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方英文近四十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选取十来篇代表作品结集成文，包括《赤芍》《小乔》《昙朵》等。小说各具特色，整体展现了不同时期的时代风貌、人们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形成一幅意蕴丰赡的历史画卷。小说多从细微处着手，以小见大，以日常生活、普通人事洞察人性，写出了人性之复杂美好，展示出慈悲崇高的人道情怀。

《红孩子》是一部自传体小说，是系列小说主人公林嘉芙的前传。小说回忆了林嘉芙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围绕着她转学至北京后，与部队大院和玫瑰学校的一群少年一起生活、学习的经历展开。作者着重记录了林嘉芙的变化及其与变化做斗争的心路历程，将普通平凡的学生的噩梦——写不完的作业考不完的试，兴趣爱好与升学压力相冲突——刻画得细致入微，生动展现了成长的快乐和烦恼。小说笔触细腻，情节平缓而又惊心动魄，氛围从明朗活泼到渐渐沉郁，看似无事发生的青春其实暗流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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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三重奏》以第一人称叙，讲了三个故事，类似室内乐三重奏。国企老总杜远方在逃亡中，带着巨款，来到滨海小镇，作为陌生的房客，住在了小镇上一所小学的女教师家中。两人会发生什么？怎么发生？几乎在杜远方逃亡的同时，得到过杜远方资助的省一把手大秘居延泽被调查，审讯地在一片废弃的厂区，类似北京798艺术区一个艺术工作室，白色艺术家施展最前沿的色彩学试图让大秘开口。第三个故事是叙述者“我”的故事：“我”从小理的理想是住在图书馆，中年以后其书斋已相当一个小图书馆。某天“我”在一个朋友劝说下来到看守所的死囚牢，当了一名临终关怀志愿者――在“我”这里是另一种图书馆。但是劝他来这儿的朋友竟然也成为囚犯。三个故事，不同维度的讲述，杜远方的故事，居延泽的故事既独立成章，也相互关联，而以注解的形式出现的“我”的八十年代的故事就像背景音乐，在精神气质上与另外两个故事形成对立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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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长篇小说。张洁用她一贯细腻的笔触和崭新的视角，描述了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大背景下，中国人与西方人在本国以及异邦的生活，表现了在同一个太阳下中西文化的相遇，人与时代难以融合的现状，以及当时异乡人生存的艰难，主要讲述了西方人在中国的奇特经历以及中国人对外国环境的不适应。表现了中西两种文化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等。以浓烈的感情笔触探索人的心灵世界，细腻深挚，优雅醇美。

这世上至柔之物，莫过于水。然水质柔，石质刚，而水滴石穿。像水一样柔软的人，内心何尝不是至刚至强之人。当街站的人都听到了宋如花的尖叫。罗盘自然也听到了，但他只是回头瞥了瞥。宋如花总是一惊一乍，四十多岁的人了，没一点儿定性。罗盘不，心慌脚不乱。呛死了，呛死了。宋如花一路走一路揉眼睛，风把她的声音荡过来，如同飞扬的空壳谷子。宋如花就这样把众人的目光拽定。人未站稳，话已离开舌根，烟不往外冒，往家里扑，呛死了。罗盘料定她没什么事，不就是烟囱倒扑烟么？马上有人说，炕堵了，掏吧。宋如花犯愁道，这顿饭咋办？像问罗盘，又像问众人。罗盘没说话，别人遇到难事都是找他拿主意，自家的事还要人教？罗盘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他从不在琐事上和人废话，表情往往更有力度。果然，没人再搭茬儿了。

《生死恋》是“人民艺术家”王蒙的长篇小说。耄耋之年，“青春万岁”的情怀依旧，语词狂欢的幽默依旧。不同的是，那年轻的面孔日渐深沉，昔日的春风桃李花开日，仍然是老树着花无丑枝。自新文化始，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天赋人权，但是，自由是否就带来幸福？王蒙在《生死恋》中以顿开茅的观察、苏尔葆的经历表达了这一“天问”式的难解之谜。婚恋是个人化的私密问题，但它与社会历史、与人类文明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是，小说便超越了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的无奈慨叹。大杂院里的人间烟火爱恨情仇，在既洗练又哲理又纵横自如的表达中，显示了一个老作家的青春犹在宝刀未老。

一个美丽的女孩，同时却又妖冶、阴毒、险恶，一个不美的女孩，同时却又纯洁、善良、天真；从表面上看，天真未凿与洞察人生，善良无知与工于心计构成她们友谊的基础，但真的如此吗？因为最后的结局，恰恰是前者的手腕并未切断后者与爱人之间的情愫，而前者却因为后者之故永远地失去了自己倾心的恋人。究竟孰善孰恶？应当承认“恶”由于它的真实而具有一种魅力；而善良、天真等等这些字眼却从来苍白无力、令人怀疑。《海火》中的郗小雪和方菁，貌似两极，实际上是一个人的两种形态。小说结尾点了一下，方菁在半梦半醒中听见郗小雪对她说：“我是你的幻影，是从你心灵铁窗里越狱逃跑的囚徒”。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更认同郗的形象，这充分证明了“恶的魅力”。郗小雪，一个因爱情而出生的私生女，一个在爱与恨，阴暗与猜忌，谋杀与复活的纠织中成长的孩子，一个因深味辛酸而变得玩世不恭的现代嬉皮，一个以美艳与才情征服世界，以摆布愚弄他人为乐事的骄横女王，甚至一个半人半巫的美丽海妖。小说亦真亦幻，是寻觅真相与谎言本质的奇幻迷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