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原名《石头记》，是中国占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全书共一百二十回，前八十回为清代曹雪芹著，后四十回一般认为系高鹗续。小说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背景，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描写了贾家荣、宁二府父子、兄弟、妻妾、主仆之间在婚姻、道德、文化、教育、财产等各个方面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以及二府由盛转衰的过程。小说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末期种种腐朽的黑暗现象和当时的社会矛盾，显示了封建制度濒于崩溃和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

《中华国学百部·元曲三百首》为“国学系列”之一，收录了著名元曲三百首。一代有一代的文学，有元一代的文学就是元曲。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元曲常与唐诗、宋词并称，从而形成了我国几千年文学史上的三个极为光辉灿烂的时代文学。元曲风格多样，主要可以分豪放、清丽两派。豪放派以马致远为代表，清丽派则首推张可久。前期是以豪放本色为主流，清丽之作也有重要地位。后期则以清丽为主，豪放为辅。

《中华国学百部·水浒传（全4册）》又名《忠义水浒传》，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都反映农民起义的长篇巨制。作者施耐庵和罗贯中。施耐庵，元末明初兴化（今江苏式华县）人；罗贯中，施耐庵的学生，元末明初，太原人。《中华国学百部·水浒传（全4册）》全书围绕“官逼民反”这一主题展开情节，描写了一群不堪暴政压榨的“英雄好汉”从揭竿丽起、齐聚粱山打击官军列接受朝廷招安走向失败的全过程，揭示了导致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反映丁历史的真实本质，有力地冲击了封建正统观念，深劐地总结了农民起义的历史教训。

词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词以宋称，足以说明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宋词以其完美的艺术形式与唐诗、元曲相互辉映，同为我国古代文苑中的三株奇葩，千百年来一直吸引着广大的读者。许多名篇名句脍炙人口，家喻户晓。清代上疆村民选注的《宋词三百首》，正是宋词爱好者备受青睐的优秀版本，多少伟人英雄谈之以言志，达官贵族诵之以怡情，家家户户持之以教儿童。

《笑林广记（最新经典珍藏）》是一部流转久远、影响深广的通俗笑话总集，是我国笑话宝库中的一个旷世奇宝。分古艳、腐流、术业、形体、殊风、闺风、世讳、僧道、贪吝、贫穷、讥刺、谬误十二卷，近千个笑话。这些笑话以风趣幽默的语言、简练隽秀的文字、丰富的遐想、引人发笑的事件，生动地再现了封建社会的民间风俗，人生情趣，世态炎凉、官场腐败以及性方面的描写等等，极具讽刺意义。每一个笑话犹如电影镜头画面，给人以轻松的艺术享受，带人进入全方位的欢乐世界。

《世说新语》是一部反映魏晋时代文人风貌、体现时代特征的笔记小说，是我国古代志人小说的代表性作品，对后世文学创作和士人精神等影响巨大，千百年来深受读者喜爱，并远播海外。 作者刘义庆（403～444），南朝宋宗室，袭封临川王，曾任南兖州刺史等职。《宋书》说他“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著有《徐州先贤传赞》九卷及《典叙》、志怪小说《幽明录》等。 《世说新语》通行本为六卷，三十六篇。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等三十六门。内容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他们均属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但其言论或故事则有一部分出于民间传说，不尽符合史实，且相当多的篇幅系杂采众书而成。如《规箴》、《贤媛》等篇所载个别西汉人物的故事，采自《史记》和《汉书》，其他部分也多采自前人的记载；一些晋宋间人物的故事，如《言语篇》记谢灵运和孔淳之的对话等，则因这些人物与刘义庆同时而稍早，可能采自当时的传闻。 从《世说新语》的某些分篇中，可以看出刘义庆编著此书时的倾向性。 如《德行》、《政事》、《方正》、《雅量》等篇，作者对其中的人与事大抵采取肯定的态度；而《任诞》、《简傲》、《汰侈》、《尤悔》、《惑溺》等篇，则多持否定态度。其他各篇，虽然从题目中看不出明显的态度，但行文中亦有其倾向性。大体来说，刘义庆对汉末一些名士，都是歌颂或赞赏的；对魏晋的清谈家则有所肯定，也有所否定。如他比较赞赏的晋代乐广等人，尚清谈而又不违背“名教”；至于像阮籍等蔑视“名教”的人，则被斥之为“狂诞”。对有些历史人物，他虽然并不赞成，但对他们某些行为却又持欣赏的态度：如对西晋末年“清谈误国”的王衍，有时也赞赏他不和人计较的“雅量”；对桓玄则称其早慧。总的来说，他还是依据世族士大夫的道德标准来评价人物的。

近年来，众多学者一直在研究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问题，但中国文学批评到底应该怎样转，学者们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笔者认为，真正要弄懂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回到中国文学批评转型发生的原点，研究当时中国文学批评为什么会发生转型，文学批评家们又是如何进行转型的，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转型，以及他们的转型实践对当今中国文学批评发展的启示。 但是，要研究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首先必须弄清楚两个问题，即什么是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发生在什么时候。任何时代的一种文学批评，其构成要素主要包括批评主体、批评对象、批评文本、批评功能等。一般来说，文学批评方法的改变，还不能说是文学批评的“转型”，因为倘若主体、对象、功能没有变的话，其基本的“型”就还未变。例如20世纪的西方文学批评，各种批评方法潮起潮落，但它们都同属西方的“现代”型文学批评。只有当批评主体、批评对象、批评文本、批评功能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之后，文学批评才能说是发生了“转型”。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究竟从何时开始，这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在诸种意见之中，呼声最高的是“五四”说，这以我们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部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为代表。但是笔者不这样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并不是起于“五四”时期，长久以来，我们的学术界陷入了一个误区。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应发生于晚清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 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到晚清为什么会出现转型？首先是因为社会历史危机。到了18世纪末，清王朝的统治开始衰落，逐渐陷入严重的社会危机。但是，在沉重的社会危机面前，治古文经学的汉学家们却束手无策。乾嘉古文经学没落导致今文经学兴起，而今文经学兴起致使经世致用思潮复活，经世致用思潮要求文学批评的功能发生转变。其次是因为西学东渐。晚清西学大量涌人，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危机，儒学正统地位逐渐丧失。而儒学正统地位丧失导致新式教育兴起，新式教育的兴起又为中国培育了大量的新型知识分子。新型知识分子成为批评主体，必然会导致中国文学批评发生转型。再次是因为文体变革。中国传统文学的主要文体是诗词，小说等不受重视。但晚清之时，小说地位日益提高。而文学文体和文学批评文体二者之间存在较大的依存关系，即文学批评文体的发展是基于文学文体的变化。因此，当文学批评对象发生改变的时候，中国文学批评发生转型也就在所必然了。前两者属文学批评转型发生的“外发型”原因，即中国文学批评转型的“他律性”规律，而后者则属于文学批评转型发生的“内发型”原因，即中国文学批评转型的“自律性”规律。 中国文学批评的转型到底是怎样发生的，也就是说转型发生的路径是什么？如果对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学批评作一总体概括的话，应该说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文学革，命它包括“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二是王国维等人的西体中用，如《红楼梦评论》；三是以章太炎等为代表的文学复古。这三种文学批评各有其不同的文学观念和主张，但却又一致地实践着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例如，中国文学批评的主体发生了改变，以前为封建士大夫，现在的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等均为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批评对象发生了改变，晚清以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其批评对象主要是诗歌和散文，不重视小说等叙事文学，而现在梁启超高举“小说界革命”大旗，王国维发表《评论》，章太炎为《洪秀全演义》作序；批评文本发生了改变，中国古典文学批评文本体式，主要是序、纪传体、品语、诗体以及评点体等，梁、章、王等都发表了一些专门的文学批评论文，它们不同于古代文学批评中那些散见于子书中的某些章节、片断的文论，也不同于笔记体的诗话、词话和小说戏曲评点；批评功能发生了改变，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韵功能主要在于维护封建道统、文统、义法等，梁启超等文学批评家们，其文学批评功能转变的关键之点就在于人本思想的出现。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路径有文学复古、文学革命和西体牢用三条。 那么，为什么在社会急剧变动、中西文化冲突的时刻，他们会做出以上不同的选择，即他们进行文学批评转型的立场是什么？笔者认为，批评大师们之所以对文学批评转型各自选择自己的道路，主要是因为受现代中国的基本意识形态影响所致。梁启超等进行文学革命，是因为受了进化论启发和影响，章太炎提倡文学复古，是为他那民族主义思想所左右。王国维思想较为复杂，本文暂且存而不论。进化论和民族主义是现代中国的基本意识形态，是中国近代以来种种历史行动的理由和依据。但是，也并不是说梁启超等只受进化论所支配，章太炎只受民族主义左右，其实，进化论与民族主义作为近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其影响是广泛的，而不只是某个人或某类人，它是一种全民族的意识形态。例如，梁启超就也受民族主义影响，章太炎也赞同进化论，只不过其文学批评主张各受某种影响相对深刻一些。 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能给现在的我们留下什么启示呢？笔者认为，无论是梁启超的文学革命，还是王国维的西体中用，抑或是章太炎的文学复古，其文学批评转型的最终指向都是文学批评的科学化、人本化。再来反观20世纪末的文学批评发展。90年代中期曾兴起“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大讨论，有人提出以中国古代文论为本根，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或者是挖掘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如曹顺庆、童庆炳等），有人反对以中国古代文论为本根，而要在吸收、融合了西方文论的中国现当代文论新传统上发展（如朱立元等）。但此两者都是在强调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因素之一——科学性，都想使文学批评成为一种客观的科学研究活动。还有20世纪80年代爆发的“文学主体性，’论争，其目的是强调中国文学批评的人本化，反对文学批评中的以人为工具的庸俗政治批评。20世纪末的学者们，虽然对建设中国文学批评的路径各异，但如20世纪初的先哲们一样，其内在目标却都指向科学化和人本化。科学化和人本化是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必然选择。

《品水浒》作者以独特的视角、犀利的眼光，从多维视野解读《水浒传》，《水浒纵横谈》解析了《品水浒》的功过是非、利弊得失，《水浒人物谱》，介绍了诸多血性汉子饱经沧桑的坎坷历程、多彩人生；《法眼看水浒》，判读了当时社会的司法黑洞和吏治缺陷；《说水浒话权谋》，点评了战争中的谋略战法、兵家要诀；《审美视野下的水浒》，探索了《品水浒》的审美价值和文化意蕴。对喜爱《水浒传》的读者来说，是开启心灵窗户的锁匙，是滋润心中荒漠的清泉。说起《水浒传》，月明星稀，瓜棚豆架，老奶奶摇着芭蕉扇，喁喁细语，林冲、武松、李逵、鲁智深等梁山的传奇英雄，曾经走进了多少牙牙学语的孩童的梦里。文坛巨擘施耐庵目光如炬，大笔如椽，写出了《水浒传》这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扛鼎之作。那叱咤风云的喋血传奇，那慷慨悲歌的英雄人物，都放射出不朽的艺术魅力。

《三刻拍案惊奇》今存三种残本，一本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简称北大本），马廉旧藏，八卷三十回，残存二十七回。又名《型世奇观》，题“梦觉道人编辑”，首有梦觉道人序。今有北京大学出版社张荣起整理本。一本今藏北京市文物局（简称文物本）。原书八卷三十回，残存二十一回，题“明梦觉道人、西湖浪子辑”。今有燕山出版社整理本。一本今藏北京图书馆，郑振铎旧藏。仅存三册、七回，题“明梦觉道人、西湖浪子辑”。无书名，版心题“幻影”，郑先生以此为书名。　《别本二刻拍案惊奇》今存二本。一本藏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三十四回，首有题“即空观主人”的《二刻拍案惊奇小引》。郑振铎、刘修业先生皆有专文研究。今有台湾天一出版社影印本。一本藏日本佐伯市佐伯文库，未见。　在《型世言》发现之前，关于此二书的作者、成书、来源、时代等问题均不能圆满解决。《型世言》发现之后，陈庆浩先生对这些问题作了详细、精辟的研究，现录其主要观点如下：①　1 《三刻拍案惊奇》三十回文字，均自《型世言》抄来，版面格式字体一致，是知据《型世言》原本覆刻而成，但删去回前序和雨侯评，另撰回目，改动版心，故《三刻》可视为残本《型世言》而部分已更动者。　2 《幻影》、《三刻》出现在改朝换代之后、清初文网未密之时。梦觉道人、西湖浪子很可能都是假名，是书商窃旧本改用新名的瞒天过海之花招，而非实有其人。　3 《别本二刻拍案惊奇》三十四卷，入清以后才刊印。前十卷采自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后二十四卷采自《型世言》，乃据其原书覆刻，但也略有改动。其中部分册页被抽换、改动、重刻，有的是有意识的改作，有的是临时拼凑的，因而造成其故事情节与《型世言》小有不同。　《型世言》的发现，是近年来话本小说研究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所提供的大量新材料，对海内外的学术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对广大爱好中国古典小说的读者来说，也是一件幸事。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迅速出版了《型世言》的影印本，使我们获睹这一海内遗珍的原貌，但并不能满足学术界和读者们的需要。为此，我们对《型世言》作了精心的点校整理，希望能对古典小说研究的深入发展有所帮助，能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份有益的精神食粮。

《隋唐演义》是一部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历史传奇小说。《隋唐演义》以隋唐史事为主线，广博采集当时流传于世的大量野史传奇，更直接的则是依据罗贯中的《隋唐志传》、齐东野人的《隋炀帝艳史》，以及袁于令的《隋史遗文》等演义小说，重新综合加工，改写修饰，编成一部规模宏大，人物众多，涵容隋唐两朝兴亡变迁的历史传奇小说。　《隋唐演义》讲述的历史故事，起始于隋文帝灭陈，终结于唐肃宗平定安史之乱，唐玄宗自蜀返回长安，西内驾崩。从全书结构看，主要叙述了三个方面的故事：一是隋末群雄聚义，秦琼、徐懋功、程咬金、李靖、尉迟恭、罗成等人反隋兴唐的英雄传奇故事；二是隋场帝弑父篡权，荒淫灭国的宫闱故事；三是唐太宗李世民收纳反隋英雄，玄武门杀兄夺权，开创大唐盛世的武功文治（穿插武则大改元称帝），以及唐玄宗宠爱杨贵妃导致安史之乱的悲剧结局。　《隋唐演义》概括反映了隋唐一百七十余年复杂纷繁的社会生活，刻画并歌颂了英雄、义士、明君、忠臣、勇将、淑女等众多人物，特别着重歌颂了草莽英雄反暴政的侠义行为，着重描述了精场帝的宫闹秽闻与唐玄宗的帝妃恋情，暴露并讽刺了封建帝王穷奢极欲、荒淫腐朽的生活。全书叙述生动，语言流畅，情节曲折，人物性格鲜明，如秦琼的穷途落魄，窦线娘的“马上姻缘”，特别是瓦岗寨英雄群像中的“混世魔王”程咬金，任侠仗义的秦叔宝，誓死复仇的单雄信，足智多谋的徐懋功，粗豪爽直的尉迟恭，都刻画得性格鲜明，生动传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