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然草》与《枕草子》《方丈记》被称为“日本三大随笔”。书名依日文原意为“无聊赖”，也可译为“排忧遣闷录”。全书共243段，每一段都可以说是发于其不得不发，止于其不得不止。 吉田兼好在本书中，无论是记载典章制度、逸闻趣事、自然与人事的知识，还是对人的世俗心理的描述与分析，都表现了他对人生的各种表现和周边事物的深入细致的观察和积极、风趣的态度。作者的冷静与洒脱、淡而不俗的诙谐与机智具有高度的日本特色。他的文笔超妙而不空疏，风趣而不油滑，把纤丽绵密的日本古文同刚劲简洁的古汉语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日本文学史上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

意大利 作家亚米契斯因其代表作《爱的教育》广为人知，但他的游记作品在 却一直未被翻译出版。《君士坦丁堡》是他游记系列中的代表作，备受推崇。这本书记述了作者在19世纪70年代游览君士坦丁堡古城群落时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感。君士坦丁堡地处亚欧交界处，城市的历史变迁极为复杂，牵涉众多，亚米契斯以巧妙的结构和电影般的手法，将读者带到那个时代的伊斯坦布尔、加拉太、佩拉等金角湾和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古城及历史遗址。亚米契斯具有极强的文字素描能力，无论写人、写景还是状物，无不活灵活现。这本书不仅是文笔优美的游记， 是对当地历史文化的巡礼，作者以经典文学的手笔，为我们保留了历史古城在当时的面貌。用英国历史学家贾森·古德温的话来说，书中应有尽有；翁贝托·艾柯则将此书作为自己的游览指南，“因为亚米契斯曾经看到我 看不到的东西”。本书从1894年意大利文本译出，配有精选的原版素描插图九十余幅。

《烙在时光里的印痕》是席慕蓉 的回忆性散文集。在这本书中，她以书信、日记的形式追忆自己的成长经历，重新梳理了人生中重要的人和事，包括她在绘画本业上的困惑与拼搏，对诗的痴迷与信仰，以及对原乡的思念与牵挂。其中 为珍贵的材料，是20世纪60年代作者留学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时，写给远在 的家人的家书。这些家书被作者的父亲珍藏了一生，作者直到2020年才在一次偶然的整理中，从父亲的遗物中发现了这些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信。旷野无垠，长日将尽，透过一位作家的一生，读者也可以一窥过去的时代，了解一段特殊记忆中的历史。

瞿式耜（1590—1650），字起田，号稼轩、耘野，又号伯略，明末诗人、官员。本书分为信札和附录两个部分。信札部分收录瞿式耜未刊书牍280通，系严志雄教授整理之钞本《瞿中丞启稿》，原件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善本室，上海图书馆亦有藏。信札撰作时代大致为崇祯元年四月至崇祯二年一月（1628.04—1629.01），涵盖瞿式耜授官前后至被贬谪、滞留北京时，其信札写寄呈的对象人物众多，如钱谦益、文震孟、倪元璐、茅元仪、高弘图、刘鸿训、钱龙锡、王家祯、张国维、张凤翔、范景文、薛国观、李邦华、成基命、申用懋等，皆其时重臣，有重要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附录部分收录了《明史·瞿式耜传》、瞿式耜崇祯朝《掖垣疏草》。

1947年，精明的瑞士出版商梅尔莫向科莱特提议：自己定期送给她一束不同的花；作为交换，科莱特要描述众花中的一种……一年后，洛桑的梅尔莫出版社推出了“花束”丛书，其中一册名为《花事》的集子便由科莱特所著。在这位传奇女作家的笔下，玫瑰、百合、栀子花、兰花、郁金香、马蹄莲等二十余种花卉熠熠生辉，仿若一个个富有生命与灵性的花神，她们安静地洞悉着世间所有，见证了流年沧桑。本书是为纪念科莱特诞辰150周年推出的原创插图珍藏版，同时辑录了科莱特另两篇散文佳作《葡萄卷须》和《茜多》。

本书为“齐鲁先贤家谱整理研究”丛书之一。山东栖霞牟氏家族是山左地区的名门望族，自明万历科举兴家以来，从“学而优则仕”到耕读世家，在政治、文学等领域都有一定建树，在社会上颇有声望，对后世也有一定影响。本书对牟氏谱稿进行了标点及校注，其中前七卷为牟氏家族人物世系，最后一卷为牟氏家训、墓志铭及相关人物传记等，内容丰富。本书对研究牟氏家族及其文化传承、探索牟氏家族文化与胶东地域文化的交融及汇通有所助益。

本书为“齐鲁先贤家谱整理研究”丛书之一。以曹申吉、曹贞吉为代表的安丘曹氏家族是山东颇有影响的家族之一，曹氏家族自明代中期以儒起家，兴盛于明清两代，家族成员世代为宦，文献遗存丰富，在清代前中期的政治、文化、文学上产生过重大影响。本书分为两大部分，卷首至卷五为与曹氏家族成员相关的文献汇集，包括碑文、墓志铭、人物传记等，卷六至卷二十为曹氏家族谱系的整理。作者以民国二十二年续修《安丘曹氏族谱》为底本，参以安丘曹氏大量珍贵文献遗存及明清府县史志资料等，对曹氏族谱进行了标点和注释，对于了解曹氏家族及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有所助益。

本书散文，均选自余秋雨先生的名著《文化苦旅》、《中国文脉》、《门孔》、《君子之道》、《暮天归思》。散文对余先生而言，不仅仅是一种文体，而是社会上典雅人群的一种语言方式和人生态度。即使是大量文学之外的人，也能进入洒脱、自如、美好的“散文情态”。余先生对自己的笔墨又有特殊要求，那就是：“诚恳直白的质朴叙事，叩问本真的天地诗情”。由此，在几十年间，写出了大量让人“一拿起就放不下”的传世佳作，轰动海内外。其实他的很多学术著作，也都用散文笔调写成。他的那些具有高度、深度、难度的研究成果，本应衍化成抽象、艰涩、冷漠的文字，但在他手上，却奇迹般地出现了谈心式的细语、端庄中的体温，这一来，学术也就回到了人生初始时的亲和神情，重振了元典思维的生命活力。正由于此，他在高层学术领域， 迥异于几代学人的特殊风采。这五十篇散文，话题范围极为广泛，笔法篇幅也差别巨大，在目录编排上难以明晰分类。那就让它们散散落落、各有秉持地聚合在一起吧，相信读者逐一品味后一定会产生闳富而博大的美感。

母亲死后，肯尼科特决心开始学习巴赫最伟大也最复杂的作品《哥德堡变奏曲》，希望从中探寻音乐的意义，乃至生命的意义。母亲一生郁郁寡欢，对待子女尖锐、刻薄甚至歇斯底里。然而在死亡降临之后，回顾她的一生，她是否曾被家人真正了解？练习《哥德堡变奏曲》的过程充满艰辛，它以超高的难度挑战演奏者的自信，同时在情感上让人不得不直面意识最深处、最私密、最孤独的自我。肯尼科特将他应对悲恸与练习乐曲的经历写成了这本《复调》，不断探索并试图回答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怎样才算认识一首乐曲？怎样才算了解一个人？

本书从哲学诠释学和中西史学比较的角度，对中西古典时代著名的传记史学家司马迁与普鲁塔克进行比较认识的可能性和合理性进行了论证。此外，本书又从古今相通、中西互鉴的旨趣揭示了司马迁与普鲁塔克在历史观、人文观和轶事观三个维度的异同，以及对两者在中西传记史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社会历史原因进行分析。本书认为对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传记史学观念的比较研究，不但具有历史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总之，本书的突出特点是在古典时代的中与西、哲学与历史、叙事史与传记史学的相互关联中，探求中西传记史学的特点，并在司马迁和普鲁塔克传记史学的异同中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