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斋随笔》是南宋洪迈用散文写的一部读书笔记。写作起讫历时近四十年，随读随记，囊括了他一生涉猎书籍的所得，内容广泛，诸如经史典故、诸子百家、医卜星算、诗文语词、史事考辨等，无所不有，充分显示了他渊博的学识和独特的见解。洪迈（1123—1202），字景卢，号容斋，又号野处，鄱阳（今江西波阳）人。他出身于一个颇具文化氛围的仕宦之家。父亲名皓，建炎中，曾奉命以徽猷阁待制，假礼部尚书出使金国议和，被金人扣留十五年而不屈服，有汉朝苏武之美称，著有《鄱阳集》、《松漠纪闻》等。长兄名适，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著有《盘洲集》、《隶释》、《隶续》等。仲兄名遵，仕途亨通，历官翰林学士兼吏部尚书等高位，著有《迩英记注》、《翰苑遗事》、《泉志》等。洪迈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耳濡目染，自会受到父兄的熏陶。绍兴末年，他也奉命以起居舍人，假翰林学士出使金国议和，因不肯受屈辱，也被拘留过，后放还。一生仕履多是文职，曾监修国史，官至端明殿学士，著作除《容斋随笔》外，还有《夷坚志》、《野处类稿》，另编有《万首唐人绝句》等。洪氏三兄弟先后皆中进士，时有“三洪”之称，一门在《宋史》有传。《容斋随笔》一书，分《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共五集七十四卷，一千二百二十篇。有关全书的写作情况，洪迈于庆元三年（1197），在《容斋四笔序》中写道：“始予作《容斋随笔》，首尾十八年，《二笔》十三年，《三笔》五年，而《四笔》之成，不费一岁。身益老而著书益速，盖有其说。”可见洪迈勤于治学、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的精神。

《东坡志林》所载各篇，相当一部分留下了写作年代，较早的是元丰年间，较晚的是元符四年，前后历二十馀年，大体上是从被贬黄州始，至元符四年遇赦内徙止，共二百零三篇，内容相当丰富，正像万历二十三年（1595）赵用贤《刻东坡先生志林小序》所言：“皆纪元祜（当为元丰）、绍圣二十年中所身历事，其间或名臣勋业，或治朝政教，或地理方域，或梦幻幽怪，或神仙伎术，片语单词，谐谑纵浪，无不毕具。而其生平迁谪流离之苦，颠危困厄之状，亦既略备。然而襟期廖廓，风流辉映，虽当群口见嫉、投荒濒死之曰，而洒然有以自适其适，固有不为形骸彼我，宛宛然就拘束者矣。”《志林》中有些文献资料弥足珍贵。卷一之《涂巷小儿听说三国语》，说明北宋时民间艺人所说的“三国语”已带有尊刘抑曹的正统倾向，常为文学史家所引用。卷四的《筒井用水鞴》，是北宋重要的科技史料，其他各篇有史料价值的亦不在少数。记述人物故实的篇章，亦有足资参考者。《志林》各篇，虽大多篇幅短小，但由于作者是大手笔，往往随手挥洒，涉笔成趣，实为晚明小品之滥觞，其影响是较大的。

齐梁时代钟嵘的《诗品》，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一部诗论专著。本书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分别阐述了钟嵘的生平与思想，《诗品》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诗品》中所体现的以“缘情”、“风骨”、“自然”、“滋味”为中心的诗歌美学思想，《诗品》对五言诗的历史发展以及诗人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诗品》的研究方法特点。全书包括诗品的原文及译文。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一部词话著作。它用传统的词话形式以及传统的概念、术语和思维逻辑，较为自然地融进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方法，其总结的理论问题又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这就使它在当时新旧两代的读者中产生了重大反响，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人间词话》的理论核心是“境界”说。从《国粹学报》最初发表的64则《词话》来看，约略可分两个部分：前九则为标举“境界”说的理论纲领；后面部分则是以“境界”说为基准的具体批评。

一、本书正文王士稹诗歌的次序和文字，依从金荣注释本《渔洋山人精华录笺注》，按时间先后编年排列。其中，王士稹诗中的自注文字用仿体双行夹注形式标明。 二、本书汇集的评点分为“总评”、“汇评”和“行间评”三种。总评，一般是针对组诗的整体而发表的评论；汇评，是汇集诸家关于具体诗篇的评论；行间评，是针对诗中一段、一句或数句的评论，用宋体双行夹注形式标明。伊应鼎的《渔洋山人精华录会心偶笔》虽然原本都是列于篇末，但是其中部分评语是针对诗句而发的，因此根据具体情况而分列为行间评和汇评。 三、有的批语，系针对王士稹诗歌的清人注释而进行辨正批驳，为了避免与一般的评论相混淆，而列为“辨正”。 四、翁方纲手批《渔洋精华录》和《复初斋渔洋诗评》存在较大差异，故而各条评语都明确标示出处，其他批语一般只列作者姓名。杭世骏和严冬友的评点，难以分辨，视文字异同的具体情况而或分或合。 五、翁方纲手批《渔洋精华录》和杭世骏批点《渔洋精华录》，现存世有多种过录本，各本基本相同，因此不再作分辨，以免过于繁杂。 六、鉴于《渔洋精华录》的注释已经得到整理，本书一般不录各家的注释，如上海图书馆藏有蒋德馨的注，国家图书馆藏徐夔的注本，与金荣、惠栋的注释差异不大，不再录入。惟《秋柳诗四首》，屈复等注释有可以补充金荣、惠栋的，因此详录《秋柳诗四首》的注释。七、本书以汇录评语为主，若没有评语的诗篇，一概删削。

《水浒传》曾被称为中国说部第一奇书，也是一部世界级的伟大小说，其内容与形式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水浒传》所呈现的中华民族令人心灵震撼的一段历史记忆，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其问世六、七百年以来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它的人物与思想更为人们津津乐道，并引发出种种争议，或褒或贬，众说纷纭。本书以尊崇经典的态度和求证历史的文化精神，带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文理念和感受，对《水浒传》人物及思想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作出学理性解读，是谓之“正说”云。

李商隐（813—858），字义山，号玉溪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开成二年进士。他是晚唐诗坛巨擘，四六骈文章奏的代表作家。鲁迅曾说：“玉溪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这是因为有人将鲁迅的诗比作李商隐的诗，因此他自谦不敢比肩，但李诗用典太多至于有獭祭之称，则鲁迅所言可说是道出了一般读李商隐诗文者的普遍感受。确实，李氏诗文裹着一层坚硬的外壳。千百年来，人们却对钻破这层外壳有浓厚的兴趣。然而，李商隐毕竟是唐代极富创意的作者之一，诚如葛常之《韵语阳秋》所云：“义山诗以包蕴密致，演绎平畅，味无穷而炙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就像他的七律《锦瑟》只有短短五十六字，其所云者何？千百年来，多少名家硕学见仁见智，争论不休，而对其诗旨大体的把握仍有一致之处，因此谁又能说这种仁智之见就毫无意义？

柳永在词史上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是一位特立独行、个性鲜明的词人。他一生致力于词的创作，不仅丰富和发展了词文学的表现形式和写作技巧，更在词的世俗化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卓越的贡献，对宋元之际俗文学的蓬勃发展显然具有不可磨灭的开拓之功。关于柳永的生卒年，史无明确记载，这样一位大词人，《宋史》竟无传。据唐圭璋先生考证，柳永约生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或雍熙二年（985），卒于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详见唐著《词学论丛·柳永事迹新证》及《唐宋词研究论文集。论柳永的词》。李国庭先生在其《柳永生年及行踪考辩》（《福建论坛》1981年第5期）一文中，推断柳永的生卒年为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至宋仁宗皇祐二年（980—1050）。后又有李思永先生发表于《文学遗产》1986年第1期的《柳永家世生平新考》一文，将柳永的生年推断为971年（宋太祖开宝四年）。周子来先生紧接着在1987年第4期《文学遗产》上发表了《柳永生年新证》一文，通过详细考辨，明确指出李思永说之非，坚持唐圭璋先生的985年说。薛瑞生先生在其《乐章集校注前言》中，亦大体同意唐圭璋先生关于杉永生年的推断，但认为柳永的卒年应在嘉祐三年（1058）之后，具体哪一年则语焉未详。总之，到目前为止，唐圭璋先生的推断，应该说大体上是可信的。

杜牧曾在诗作中多次论及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其《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云：“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雪晴访赵嘏街西所居三韵》又云：“命代风骚将，谁登李杜坛。少陵鲸海动，翰苑鹤天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读韩杜集》：“杜诗韩集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抓。天外凤凰谁得髓，无人解合续弦胶。”从此诗看，牧之颇有继武前贤、振兴吟坛之意。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曾以“隐然自负，未之敢许”四字论之，其实尚未勘透作者的自我发展期待与焦虑。毫无疑问，在杜牧心中，只有李杜与韩柳是唐代诗文发展中应当仰望的高峰，对稍前为天下歆艳的元白，他鄙夷以待，而对与之并世的李商隐更等闲视之。“天外凤凰”既然尚无人“得髓”，那么“命代风骚将，谁登李杜坛”的答案就再清楚不过了。在向晚唐文坛巅峰攀行的过程中，杜牧已经向当代、也向后人宣示了一代文豪舍我其谁的信念。

中唐诗人李贺，一生短暂却充满神奇，这一切都在他那奇瑰的诗歌中表现出来。本书精选李贺诗歌名作近百篇，分为“编年诗”和“不编年诗”，加以注释、品评，全面地展示了诗人李贺的独特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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