新的部队遂由南向北参战。经过急行军，部队准时按预定时间接近了吐丝口，与友邻部队一起完成了对李仙洲部五万余人的包围。莱芜大战打响了，在三十里长的战线上，我军向敌人发动了势不可挡的进攻。沈振新军迅速攻占了吐丝口敌外围阵地，但敌凭借坚固的地堡工事及精良装备，负隅顽抗，与我军纠缠，双方一时处于僵持状态。这时，华东解放军司令员陈毅直接指示沈振新，要求快速解决吐丝口战斗。关键时刻，沈振新把作为预备队的刘胜、陈坚的“老虎团”调往前沿，组成一支突击力量，冲破敌火力网，插入吐丝口心腹地区，消灭敌指挥所。在我炮火的支援下，战士们奋不顾身地向前突进，很快突破了敌几道防线，直接攻到了敌师指挥所前。敌师长何莽见大势已去，仓惶化装逃走，被神枪手王茂生发现，生擒活捉。吐丝口失守，迫使李仙洲下决心突围，但在进入我军的伏击圈后，敌人溃不成军，很快丧失了战斗力，李仙洲也被活捉。莱芜大战，不到三天时间，歼敌五万六千余人，瓦解了敌对我的压迫围攻。蒋介石非常震怒，飞抵济南，亲自督战，妄图再次拿出王牌军七十四师，以之作为核心和中坚，再次向山东的战略要点沂蒙山区进行新的进攻，诱逼我与之决战。敌人的行动很快被我军钳住，经过研究，决定对单兵冒进的七十四师进行包围，坚决消灭之以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敌师长张灵甫是蒋介石亲自栽培的忠实部下，他骄横专断，以为自己装备精良，又有和蒋介石的亲密关系，因而并未意识到眼下的危机，他信心百倍地以孟良崮一带为据守中心，妄图以“中间开花”的形式，配合敌其他部队歼灭我华东主力部队。与此同时，沈振新部接到了命令，从鲁南星夜兼程赶往沂蒙山区，参加会战。整个部队从上至下，斗志昂扬，和七十四师一比高下以报涟水之仇的时机终于到来了。刘胜、陈坚团率先赶到了垛庄，消灭了同期到达垛庄的一个敌辎重部队后，又抢占了垛庄和孟良崮之间的一个重要高地，对敌形成了最严重的威胁。包围七十四师的口袋进一步收缩，战斗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沈振新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刘胜陈坚的部队首先攻上了山腰，与敌展开了肉搏争夺战。战斗异常残酷激烈，凶恶的敌人顽固效忠张灵甫，拒不投降，以期抓取任何一线获胜得救的希望。沈振新的部队发扬了高度的牺牲精神，拚命向前，决不后退半步。在挽救危机的关头，团长刘胜壮烈牺牲。刘胜的牺牲进一步激怒了战士们的情绪，终于攻占了孟良崮敌最主要的阵地玉皇顶。沈振新决定以陈坚的团固守玉皇顶，以有利地形对敌实施打击，同时又派出精干小部队，从绝壁悬崖上踏出一条路来，直捣敌人的指挥机关。小分队在杨军等的带领下，机智勇敢地接近了张灵甫的巢穴，与洞外及洞里的敌人展开了血肉拚杀，在激烈交战中，张灵甫被乱弹击毙。失去了指挥的敌人，见败局已定，纷纷弃枪投降。骄横一世的七十四师至此终于全军覆没，孟良崮的主峰上飘扬起了我军胜利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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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了。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冀甫平原上，地主大户组建的会道门互相械斗，散兵游勇组织民军，草头王自封司令，而老百姓则人心惶惶。共产党员马英回到了家乡肖家镇。一进镇，就见树上吊着一人，这人是白吉会的陈宝义，他被红枪会的王二虎捉来，此时，王二虎就想杀死陈宝义。马英见状，立即上前制止，他让众人倾听北边传来的隆隆炮声。“战火已烧到家门口了，我们在干什么？互相残杀，杀自己的同胞，这不是给日本鬼子帮忙吗……”马英趁机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驳斥了无赖杨百顺对共产党的诬蔑。在场群众心服口服。不过，要放人须会长苏金荣同意，马英去找苏金荣。马、苏两家曾是仇人，苏金荣强奸过马英的姐姐并害死了马英的父亲。为了抗日大业，马英去与苏金荣打交道，并迫使苏金荣放掉了陈宝义。自古会会长王金兰想与苏金荣和好，在民军头目刘中正那儿相见。王金兰表示要干掉马英，苏金荣才转怒为喜。当夜，一个姑娘匆匆赶到马家报信，她正是苏金荣的侄女苏建梅。由于建梅及时报信，马英才免遭王金兰的毒手。日本人越打越近了，马英加紧组建抗日力量，老孟、建梅全参加了抗日工作，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建梅的哥哥建才也想参加抗日，他先投了刘中正的民军，可是，他又失望地离去了。因为民军四处横行，抢掠百姓财物，官兵全是大烟鬼，比土匪都不如。苏建才在妹妹动员下，找到马英参加了游击队。

在抗日战争时期，党为了唤醒蒙汉人民起来挣脱奴隶生活，派遣最优秀的共产党员，在科尔沁草原上建立了地下组织，领导着广大的蒙汉人民和鬼子王爷进行革命斗争，《朝内166人文文库·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草原烽火》主人公李大年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勇敢、机警，表现出高度的共产主义战斗风格；领导草原上的人民群众策划了火烧王爷府、越狱暴动、堵口决口斗争等一连串的激动人心的革命斗争。

新中成立至一九六六年，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一个高潮期。十余年间，有大批作品问世，其中数十部影响广泛，极一时之盛。这些作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满腔热忱和质朴的表现方法，讴歌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代表了那时期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欧阳山的长篇小说《一代风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作为这部巨著的第一卷，《三家巷》问世后更是产生了热烈的反响。它的出版，填补了我国当代文学反映20年代南方革命斗争这一空白。小说《三家巷》出版于1959年，但于此15年前还是在延安时期，作者就已经在蕴酿情节、结构框架了，他力求用艺术的笔触来描绘“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在《三家巷》这部作品中，欧阳山以20555年代的广州为背景，通过周、陈、何三个家庭的变化、矛盾和斗争，亲戚朋友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真实地、生动地、历史地展现了各种政治力量的消长，不同阶级，不同人物精神世界的变化，特别是青年人对各自人生道路的选择。在作品中，省港大罢工、沙基惨案、国民革命军北伐、“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广州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或不同程度地得以艺术再现，或有所涉猎，因而，实际上作者已经通过他的笔勾画出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前后中国人民所走过的光荣道路，记录下这一段历史时期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无论是当时还是由现在回视都是难能可贵的。以委婉纡徐的风格，通过日常生活的描摹透视历史风云的变幻，是《三家巷》这部作品一个突出的特色。小小的三家巷，其实就是当时南中国社会生活和阶级关系的一个缩影。周家所代表的工人阶级，陈家所代表的买办资产阶级，何家所代表的官僚地主阶级，正是当时都市社会的三个主要阶级。在这三个家庭成员们的日常活动中，作者给了周家小儿子周炳以大量的篇幅，从而也确立了他在整部《一代风流》中的主人公地位。周炳是一个刚刚走上革命、有待于进一步成熟的知识青年，他所走的道路，和当时一般知识青年走向革命道路是相似的。但他出身于工人家庭，尽管身上带有若干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通病，由于与劳动人民有着更加紧密的血缘关系，又有别于一般的青年知识分子。我们并不因为这个革命者尚不够成熟而否定他作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意义所在。须知，《三家巷》只是《一代风流》全部乐章的一支响亮的序曲，作者理应为主人公周炳在以后各卷中留下思想性格的成熟与发展的充分余地。《三家巷》应该说是一部民族风格和地域色彩十分浓郁的作品，在叙事手法上，多表现为以人物的行动为中心展开故事情节，又通过故事情节的不断变化来逐步深化人物。作者创造性地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的优秀传统，诸如：人物依次出场，事件交待清楚，故事情节紧凑，前后脉络分明、杜绝故布疑阵等，很适合大众读者的欣赏口味。一些委婉有致，亲切动人的场面，如“除夕卖懒”、“人日郊游”等具有风俗画的神韵，不能不使人联想到《红楼梦》的某些章节；而某些战斗和起义场面的描写，其笔酣墨饱、绘声绘色的程度，又似乎是得益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笔法。同时，作者又揉进了现代小说的某些表现方法和表现技巧。比如对“三家巷”布局的描写就极富象征意味。许多篇章中的写景状物，以及区桃这一作者心目中理想化女性形象的塑造，则蕴含着丰富的革命浪漫主义的画意与诗情。此外，《三家巷》的成就也是和作者具有的高度的驾驭语言的能力分不开的。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作者在《三家巷》中严格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和人物的性格逻辑（而不是概念化的、贴标签式的）写出了周、陈、何三家的恩恩怨怨，特别是青年一代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曾被极左路线诬为宣扬阶级调和与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大毒草”。今天看来，这些不实之辞，只能从反面提请人们重视这部作品的认识价值。 （编辑：wing）

《朝内166人文文库·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三家巷 苦斗（套装共2册）》以“文库”形式荟萃本社历年出版物之精华，是国际知名品牌出版企业的惯例和通行做法。作为新中国建社最早、规模最大、读者知名度最高的国家级专业文学出版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自己六十余年的历程中，已累计出版了古今中外文学读物凡一万三千余种，沉淀下了丰富的精神资源，出版我们自己的“文库”不仅生逢其时，更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精品阅读的需求。

《北洋文库 红色文学经典丛书：苦斗》主要反映的是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一年广东地区的农村斗争。主人公依然是打铁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周炳，以及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周家，买办资产阶级为代表的陈家，官僚地主阶级为代表的何家。小说中，省港大罢工、沙基惨案、国民革命军北伐、“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广州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得以艺术再现。

《我们播种爱情》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第一部以西藏人民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小说发表的年代与小说描绘的年代几乎同步。作者在25万字不算太长的篇幅内，依托广阔的社会背景，以现实主义的有力笔触，塑造出富有时代精神的众多人物典型，真实地展现了西藏人民和平解放初期的历史风貌，准确地预示出西藏社会不可逆转的发展前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小说具有一定的史诗性质。不可讳言，西藏地区在祖国大家庭中具有复杂的社会制度、历史沿革和风俗习惯。在这样一个地区实行社会改革，必不可免地会遇到一些极为特殊的棘手的问题。碰这个题村，不但要求作家具有娴熟的写作技巧和丰富的生活经验，更要求作家具有对政策的理解和对人的良知。在此诸因素的基础上，作者采取了一个最佳创作视角，即对藏族同胞真挚宽厚、百折不回的爱心。这就是小说书名的深刻寓意所在。当然，小说也多处描写过男女情爱，但这并非小说的主旨。整部小说所着意展示的是新西藏的建设者们对这片虽然贫脊却前途远大的土地的爱情，对虽然落后却善良勤劳的藏胞的爱情。他们将爱情播种在西藏的荒野，也播种在藏胞的心田。他们在播种对祖国、对人民的爱情过程中，培养了互相之间纯洁美好的情爱。正是这种崭新的崇高的爱情，使整部小说洋溢着一种温馨而炽热的氛围，渗透着一种高尚而纯洁的情调，折射着一种绚丽诱人的理想之光。可以说，这部小说是对祖国对人民的爱恋之歌。体现这种崇高之爱的最突出的代表人物，首先是工委书记苏易。他在复杂多变的情况面前，既忠实又灵活地落实党的政策。政策性和人民性在他身上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他执行政策的时候竟让人感觉不到政策的生硬的触角，而只感到他对人民的发自内心的爱！作为“这一个”似乎他“怎么做”都是他爱心的幻化。对待许多不寻常的问题，他的做法也是不寻常的。郎加因“抢福”而砍伤农业站站长陈子璜，他却把郎加送来农业站工作；郎加不相信伤人而不办罪，私自逃回山里，他并不派人去追；格桑拉姆拒领共产党的工资，他并不批评责怪，每次都妥善将工资保管好，每月照样派人按时送去；山民偷占农业站开好的荒地，他劝陈子璜不必计较，决定把地让给他们，只要他们试种冬麦就行……苏易的这些做法，都是经过对藏胞的特殊情况的周密分析而决定的，但它的出发点无一不是为藏胞的根本利益和美好远景着想。苏易的形象，一扫此前某些文学作品中党的领导者的雷同概念的干瘪面孔，打破了那种常见的“政治化身”的模式，而是文学画廊里一个富有个性的党的领导者的新式典型。叶圣陶老先生曾为此感慨系之。他说：“有人说，文艺作品写党委书记不容易写好。我觉得这篇小说里的苏易就写得很好，我们常常说的党的领导，在苏易身上形象化了。”如果说爱是一种理想的结果，那么，这种爱的最根本的体现，就是帮助藏胞提高生产力水平，根除落后贫困的面貌。作者深知，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最活跃的因素，因之，这部小说的整体部局就像一圈圈的涟漪，涟漪中心是农业技术推广站，由此拓展开去，波及到西藏地区各社会阶层和历史渊源，形成一幅波澜壮阔的向前跃动的社会画卷。作者摒弃了那种政治化、口号化的贴标签式的人物，而让他的人物都在画卷中占据恰到好处的位置，充分展示出各自的个性。尤其是雷文竹、倪慧聪、林媛、朱文才等知识青年和转业军人，他们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有着共同的理想和抱负，富有忘我精神，满怀革命激情，但他们又是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领域发挥不同的作用。他们是个性化的新型的群体。在这方面，作者充分显示出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知识以及结构技巧和典型化能力。他是以科学的社会发展规律，来审视社会矛盾和人物关系的，因此他在这部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理所当然地产生了典型共鸣，不仅在50年代具有巨大的典型意义，直至今天，这些年轻的形象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艺术魅力。这或许正是这部小说的生命力所在。<

欧阳山的长篇小说《一代风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作为这部巨著的第一卷，《三家巷》问世后更是产生了热烈的反响。它的出版，填补了我国当代文学反映20年代南方革命斗争这一空白。小说《三家巷》出版于1959年，但于此15年前还是在延安时期，作者就已经在蕴酿情节、结构框架了，他力求用艺术的笔触来描绘“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在《三家巷》这部作品中，欧阳山以20555年代的广州为背景，通过周、陈、何三个家庭的变化、矛盾和斗争，亲戚朋友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真实地、生动地、历史地展现了各种政治力量的消长，不同阶级，不同人物精神世界的变化，特别是青年人对各自人生道路的选择。在作品中，省港大罢工、沙基惨案、国民革命军北伐、“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广州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或不同程度地得以艺术再现，或有所涉猎，因而，实际上作者已经通过他的笔勾画出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前后中国人民所走过的光荣道路，记录下这一段历史时期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无论是当时还是由现在回视都是难能可贵的。以委婉纡徐的风格，通过日常生活的描摹透视历史风云的变幻，是《三家巷》这部作品一个突出的特色。小小的三家巷，其实就是当时南中国社会生活和阶级关系的一个缩影。周家所代表的工人阶级，陈家所代表的买办资产阶级，何家所代表的官僚地主阶级，正是当时都市社会的三个主要阶级。在这三个家庭成员们的日常活动中，作者给了周家小儿子周炳以大量的篇幅，从而也确立了他在整部《一代风流》中的主人公地位。周炳是一个刚刚走上革命、有待于进一步成熟的知识青年，他所走的道路，和当时一般知识青年走向革命道路是相似的。但他出身于工人家庭，尽管身上带有若干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通病，由于与劳动人民有着更加紧密的血缘关系，又有别于一般的青年知识分子。我们并不因为这个革命者尚不够成熟而否定他作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意义所在。须知，《三家巷》只是《一代风流》全部乐章的一支响亮的序曲，作者理应为主人公周炳在以后各卷中留下思想性格的成熟与发展的充分余地。《三家巷》应该说是一部民族风格和地域色彩十分浓郁的作品，在叙事手法上，多表现为以人物的行动为中心展开故事情节，又通过故事情节的不断变化来逐步深化人物。作者创造性地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的优秀传统，诸如：人物依次出场，事件交待清楚，故事情节紧凑，前后脉络分明、杜绝故布疑阵等，很适合大众读者的欣赏口味。一些委婉有致，亲切动人的场面，如“除夕卖懒”、“人日郊游”等具有风俗画的神韵，不能不使人联想到《红楼梦》的某些章节；而某些战斗和起义场面的描写，其笔酣墨饱、绘声绘色的程度，又似乎是得益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笔法。同时，作者又揉进了现代小说的某些表现方法和表现技巧。比如对“三家巷”布局的描写就极富象征意味。许多篇章中的写景状物，以及区桃这一作者心目中理想化女性形象的塑造，则蕴含着丰富的革命浪漫主义的画意与诗情。此外，《三家巷》的成就也是和作者具有的高度的驾驭语言的能力分不开的。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作者在《三家巷》中严格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和人物的性格逻辑（而不是概念化的、贴标签式的）写出了周、陈、何三家的恩恩怨怨，特别是青年一代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曾被极左路线诬为宣扬阶级调和与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大毒草”。今天看来，这些不实之辞，只能从反面提请人们重视这部作品的认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