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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集了大仲马的作品有《船到马赛》、《人生观》、《凡兰蒂》、《自杀》、《往事的追述》等内容。

《十日谈》（一称《伽略特王子》）由此开始，共收故事一百篇，由七位小姐三个青年分十天讲完。对不幸的人寄予同情，是一种德行。谁都应该具有这种德行——尤其是那些曾经渴求同情、并且体味到同情的可贵的人。如果有谁承受过他人的同情，得到了安慰，因而体味到这份情意的可贵，那么我确实算得上一个。从青春年少、直到眼前，我始终无比热烈地爱着一个人儿；说起来，她是那么高贵。以我的寒微，怕真有些配不上她。明达的绅士们听到我这段恋爱，倒是很看重我、夸奖我，可不知道我为这段恋爱忍受了多少折磨啊。并非因为我的情人心肠太硬，使我难过，而是因为我痴心妄想，在胸中燃烧着一股难于抑制的欲火。这分明是一件不可能得到美满的事，因此，我时常只落得徒然苦恼而已。在我为着爱情而受苦受难的时期，幸亏有一个朋友常用好话来劝慰我，要不是他，只怕我再不会活在这世界上了。不过天主是万能的，他以亘古不变的法则，使人间万事万物到头来都有一个归宿。我爱我意中人，虽说爱得比任何人都热烈，不论自己怎样抑制、旁人怎样规劝，将来蒙耻受辱，身败名裂，在所难免，都不能挫折或动摇我这份爱情；可是这份爱情却终于给流水般的时光冲淡了，到现在我的灵魂里只剩下欢乐的追念——这是爱情赐给那些不曾在爱河里灭顶的人的礼物。我这场恋爱，当初叫我遭受许多痛苦，现在痛苦解脱了，只剩下欢乐的回忆。尽管我不再感到痛苦，可是我并没忘了那些为关怀我而替我难过、给我安慰、帮助的人。我将终生感念他们的盛情，至死不忘。在许多美德中，我认为“感激”是最值得称道的；反过来说，忘恩负义便是顶卑鄙的行为。为了表明自己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我趁眼前可说是摆脱束缚、一无牵挂的时候，决定凭自己一点浅薄的才学，写下一些东西，给帮助过我的人读着消遣，聊作报答。如果以他们的知情达理、或是情场得意，这本书竟成为多余的，那么至少对另外一些人还有用处。虽说象这样一本书是不见得会给予不幸的人们多大鼓舞，或者不如说，多大安慰的；不过我觉得还是应该把这本书贡献给最需要的人，因为这对他们更有帮助，更可宝贵。那么有谁能够否认，把这本书——这份微薄的安慰，献给一位相思缠绵的小姐比献给一个男子来得更合适？女人家因为胆怯，害羞，只好把爱情的火焰包藏在自己的柔弱的心房里，这一股力量（过来人都知道）比公开的爱情还要猛烈得多。再说，她们得服从父母、兄长、丈夫的意志，听他们的话、受他们的管教。她们整天守在闺房的小天地内。昏闷无聊，仿佛有所想望而又无可奈何，情思撩乱，总是郁郁寡欢。要是她们因为苦于相思，弄得愁眉不展，那么除非有什么新鲜的排遣，这愁是消不了的。再说，妇女远不及男子有忍耐力。男人恋爱起来。决不会有这样的事情，这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的。就是他果真发愁、心里昏闷，也自有许多消遣解脱的办法。只要他高兴出去走走，可以让他看看听听的东西多的是，他可以去打鸟、打猎、钓鱼、骑马。也可以去赌博或是经商。有了这种种消遣，一个男子至少可以暂时摆脱了、或者减轻了他心里的愁苦。他到头来不是在这里就是在那里得到了安慰，逐渐忘却了痛苦。多情善感的妇女最需要别人的安慰，命运对于他们却偏是显得特别吝啬。为了多少弥补这份缺憾，我才打算写这一部书，给怀着相思的少女少妇一点安慰和帮助——为的是，针线、卷线杆和纺车并不能满足天下一切的妇女。这本书里讲了一百个故事——或者是讲了一百个“寓言”，一百篇“醒世小说”，一百段“野史”，你们怎么说都成。这些故事都是在最近瘟疫盛行的一段时间中，由一群有身分的士女——七位小姐、三位青年分十天讲述的。故事以外，还有七位小姐唱着消遣的好些歌曲。在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谈到情人们的许多悲欢离合的遭遇，以及古往今来的一些离奇曲折的事迹。淑女们读着这些动人的故事，说不定会得到一些乐趣，同时还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因为借这些故事，她们可以认识到什么事情应当避免，什么事情可以尝试。这么说，这本书多少会替她们解除一些愁闷吧。要是真能做到这一步，（但愿天主允许吧！）那么让她们感谢恋爱之神吧，是他把我从爱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给了我力量，为她们的欢乐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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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山伯爵》是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的代表作。故事发生在法国复辟王朝时期，主人公唐泰斯足一个年青有为的水手，即将升为船长。他的同事唐格拉尔嫉妒他，写了一封告密信诬陷他是拿破仑党人，而这封信则由唐泰斯的情敌，其未婚妻的表兄弗尔南投入了信筒。于是在举行婚礼仪式时，唐泰斯被宪兵抓走。代理检察官维尔福为了严守父亲的秘密，维护自身的利益，昧着良心给无辜的唐泰斯定了罪，把他关进了阴森的伊夫保地牢，此后，冤案的三个制造者飞黄腾达，唐格拉尔成为伯爵，众议员和金融界头的巨头，弗南尔娶了唐泰斯的未婚妻……

《双城记》是狄更斯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早在创作《双城记》之前很久，狄更斯就对法国大革命极为关注，反复研读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和其他学者的有关著作。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浓厚兴趣发端于对当时英国潜伏着的严重的社会危机的担忧。1854年底，他说：“我相信，不满情绪像这样冒烟比火烧起来还要坏得多，这特别像法国在第一次革命爆发前的公众心理，这就有危险，由于千百种原因——如收成不好、贵族阶级的专横与无能把已经紧张的局面最后一次加紧、海外战争的失利、国内偶发事件等等——变成那次从未见过的一场可怕的大火。”可见，《双城记》这部历史小说的创作动机在于借古讽今，以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经验为借鉴，给英国统治阶级敲响警钟；同时，通过对革命恐怖的极端描写，也对心怀愤懑、希图以暴力对抗暴政的人民群众提出警告，幻想为社会矛盾日益加深的英国现状寻找一条出路。　从这个目的出发，小说深刻地揭露了法国大革命前深深激化了的社会矛盾，强烈地抨击贵族阶级的荒淫残暴，并深切地同情下层人民的苦难。作品尖锐地指出，人民群众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在贵族阶级的残暴统治下，人民群众迫于生计，必然奋起反抗。这种反抗是正义的。小说还描绘了起义人民攻击巴士底狱等壮观场景，表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然而，作者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即反对残酷压迫人民的暴政，也反对革命人民反抗暴政的暴力。在狄更斯笔下，整个革命被描写成一场毁灭一切的巨大灾难，它无情地惩罚罪恶的贵族阶级，也盲目地杀害无辜的人们。　这部小说塑造了三类人物。一类是以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为代表的封建贵族，他们“唯一不可动摇的哲学就是压迫人”，是作者痛加鞭挞的对象。另一类是得伐石夫妇等革命群众。必须指出的是，他们的形象是被扭曲的。例如得伐石的妻子狄安娜，她出生于被侮辱、被迫害的农家，对封建贵族怀着深仇大恨，作者深切地同情她的悲惨遭遇，革命爆发前后很赞赏她坚强的性格、卓越的才智和非凡的组织领导能力；但当革命进一步深入时，就笔锋一转，把她贬斥为一个冷酷、凶狠、狭隘的复仇者。尤其是当她到医生住所搜捕路茜和小路茜时，更被表现为嗜血成性的狂人。最后，作者让她死在自己的枪口之下，明确地表示了否定的态度。第三类是理想化人物，是作者心目中以人道主义解决社会矛盾、以博爱战胜仇恨的榜样，包括梅尼特父女、代尔纳、劳雷和卡尔登等。梅尼特医生被侯爵兄弟害得家破人亡，对侯爵兄弟怀有深仇大恨，但是为了女儿的爱，可以摒弃宿仇旧恨；代尔纳是侯爵兄弟的子侄，他大彻大悟，谴责自己家族的罪恶，抛弃爵位和财产，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赎罪”。这对互相辉映的人物，一个是贵族暴政的受害者，宽容为怀；一个是贵族侯爵的继承人，主张仁爱。他们中间，更有作为女儿和妻子的路茜。在爱的纽带的维系下，他们组成一个互相谅解、感情融洽的幸福家庭。这显然是作者设想的一条与暴力革命截然相反的解决社会矛盾的出路，是不切实际的。　《双城记》有其不同于一般历史小说的地方，它的人物和主要情节都是虚构的。在法国大革命广阔的真实背景下，作者以虚构人物梅尼特医生的经历为主线索，把冤狱、爱情与复仇三个互相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情节错综，头绪纷繁。作者采取倒叙、插叙、伏笔、铺垫等手法，使小说结构完整严密，情节曲折紧张而富有戏剧性，表现了卓越的艺术技巧。《双城记》风格肃穆、沉郁，充满忧愤，但缺少早期作品的幽默。一个被人秘密囚禁十年的囚徒在狱中含血带泪写出了自己不幸遭遇，并要求向仇人清算，而十年后这封控诉书恰好控诉了自己无辜的女婿。本书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描述了一对情人的悲欢离合。本书的主要情节是我跟我的孩子们和朋友们一起演出威尔基·柯林斯先生的剧本《冰冻的深渊》时构思出来的。那时我产生了表现这故事的强烈欲望。我在幻想中津津有味地精细地勾勒出了人们的心态，设想着把它呈现在关于观察的观众面前。狄更斯是19世纪英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用他的小说揭露、抨击了当时英国社会形形色色的罪恶，对生活在最下层劳动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双城记》是狄更斯后期的重要作品之一，是根据法国大革命的部分史实写成的一部历史小说。

《红与黑》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第一部杰出作品。作者被誉为法国以至整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小说描写一个名叫于连·索累尔的外省青年，出身低微，有一定的聪明才智。他在当地市长家中当家庭教师时，勾引上主人的年轻妻子，后来又在巴黎勾搭一个贵族小姐。市长夫人出于嫉妒，揭穿了他的丑行。他一怒之下，开枪打伤了市长夫人，法庭以预谋杀人的罪名判处他死刑。主人公于连是当时一代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典型。上流社会的迫害与影响，个人的孤傲与野心，是于连悲剧的根源。这部小说的魅力还在于作者颇费匠心地赋予小说以浓厚的政治色彩。小说原名《于连》，后改为《红与黑》。其中的“红”指法国士兵的红色军服，代表资产阶级革命力量，“黑”指复辟时期僧侣的黑衣，代表封建教会势力，这一书名本身暗示了两大对立阵营的尖锐冲突；斯汤达把“1830年历史纪实”作为小说的副标题，意在突出小说的时代精神。小说围绕着于连短暂的一生，从外省小城到首都巴黎，从神学院到保王党集团，从爱情生活到秘密政治活动，鲜明地勾画出了19世纪20年代～30年代法国社会的广阔图景，深刻地揭示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最后阶段法国社会各阶层错综的矛盾关系。这一切都表明《红与黑》在本质上是一部深刻的政治小说。斯汤达生前，《红与黑》没有引起广泛重视，但他小说中的深刻的思想和生动的描写最终取得了法国和各国人民的承认。在中国，《红与黑》以及斯汤达的其他作品都有多种译本。《红与黑》是法国作家司汤达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现在，已经被世界公认为文学史上的经典。在中国，关于主人公于连与德·蕾纳尔夫人和德·拉莫小姐的三角恋情也早已被读者所熟知，于连为了达到个人野心，后来杀死了真爱的德·蕾纳尔夫人而被处死。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法国影片《红与黑》曾在我国放映并轰动，扮演于连的著名法国演员钱拉·菲利普也是家喻户晓。司汤达将这部作品取名为《红与黑》，其中颇有深意。红代表革命、军功和行伍生涯，黑则代表教士的黑袍、教会和教士的职业。其寓意是从前在拿破仑的帝国时代，年轻人，尤其是并非贵族出身的年轻人，可以参加革命的军队，凭着勇敢和手中的武器建功立业，出人头地，“边庭上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但时移境易，拿破仑失败，封建王朝复辟，贵族卷土重来，他们和教会互相勾结，平民青年没有任何出路，只能以教士职业为晋身之阶。风雷叱咤，豪气干云的时代过去了，法国进入了一个勾心斗角、虚伪腐败、个性和魄力受到压抑的时期。《红与黑》的副标题《一八三○年纪事》明白无误地指出，该书以小说的形式，通过于连与命运作艰苦奋斗的短短一生，从不同的角度，淋漓尽致地反映复辟时期的阶级斗争。《红与黑》不是历史，但胜于历史，它以感人的形象，跌宕起伏的还必情节，再出了复辟时期法国的社会百态。《红与黑》的情节围绕于连这个主主公展开，书中人物虽多，都不过是主角的陪衬。

这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女主人公简·爱是个孤儿。由于没有财产、没有地位，她自幼饱受虐待和歧视，养成了反抗不合理的社会习俗的坚强性格。从慈善学校毕业后，她到地主罗契斯特的庄园任家庭教师。她的自尊、自爱、自信和她的才智，赢得人们的敬爱，在逐渐深入地了解和在平等的地位上，她与罗契斯特相爱了。在婚礼的当天早晨，才发现罗契斯特已有妻子，就是藏在楼上的疯女人，简·爱坚持人格的尊严，毅然离开了罗契斯特，经历了流浪的辛酸生活，在一个乡村学校找到了教书的职业。后来，简·爱得知那个疯女人放火攻屋，罗契斯特救她未成反被烧伤，而且双目失明，她又不顾一切地回到罗契斯特身边，与他成婚，终身想守。简·爱执着于自己的信念，努力争取和平等，不畏艰险，坚贞不屈，闪耀着性格的灿烂光辉，成为后世读者长念不忘的人物。小说情节曲折动人，带有传奇色彩，有时还显得神秘，这不仅使小说富有吸引力，而且更增加了作品对读者的震憾。

《巨人传》是法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虽然结构还比较松散，但毕竟突破了民间故事和史诗的格局，为长篇小说这一新的艺术形式奠定了基础，且率先为塑造近代小说中的“个性化”人物作出了贡献。在小说第二部中开始出现，在后三部中成为中心人物的巴汝奇就是法国文学中的第一个市民典型。在这个人物身上，集中了早期市民阶级的基本特征。他聪明能干、机智狡黠，同时也自私、爱钱、爱享受；他不承认任何传统道德、社会礼法，敢于肆无忌惮地“亵渎神圣”；他满脑子刁钻古怪的主意，干捣鬼骗人的事胆大包天，遇到危险却胆小如鼠，……在《巨人传》中，几乎所有的主要人物都带有理想色彩，惟独巴汝奇是个现实的人，具有从现实生活中概括出来的真实个性，具有真实的长处和弱点。这是个行将在资本主义竞争中大显身手的角色，是费加罗、弗隆坦等典型的前身。尽管这个人物还不够完整，前后性格还不够统一，但毕竟是法国文学中出现的第一个现实主义典型。单单这一贡献，就足以使拉伯雷在文学史上获得不朽的声名了，何况还有他那无与伦比的讽刺艺术和富有魅力的语言风格。

亲爱的读者，你也许会相信我毫无保证的话，说这本书是我智慧的产物，我自然希望它像你指望的那样自然、活泼、有才艺。然而，这件事坏就坏在自然界有它自己的正常趋势——物分其类。我才疏学浅，编定的这个故事免不了非常枯燥，非常不切题，甚至难以想像的荒谬。你也各市地会认为它是我在某个忧郁的监狱里造就出的混乱的产物。监狱是世上一切烦心事的集中地，凄厉之声的住所。安闲的生活，幽雅的居处，怡人的田野与园林，淙淙的泉朋，还有心绪宁静都有助于唤起想像，甚至使生育最艰难的文艺女神孕育生命，生出的孩子令世人羡慕和欣味道。有的父亲溺爱孩子，把孩子的短处看成是长处，甚至在亲朋好友面前把他儿子的愚笨夸成聪明伶俐。而我只是《堂吉诃德》的后爹，我不想随大流、赶时髦；也不会像许多可怜的作家那样，泪流满面地、热切地请求你——亲爱的读者，对我儿子身上的缺点多加包涵。因为你既不是我儿子的朋友，也不是亲戚，我能指望你做企么偏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