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

　　1368年建立的大明王朝，到1628年，已经走过了整整二百六十个年头，距离它灭亡的1644年，只有最后的十七年了。这就是崇祯元年到崇祯十七年。 崇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明思宗朱由检的年号，延续了十六年零三个多月，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的子夜，即十九日的凌晨即将来临之前，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进入北京外城、内城，逼近皇城。千钧一发之际，走投无路的朱由检在紫禁城北面的煤山（即景山）自缢身亡。他的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老祖宗朱元璋在1368年建立的明朝，在这一年（1644）宣告寿终正寝。 李自成虽然推翻了大明王朝，但是他的大顺政权在紫禁城的日子，不过区区四十天而已。由于招降明朝总兵吴三桂不成，他亲自率领主力前往山海关征讨，遭到满洲铁骑的突然袭击，溃不成军，仓皇退回北京。李自成进入紫禁城以后，迟迟没有举行登极仪式，到了大势已去之时，四月二十九日，匆匆忙忙在武英殿举行登极仪式，当了一天皇帝，第二天开始撤离北京。 五月三日，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一行，在骑兵的护卫下，乘着銮舆，浩浩荡荡进入朝阳门，直奔紫禁城。于是开始了清朝皇帝君临全国的时代，这一年就是清朝的顺治元年。 处在由明朝到清朝的改朝换代转折时期，崇祯十七年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对于明朝的遗老遗少而言，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因而他们对于同样亡国的李后主所写的绝妙好词《虞美人》中的亡国之痛——“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充满了凄婉的共鸣，便不难理解了。清初，孔尚任的名著《桃花扇》上演时，离开明朝灭亡已经半个世纪了，据说，观众中那些依然留恋旧时代的人们被剧情感动得涕泪满襟，唏嘘不已，依然充满感伤。 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实在是一个悲剧时代。按照王朝的周期性规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延续二百七十六年的明朝，算不上短命。整个明朝，犹如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M，永乐、宣德时期出现了第一个高峰，它的标志就是震惊世界的郑和下西洋，被西方学者赞誉为“发现世界”的壮举。此后逐渐走下坡路，到了万历第一个十年，由于内阁首辅张居正的改革，出现了万历中兴，使得万历时期成为明朝历史上最为富庶强盛的时期，缔造了明朝的第二个高峰。但是好景不长，皇帝为了消除张居正“威权震主”的影响，彻底否定了张居正的政绩，甚至以为他是“专权乱政”、“谋国不忠”。于是乎，万历后期政坛高层忙于朋党之争，忙于“窝里斗”，国事急转直下。到了天启时期，皇帝昏庸，朝廷大权落入大太监魏忠贤之手，形成“阉党”专政的局面，正直的官僚不是被革职，就是被杀戮，政局腐败透顶。 朱由检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继任皇位的。他严惩魏忠贤及其党羽，清查“阉党逆案”，为遭受“阉党”迫害的官僚平反昭雪，拨乱反正，希望再次营建一个中兴局面。然而时势已经大变，东北的清朝羽翼日渐丰满，明朝与清朝的战争屡屡败绩，满洲铁骑多次越过长城要塞，威胁北京及其周围地区。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造反大军，已成燎原之势，驰骋中原。这两股势力，都想取明朝而代之。大厦将倾，狂澜既倒，崇祯皇帝和他的大臣们，企图挽狂澜于既倒，然而心有余而力不足，上演了一幕亡国的悲剧。在这一幕悲剧中，每个人都在演出悲剧，皇帝以悲剧谢幕，大臣们也莫不以悲剧收场。 大明王朝无可奈何地走向灭亡，而且亡在一个颇想有所作为的皇帝手上，不仅明朝的遗老遗少，甚至清朝的顺治皇帝，都扼腕叹息。其悲剧性就在于，并非亡国之君的朱由检演绎了一幕亡国的悲剧。平心而论，朱由检在明朝诸帝中，绝对不是一个昏君，说他出类拔萃，也毫不为过。他上台以后，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由于问题积累太多，内部早已蛀空，颓势难以挽回。无可奈何花落去，巍峨的王朝大厦，轰然倒下。朱由检本人以自缢的方式殉国。 这样的情节，怎不令人黯然神伤！ 它以悲剧的形式，向人们展示一个王朝走向灭亡的过程。我把这幕悲剧的细节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出来，目的是给予读者历史固有的深邃启示，并非只发思古之幽情。就好像我们观看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那样，不必站在哈姆雷特的立场上，而是以超脱的眼光来远距离观察历史。 19世纪独步欧洲史坛的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一大贡献是把历史学变成一门科学。他的名言——历史的叙述应该是客观的、冷静的、无色彩的——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境界。我想尽量向它靠拢，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接近历史真相，而与形形色色的“戏说”划清界限。 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戏说”之风由来已久，人们一批评，编导们就借口“我们不是编历史教科书”来回敬。人们当然喜欢看有趣的戏，而不是乏味的教科书演绎。但是总不能老是让大家看“关公战秦琼”啊！如果听之任之，那么长此以往，就会在观众中形成一种“话语霸权”，把戏说信以为真。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到了那个时候，可就麻烦了。 当然，历史学家也应该检讨，为什么历史著作老是写得枯燥乏味，令人望而生畏？波诡云谲、风雷激荡的历史本来是有声有色的、生动活泼的，历史学家完全有可能把历史写得有声有色、生动活泼。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一个典范，他无须“戏说”，照样引人入胜，十分“好看”。近来很畅销的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著作的中译本《王氏之死》、《曹寅与康熙》、《皇帝与秀才》等，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他用“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他的研究成果，把史料融会贯通，以生动的文笔表达出来，眼光敏锐，视角深邃而又独特，却又十分“好看”。 由此可见，追求“好看”，不一定非“戏说”不可，也就是说，“好看”不必以牺牲历史真实为代价。历史作品的生命就在于真实，没有了真实，再“好看”也是没有意义的。 这也可以说是我写本书所遵循的原则。书中所写的都是真实可信的，也就是所谓信史，都有历史文献的依据，都有案可查。但是作为大众读物，不必引经据典，一一注明出处。这样就可以减少许多阅读障碍，在生动的情节、流畅的文字中，感受阅读的乐趣。如果在轻松的阅读之后，各位可以从一个王朝走向灭亡的悲剧中，获得这样那样的启示，那是历史本身的魅力。我只不过是把这种魅力传达给各位而已。

　　樊树志，1937年生。籍贯辽宁沈阳，出生地浙江湖州。1957年由浙江杭高（杭州一中）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1962年留校任教。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专家组成员。专攻明清史、中国土地关系史、江南地区史，尤以江南市镇研究蜚声史坛。　代表作有：《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1988年）、《明清江南市镇探微》（1990年）、《万历传》（l994年）、《崇祯传》（1997年）、《国史概要》（1998年）、《晚明史》（2003年）。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六十余篇，其中发表于日本四篇、韩国一篇。

引言
一、崇祯元年：一个惊心动魄的精彩开局
1.朱由检受命于危难之际
从朱常洛到朱由校
魏忠贤与奉圣夫人客氏
魏忠贤与阉党专政
魏忠贤个人崇拜运动
朱由校的绝嗣
兄终弟及，朱由检继位
2.不动声色，逐元凶处奸党
大智若愚，继续优容魏、客
舆论的逐步升级
“许太监魏忠贤引疾辞爵！”
魏忠贤之死
3.清查阉党，除恶务尽
追究魏忠贤、客氏及五虎、五彪的罪状
清查阉党逆案
销毁篡改历史的《三朝要典》
公布阉党逆案名单
二、急于解决的辽东心腹大患——毛文龙与袁崇焕的悲剧
1.袁崇焕督师辽东
后金的兴起与辽东的形势
宁远大捷
应召提出平辽方略
钦差出镇行边督师
2.同室操戈：毛文龙之死
毛文龙其人其事
“将江山而快私忿，操戈矛于同室”
先斩后奏，袁崇焕处死毛文龙
青史凭谁定是非
3.己巳之变与袁崇焕的悲剧
己巳之变
袁崇焕被捕入狱
袁崇焕之死
三、难以应付的中原民变——杨鹤杨嗣昌父子的悲剧
1.陕西三边总督杨鹤的败局
出任陕西三边总督
招抚神一魁
抚局之败
2.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十面张网”
从陕西、山西到河南
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升督剿东南
杨嗣昌“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
张献忠谷城受抚，李自成商洛息马
3.“盐梅上将”督师中原
如何兼顾安内与攘外
李自成、张献忠重新崛起
“盐梅今暂作干城”
4.“尽瘁堪悯”：杨嗣昌之死
与下属关系一筹莫展
“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
“呕血伤心，束身俟死”
四、“崇祯皇帝遭瘟了！”——温体仁的得宠与失脚
1.枚卜事件与钱谦益的革职
2.温体仁与周延儒的倾轧
3.总是遭瘟
4.皇帝圣旨：“放他去！”
五、恩深惭报浅——周延儒的复出与赐死
1.没有温体仁的温体仁主义
2.复社与周延儒的复出
3.姜埰、熊开元之狱
4.“勒令周延儒自裁！”
六、无力回天的末世英雄
1.卢象升：“食尽力穷，死在旦夕”
2.孙传庭：“我今不死非英雄”
3.洪承畴：“灭寇雪耻”成泡影
4.秘密议和，陈新甲成替罪羊
七、崇祯十七年：“鼎湖当日弃人间”——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1.“朕非亡国之君”
2.出征、南迁、勤王，一筹莫展
3.煤山自缢，以身殉国
4.王朝的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