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新说，中篇小说是他“这些年打交道最多的伙计”。回顾自己30年来的创作，周大新说有一件事是他一直在坚持做着的，“那就是对人性所进行的持续不断的探索，从而使自己对人自身的认识前进了一步”。他说，从此以后他将只写长篇，不写中篇了。这部书是我们所能看到的他最后的中篇小说。

本书选译了世界一流小说大师们最优秀的短篇小说。阅读这些思想内涵深刻、文字表达优美的作品，不仅会使我们对人生的价值取向、是非标准，以及人类生存的意义有其深刻的认识；更能提高我们的阅读品味和审美情趣，启迪我们的心智、陶冶我们的情操。本书为大学生、中学生英汉双语的最佳读物，是文学爱好者的理想选择。

自1966年开始发表作品以来，弗诺·文奇在长篇科幻方面独辟蹊径，取得了令人敬畏的成就。 弗诺·文奇的中短篇小说数量不多，但同样引人瞩目。本集收录了他的大部分中短篇佳作，既有《炸弹惊魂》这样诙谐幽默的故事，又有富有生活气息、感情真挚动人的《宝石》，也有情节曲折、悬念迭出的《势均力敌》，还有想象奇特、技术细节逼真的《孤注一掷》……正如美国《出版商周刊》所言：对硬科幻迷，尤其是偏爱大胆预测的读者来说，本书无疑是一份厚礼。

《中国新文学大系：中篇小说卷2（1976-2000第10集）》烟壶，神鞭，腊月·正月，棋王，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冈底斯的诱惑，你别无选择，爸爸，西藏，隐秘岁月等等。

《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第7集长篇小说·卷4》东方，白门柳，钟鼓楼，隐形伴侣，少年天子，浮躁，平凡的世界，南渡记，战争和人，突围表演，曾国藩等等。

近年来，我给一些朋友写过为数不少的评论，都是随性而为，很少写序的。但是戴荣里这本小说，洋洋洒洒二十多万字呈现在我电脑屏幕上的时候，我还是很高兴地接受了他的邀请，因为这些文字，是戴荣里作为一个写作者，用自己心灵里最真挚的情感去演绎的精神世界的写照。当眼下这个世界变得光怪陆离的时候，戴荣里还保持着自己对世界、对生活、对生命的原色体验，我们为什么不对这些文字报以崇敬与赞许呢？

在《玻璃房子》中，伊丽莎和丈夫彼得森，看上去幸福美满，可他们的人生，却是那样的“不可理喻”。彼得森虽然是心理医生，却连自己太太的心理都没有弄清楚，当伊丽莎情欲汹涌，希望与丈夫行鱼水之欢的时候，彼得森却坚持“我们的时间表上的安排是星期三，就要等到星期三”，而当饥渴难耐的伊丽莎将目光转向了来自中国的新移民花匠阿德，希望在“出轨”中以阿德的雄性和阳刚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之时，她那白种女人的种族优越感，就更加“不可理喻”了。当伊丽莎遭遇了阿德的拒绝——阿德用拒绝维护了自己的男性尊严和种族尊严时，她竟用毁坏阿德保养的墨西哥铁树作为报复，这一行为，最终使伊丽莎与她丈夫彼得森一起，双双归入了“不可理喻”的行列。收入本集的作品还有《天堂·女人·蚂蚱》、《窗帘后边的考夫曼太太》、《汤姆大叔的剃刀》、《靠海的房子》、《冰冷的太阳》等。沙石不只是为了展示新移民社会的一般生活，而是要借助新移民社会和新移民生活，展现自己对世界、人生和人性的独特看法。

后半夜开始下雨。春天的雨悄无声息，邢美玉睡不着，躺在床上部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头上一点一点地滋长。隔壁的房里静悄悄的。

本书是新疆第一代石油工人成长的历史见证；各族人民并肩战斗共迎解放的高亢战歌。《白豆》谱写了凄美壮烈的爱情悲歌，张扬人本主义的当代绝唱。《英格力士》是一部充满了温馨和悲悯、苦涩又甜蜜的青春成长小说。《寡妇》描绘了寡妇和法官两代人不同的命运，折射哈萨克草原的历史变迁。

在2009年中国出版的数千部长篇小说中，《大虬》可能最容易被文学专业界所忽略，其原因不光是作者在文学圈内之籍籍声浪中默默无闻，还因为其竟然采用古旧的章回体这种话本叙事方式。但是，当你稍稍认真地读下去时，就会发现其在旧的叙事框架里所装载的社会历史和人生内容竟是那样丰富扎实。实在地说，这是一本很吸引人的小说。它吸引人的不只是主人公大虬传奇般的人生经历，以及他与毕莲仙坎坷曲折却又灵肉交融美满幸福的浪漫爱情，更重要的是，小说从大虬这个充满侠骨豪情的人物切入，所复原和再现的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末关中农村的社会生活史和农民生存史。这是保留在作者和当事人记忆中的故事和细节，然而它所提供的丰富的社会生活信息，却足以突破以往从单纯政治角度所书写的宏大叙事模式，让人看到更直观、更本质的乡村社会历史和人际关系真实，成为一部独特的民间社会历史文本。小说的情节“核”是财东冯家和山东来的逃荒户陈家几代人真诚相帮的故事。它的畸形发展也可以说是极致情境，是在冯家儿子天时死后，天时妈为了留住儿媳毕莲仙，以使两岁的孙子能长大继承财产和香火，便有意撮合干儿子陈大虬与儿媳毕莲仙成为“家外有家”的夫妻。陈大虬也果然不负干妈所望，扶孤保产，并与莲仙相爱始终。作者的本意是表现陈大虬知恩图报和重信守诺的侠骨豪情，赞颂他身上所葆有的劳动者的美德，但其故事中恶人终得恶报的情节，所包涵的却是“善恶终有报”的民间信念。在极左年代，这样的观念只要用一句“唯心史观”就可彻底否定了，但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行和谐发展的今天，这种鼓励人帮人、人爱人的民间信仰，却具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早在战争年代，大虬就救助过受伤的中共游击队长东方白和哑巴孤儿石蛋儿，为报仇杀死了作恶多端的敌连长、排长，落下“刀客”的名声。但他对祸害过自己和毕莲仙的冯家族人，却又在他们有悔意之后，宽容待之。更为难得的是，在浮夸风盛行的“大跃进”年代和人妖颠倒的文革浩劫中，他都坚持实事求是，宁愿自己挨整，也不说一句谎话，并再一次从被坏人控制的造反派手中，冒死救出了即将被残酷处死的县长东方白，保护了冯家后代冯暄璋。这是一个集传统美德于一身，侠骨豪情、爱憎分明，终生行善除恶，以助人为乐事，敢于坚持真理的乡间豪杰形象。作者不仅将大虬这样刚柔相济、行侠仗义的老一代农民形象当做中国乡村社会善良和正义的代表，而且又将他作为儒家传统文化中“修身齐家”的家长式男人的典范。然而作为小说的《大虬》，其意义却不只在于大虬这个可能引起争议的传奇人物，还在于其围绕大虬的漫长人生经历，在长达五六十年的历史时空中对中国乡村社会新旧两个时代农民的生存状态所作的深入肌理的本质展示和生动描绘。在小说前半段，我们看到的是旧中国农村普遍的贫穷和兵匪、自然灾害对农民财产、生命的严重威胁。而如冯成泰这样的富裕家庭，除了对兵匪、灾祸的耽忧之外，还有对家族男性继承人的关注和期待。他直到三十多岁才生下一个自小多病的冯天时，儿子尚未成人他就因车祸身亡；冯天时好容易结婚生子了，却又在其儿子不满周岁时因病而亡，留下老母、少妻、幼子，使冯氏家业面临后继无人的危险。有产家庭的这种生存状态，揭示了封建男权制度的作茧自缚，同时也形象地解释了农业社会重男轻女的物质原因，以及乡村社会葆有的积福行善天赐麟子的道德传统。《大虬》描写旧中国的那部分内容，可以说几乎都是围绕冯成泰家保子保产进行的。小说虽然没有点明，但我们根据情节可以推断，冯成泰当年对大虬家的救助，似乎并不是完全无私的，而是有着借外力以襄子护家的长远算计。在冯天时死后，冯成泰族弟冯成海父子对其家产的觊觎和争夺即进入白热化阶段。作者写冯成海强迫过继、气死寡嫂、葬礼发难、谋害陈大虬，以及其子企图强娶毕莲仙又唆使大兵对其轮奸等情节，占了全书七、八章的篇幅，其矛盾斗争真可谓“如火如荼、相煎何急”。在对冯成海父子这些招数的应对中，作者写出了成泰妻的深谋远虑，陈大虬的英勇无畏，毕莲仙的坚贞不屈、多谋善断。通过一个家族在夺产护产中的斗争，作者撕下了旧中国家族社会温情脉脉的假面，呈现其残酷无情的本质。其激烈和残酷毫不亚于封建帝王继承权的争夺。近些年，在描写旧中国家族生活的长篇小说中，我们很少读到这样深刻精彩、入木三分的描写。在尚未读到陈大虬在新中国阶段的生活内容时，我很耽心，以陈大虬对冯家的忠诚，他将怎样面对土改、合作化这样的运动？然而在读完全书后，我虽觉得通过东方白的友情，又靠一纸假契约，让冯家避免了被定为地主成分而田产被分的结局，其情节还大致可信，但让大虬因听了东方白的建议，成为入社的积极分子，并先后担任社长、队长，就不大符合他的性格。好在这在书中只是过程性交待，很快就进入到因1958年的浮夸和浪费所造成的饥荒年代。到这里，作者又重新找回对陈大虬的感觉，写了他因反浮夸被撤职并与好朋友刘春来分手；又写了在那场导致碧竹寨村23人饿死的饥荒中，大虬、毕莲仙的生存智慧和侠义心肠。但是最为成功的，则是作者对“四清”和乡村“文革”过程的深刻表现。从碧竹寨这两场运动的过程和细节中，我们看到了在当时被官方媒体所渲染的“反修防变”、你死我活的严重阶级斗争，如何在乡村社会被异化为痞子恶人们的为所欲为和好人的劫难。作者通过对毕莲仙如何被补划为地主、存根如何成为运动的“对象”而后又如何“下楼”等过程的描写，以及对所谓运动“积极分子”队伍的剖析，让我们看到了乡村社会人际、家族原来的些小矛盾和仇怨，如何被放大撕裂成仇恨，人性中的自私、贪婪，甚至合理的人生理想，如何被运动的领导者所利用，并以革命的名义行使着对无辜者的群体暴力。恩格斯曾经指出：“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浪费。”（《马恩选集》第四卷483页）从《大虬》中看到的正是国家权力、政治权力的错误运用和它对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巨大的损害”和对好人的伤害。这是很真实又很深刻的判断和表现，在同类题材的文学创作中，同样十分难得。与《大虬》思想方法和历史记忆的民间立场相一致的，是它选择的章回体和话本的讲述方法。但是作者在叙述中又大量借鉴了现代小说的叙述方法，如小说社会历史内容的拓展，对旧小说单因单果的情节链的突破，表现了事件和人物命运的复杂性；又如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和分析，对人物思想和心灵世界的丰富展示，等等。所以从总体来说，《大虬》既有传统中国小说线索的单纯、故事的生动，情节的起伏跌宕，作者倾向和思想观点的鲜明，又有现代小说社会历史内容的丰富、广阔，人物的复杂与深刻。另外，小说中以陕西关中农村方言为主导的叙事方式，不仅凸显着作者的民间立场和小说的民族化、大众化风格，而且为人们留下了生动丰富的关中方言资料，在语言大一统的现代化背景下，具有特别的历史文化和民俗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