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研究家、诗人俞平伯先生的《唐宋词选择》共选录唐宋词二百五十一首，分三卷，详加注释，将词中真义尽数挖掘，兼及作者情况与时代的背景，使读者对词的了解更深一层，对词的品评更进一步。此书实为对中国古典诗词有兴趣的读者不可错过的一本。旧时的注释，无论称注、疏、笺、释……多以注明白它的来历而为之。即所谓“无一字无来历”，要穷其源，注明它出于何处。而源的比流更远，古的比今更不易懂。这可是旧式注疏不易彻底解决的难题之一。现代的注释则偏重于把难懂的字词想法解释清楚，又必须讲清楚其中的典故，所以有些注释仍必须穷其源。而注得深浅程度也极难掌握，有些可注可不注的，如一翻普通辞典即可得到答案的，当然就不必注；而有牧则一般工具书都难寻答案的，却又不得不注。这尺度与标准的难掌握恰当，即使定明了读者对象，掌握尺度与标准仍非易易。这本《唐宋词选释》是定位在供古典文学研究者参考之用的，所以注释的不必过详。我觉得这一尺度是掌握得比较好的。词又不同于散文，更多一些遐想与空灵，以及揭示感情深处又不容道破的所在，所以又一定不能注得太明白，而有些联想与寓言，如若不予指出，则多数读者又往往都会忽略过去。这就必须靠注释来予以点明。而诗无达诂，也就是不容按死了讲，执一而论，所以既要做必须的点明，又必须点到为止，不容逐字逐句像讲解散文似的那么讲。仅只上述，已可知作好唐宋间的注瞬多么不容易。而俞伯平先生此注，真可谓恰到好处。有不少纯白描法的词，他往往就一字不注；必须阐发一二的，往往就蜻蜒点水式地点到为止，留给读者大量遐想与体味空间。这比之他的《读词偶得》、《清真词释》来，因为不容多所串讲与写体会，所以更显简单。对某些初学者来说，似乎给的拐棍少了此，但一旦读上了手，便能体会到平伯先生行文之苦心。而有一条：必须认真细品，如若浮光掠影，则决不能体会深刻，更达不到从中得到营养与借鉴的效果；如能细心顺着平伯先生点拨的思维去紬绎，定能向词者进一步靠拢，达到会心不远，甚至直抉文心之收益。

为了方便读者，每一作者第一次出现时，本书都撰写一个作者小传，以便于知人论世，分析作品。第一次出现的曲牌，也根据曲谱加以介绍，并将其定格句式列出，这对于作品艺术特色的分析和总体韵味的把握，似不可或缺。书中每首曲子，我们都与《全无散曲》以及元人所编散曲集互校，重要的置于注文中说明。关于本书注释，以力求简法、方便读者为务。曲故一般概括其大意，拈出出处；重复出现时或采取互见形式说明，或高概括其用意。对于宋元俗语谣谚等，径直说明其意，不溯源逐流考其原委，亦不引例句。

这套《屈骚流韵》中的“九歌今绎”、“九章今绎”、“离骚今绎”曾分别出版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而“招魂今绎”亦曾刊于1962年《文史》第一辑。诸书为繁体字本，分别由郭沫若、游国恩、钱钟书校订，面世后，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并深得各界权威人士之首肯。毛泽东、柳亚子、郭沫若、胡耀邦、钱钟书诸公虽已先后谢世，但他们对文氏楚辞绎文之推许，至今仍被传为佳话。现经文怀沙先生授权，我社首次以简体字本形式推出该套丛书，以飨海内外读者。

《唐诗三百首》编成于干隆年间，原编者为孙洙，别号“蘅塘退士”，全书共选五七言古近体制310首为八卷，或作六卷。附录有作者小传及原序。从序文可见《唐诗三百首》的编选原则乃着眼普及，所选各诗皆脸炙人口的名篇。这些名篇音韵和谐，易于诵读，言近旨远，耐人寻味，文词清丽，不难解会，特别适宜教授童蒙。自其问世以来两百余年间，成为刊布最广、发行量极大的图书之一，一向有多个注释本流行。《唐诗三百首注评》以蘅塘退士本为底本，并参考他书，作品编次依旧，对每篇作品翻加注释点评，作者名下新撰诗人小数点传，将附作者作品索引，以饷读者。

巾箱本者，昉于南齐，盛于宋世，明清以降，代有新制。所谓巾箱，旧时随身小箧以贮巾帕之类杂件者。古人行诱坐卧，不时而诵，书必随身，故小其规制，以储巾箱；行则便携，卧则便览，闲暇间便把玩。故巾箱本虽为书林之季弟，而推尊夫子“学而时习”之义，居功亦伟。所惜近世以来，西风东渐，书崇洋装；踵事增华，日趋累重。携挟则如牛负载，卧读则片时叹难；更有甚者，腴外枯中，重椟轻珠，误导读者，其去书之真趣益远。上古社巾箱本丛书有为而作，比照历代巾箱本之经验得失，旨在返朴归雅，弘扬国光；制欲其小，而存真全豹；价欲其廉，而臧择版本；选目求的当，而尤重性情韵趣；组合以类从，而散购集藏，感惬人意。加以宣笺生香，套印活色，点校严谨，版面灵动，是所谓花大力气、大心血于小丛书，令人一见之下，爱而不能释手者。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书不在贵，有格则韵。因此“书韵楼”为丛书名，大雅君子，当有会心。

《水浒传》、《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红楼梦》等古典小说在中华五千年浩瀚的文化长廊中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也是中华文化的象征，本书从这些古典小说入手，分析了它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并结合历史文化和时代背景，介绍人物，分析事理。《聂绀弩（1903—1986），湖北京山人。1924年入黄埔军校，后至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起从事左翼文化运动，1949年后任中国作协古典文学研究部副部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等职。早年曾创作小说，后以杂文名世，文革后又因旧体诗而大放异彩。其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亦有数年，精于考证，善于疏解，常于细微处发现艺术的魅力。《中国古典小说论集》初版于1981年，其中谈《三国》，评《水浒》，论《红楼》，说《聊斋》，所言皆妇孺皆知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但其见解却常有不凡之处，其文字也灵活自如少有学究气，是研读中国古典小说难得的辅助读物。另外，本书中还收录了另外几篇有见地的研究文字。《为了尊重原作，除了个别标点及明显的排印错误外，本书的一些习惯用法及其措辞均依旧原文排印，其中个别不符合当下习惯者，请读者谅解。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县）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因官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20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25～35岁，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49岁，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50～57岁，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思想渊源于儒家，但亦有离经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赞孟子辟排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贵王道，贱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论说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它们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短篇如《杂说》、《获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远；长篇如《送穷文》、《进学解》，运用问答形式，笔触幽默，构思奇特，锋芒毕露。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的，体裁多样，文笔多变，形象奇幻，理论精湛。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体裁，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画记》直叙众多人物，写法脱化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学《史记》、《汉书》，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记文学挚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韩愈也有些“谀墓”之作，当时已受讥斥。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接近传奇小说。韩愈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如“蝇营狗苟”（《送穷文》）、“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等新颖词语，韩文中较多。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他也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对后世有一定影响。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780）以来的平庸诗风。但也带来了讲才学、发议论、追求险怪等不良风气。尤其是以议论为诗，甚至通篇议论，把诗歌写成押韵的理论，对宋代以后的诗歌产生了不良影响。韩集古本，以南宋魏怀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明徐氏东雅堂翻刻）最为通行。清代顾嗣立、方世举各有诗集单行注本。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另外，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陈景云、王元启、沈钦韩、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谱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赵翼《瓯北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其诗文的代表著作。本书在旧稿基础上增补修订完成的。收选韩文35篇，凡文体相近者排在一起；韩诗30首，按写作时间先后排列。选自世级綵堂本《昌黎先生集》，并以马通伯《韩昌黎集校注》、《钱昌黎诗系年集释》参校。注评时参考时贤著作多种，恕不一一详列，在此谨致谢忱！为方便读者使用此书，末附“韩愈年谱简编”、“韩愈重要研究著作”及“《韩愈集》名言警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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