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师道是元代婺州地区的着名学者，在表彰北山朱学和重视史学与乡邦文献两方面继承了金华学术的优秀传统。《吴师道集》汇集吴氏一生创作的诗文，是其人生交游、思想学术与文学成就的真实总结。　吴师道（1283-1344），字正传，江浙行省婺州路兰溪州人（今属浙江）。吴氏并非世代簪缨。高祖吴杞、曾祖吴辉都潜美不耀。至祖父吴儒宗始习举子业，宋季补国子学，入元，以纲纪乡学为务。伯父吴辛亦为宋国子待补生，元元贞、大德间曾任金华、仙居教谕。师道生父吴臬“隐约终身，务培植阴德而已”，并不是读书人。然师道幼而颖异，祖父儒宗对其锺爱有加，“脱襁褓，卧起饮食挟与俱。能言，口授以书，喜其可教。少长，课以诗赋，兼讲经义”。并命师道过继伯父吴辛为後，以继承吴氏文脉。师道亦每念遣训，为之感激刻励，问学疾力，不督而勤。师道始学，主要源出家学。然而吴氏家族并无深厚的儒学积淀，儒宗虽博通群经，所传习仍只诗赋、经义，以应对科考而已。这也初步为师道奠定了善记笕、工词章的为学基础。

作为流传至今而保存较为完整的元人文集之一，刘敏中的《中庵集》有着较高的史料价值。这是由刘敏中的政治经历和文集的内容所决定的。从文集内容上来看，全书二十五卷，文的部分近十七卷，其中史料性比较强的碑记、墓志、奏议等占了近十四卷。 此次整理，以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元元统二年《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为底本，以清文渊合《四库全书》中所收《中庵集》为主要校本，并参考了各种清抄本。在元刻本之外，又据四库全书本、方志及其他资料，补人集外文十篇，集外诗词二十八首。附录之中，则包括了散见於各处的刘敏中传记资料四篇，前代学者对各种版本的《中庵集》的题跋十四篇，元刻本《中庵集》序二篇及唱和诗词三首。

张养浩，山东历城（今山东济南市）人。其出处大节、政事文章，皆为当代及后世所称扬，是元代名臣之一。 张养浩在诗文创作方面的成就也是比较高的。他少年时即有能诗之名，在他青年时代任掾吏期间，得以有机会向姚燧求教。姚燧是元代前期文坛的领袖人物，其散文创作师法韩愈，上追秦汉，以奇崛古奥来矫正宋末平直萎弱的文风。 张养浩的散文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他与姚燧一样，擅长撰写碑志，这类文章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传记、序、记之类作品，文学性极强。 张养浩传世的著作版本众多。这次点校，以元刻本《张文忠公文集》为底本，以文渊合四库全书本《归田类稿》（简称“四库本”），周永年、毛堃校刻《归田类稿》（简称“毛刻本”）为校本。其中《三事忠告》据四部丛刊所收钱谦益藏本及四库本校勘。

从现存的778首诗和477篇文来看，戴表元最有价值的作品是那些抒发故国之思和表现民生疾苦的篇章。前者的代表作有《杨氏池堂谠集诗序》、《二歌者传》、《感旧歌者》等，后者的代表作有《剡民饥》、《采藤行》、《行妇怨次李编校韵》、《南山下行》等。南宋灭亡时戴表元三十二岁，晚年近六十岁才勉强接受蒙元政权的教职，可见他对南宋王朝一直眷怀於心，这种故国之思屡见于其诗文中。《戴表元集》为“元朝别集珍本丛刊”之一，收录了戴表元的经典作品。

胡祗通，字绍闻，号紫山，谧文靖，磁州武安（今河北武安）人，蒙元初期之能臣、着名文士，《元史》有传。着有《易解》三卷、《老子解》一卷、《紫山集》六十七卷。前两种已佚，而现存《紫山大全集》实非全帙。 胡祗通在文艺创作和批评方面是颇有成就的。作为散曲名家，其散曲风格曾被明初朱权评为“秋潭孤月”。作为“元代戏剧学第一人”，其被纪昀斥为“蝶狎倡优之语”的《黄氏诗卷序》、《优伶赵文益诗序》、《赠宋氏序》诸篇，恰恰是现存元初戏曲批评的珍贵文献，多亏四库馆臣手下留情，才得以保留至今。其书法也“脱去翰墨蹊径，自成一家”，与王磐同为蒙元初期北方书法家的佼佼者。 至于《紫山大全集》中的诗文作品，其风格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质实畅达，虽不是特别出众，却有自身特色。目前，对《紫山大全集》的文学成就还缺乏研究，但其史学价值则早已被元史学界所重视。 《胡祗遹集/元朝别集珍本丛刊》为“元朝别集珍本丛刊”之一，收录了胡祗通的经典作品。

《汉魏六朝小赋骈文选》。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该书的编写缘由，笔者想说点儿文学史知识。骈文的“骈”是“成双成对”的意思，此指语言中的俪词，假如一篇文章全部由（或基本上由）这种俪词组成，它就是骈文了。可见，骈文不是一种文学体裁，它是从语言的或整或散与或双或单的角度观照文章特点的一个词语。由于古代骈文是在东汉时成型的，而赋体文学作品的语言又多俪词，尤其是东汉中期以后出现的抒情小赋中俪词更多，所以就叫了这么一个书名。实际上，骈赋是包含在骈文中的一种文体。古代骈文虽在东汉时才成立，但在其前的先秦经籍、诸子著述和楚辞汉赋中已经有不少俪句了，这正显示了骈文的发展。两汉是辞赋体文章的黄金时代，为了凸显骈文与辞赋的这种联系，同时也为了编写文章的方便，本书就叫做《汉魏六朝小赋骈文选》了。以上讲了该书所以命名的原因，以下说说骈文的发展历程吧！按照姜书阁先生的说法，骈文“兴起于东汉之初，始成于建安之际，变化于南齐永明之世沈约等人的文章声病之论，完成于梁、陈、北齐、北周，而以徐陵、庾信所作为能造其极。自隋以至初唐，沿袭未改，其势渐衰”（《骈文史论》第15页）。他这里说的大都好懂，只是“变化于”之后的文字，需要作些解释。南齐，是南朝的萧齐；永明，是齐武帝萧赜的年号（483—493），其时，沈约、王融、谢眺等人为使诗赋的语言更优美，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四声即汉字的平、上、去、入四种声调，八病是“平头、上尾”等诗文声律上的毛病。由于骈文不仅讲求对偶，还讲究用典和声韵，因而沈约等人的功绩被姜先生注意并论述到了。骈文在魏晋南北朝有了很大的发展，直到中唐时期，韩愈倡导古文，还有人讲“文起八代之衰”，认为韩愈文章是“衰落”之后的“复兴”。但就在此时的陆贽，把奏议文的骈俪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形成了所谓的“公牍骈文”，这就算是骈文的第一次变革吧。它的第二次变革始自晚唐的李商隐，他融合了徐陵、庾信骈文和陆贽骈文的长处，适应社会动乱、世情险恶、言词必须隐晦的时代要求，形成如他的骈文集《四六甲乙集》这样新的骈体应世之文，从晚唐历五代直到北宋初期的“西昆派”都是这种文章的天下。宋兴七八十年以后，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掀起了第二次古文运动，以古文学家写古文的手法写出了清空质直、不用典故、摒绝华彩的白描骈文，称为“宋四六”。这可以看作是骈文发展史上的第三次变革吧。到了元代，骈文大大衰落。明清的“八股文”源于“四六”，是骈文的别支，也是骈文的末流。

中国古代文学大致有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说唱五大类别，其中散文的历史最长、数量最多、影响最广，应用性也最强。人们在日常生活交往中，可以不使用诗歌、小说、戏剧和说唱，却不能不使用散文。散文是形成文字的口语，一旦没有散文，人际交流就很难进行，社会生活就会停滞不前，可见散文对我们是多么重要。先秦两汉时期的散文，基本上是用当时的口语写成的。这些散文现在读起来，还是那样质朴自然，真切生动，就连不识字的人也能听懂某些篇章。魏晋六朝时期盛行的骈文，讲究声律对偶和典故词藻，虽然对提高散文的修辞和文采有一定作用，但总体上说，它是对先秦两汉散文的破坏与反动。这种华而不实、模糊不清的文体，仅在上层社会流行，与普通人全不相干，从而严重阻碍了政令的通行和人际的交流。因此，历代有识之士不断对骈文发起抨击，要求改革文体的呼声不绝于耳。唐代中期，为了复兴儒家学说的政治和文化需要，韩愈、柳宗元不惧嘲讽排挤，大力倡导古文运动。在理论上，他们提出了明道的原则、养气的功夫、学古的目标、创新的要求，旗帜鲜明，论辩有力。在创作上，他们都有数量较多、质量较高、体裁众多、风格多样的古文范本，业绩雄厚，令人信服。古文运动名为“复古”，实则要求继承与发扬先秦两汉作家用当时口语作文的精神，从唐代活的语言中提炼出新的散文语言，创造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型文体。韩愈、柳宗元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向占据统治地位的骈文进行了一次猛烈的冲击，培养并影响了当代和后代的一批散文家，把中国古代散文创作推向了崭新的发展阶段，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晚唐至北宋初期，由于政治腐败和统治阶层的审美偏好，骈文依旧流行，散文与骈文的斗争仍然在继续。直到北宋中期欧阳修的出现，才对持续了百馀年之久的文体斗争作了最后的总结。欧阳修在文与道的关系上，要求关心人问“百事”，从“百事”中去体会道，而不是抽象的儒家教条。这种主张有利于推动当时具有革新意义的“庆历新政”，因而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欧阳修宽厚仁爱的道德品质，平易畅达的文章风格，又受到广大文人的推崇与拥戴，成为天下公认的一代文宗。尤其是他利用主持科举的权力，斥退了一批迷恋骈文的士人，提拔了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等一大批优秀的散文作家，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创作队伍，创作出十分丰富的典范作品，最后完成了韩愈、柳宗元首倡的古文运动，其巨大影响直至明清而不衰。经过历史的长期淘洗，人们普遍认为在众多古代散文家中以“唐宋八大家”的成就最为突出，于是有了明代朱右的《八先生文集》、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等选本流行于世。

李贽（1527—1602），中国明代后期思想家。号卓吾，又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原姓林，名载贽，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中举后，改姓李，嘉靖三十五年为避穆宗载垕（同“厚”）讳，取名贽。其家是世代巨商，至祖父辈家境渐衰。嘉靖三十五年任河南共城（今河南辉县）教谕，三十九年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四十三年复任北京国子监博士，四十五年任礼部司务，隆庆四年（1570年）任南京刑部员外郎，万历五年（1577年）任云南姚安知府，万历八年辞官归隐。他为官期间，目睹朝廷及官员们腐败无能，常与上司发生争执。他经受过倭寇侵掠、灾荒贫困的痛苦，看到了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艰难，在新兴的市民运动推动下，希望能找到与宋明理学不同的“道”。他曾接触过王守仁学说，并研究佛学。归隐后，主要从事研究、讲学和著述。 1588年和1590年先后有《初潭集》和《焚书》问世。书中尖锐地揭露了道学家的虚伪和自私，受到耿定向等人的攻击和迫害。1599年《藏书》问世，受到进一步迫害。1602年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被下狱，李贽76岁在狱中受到严重迫害，不堪忍受，于是请一位剃头师傅为他剃头，其间乘人不备夺过剃刀自杀身亡。他的著作，曾多次遭到禁止和焚毁，但仍继续流传于世。本书择其诗、文、小说之精者加以解评。

袁枚（1716-1797），清代诗人，字子才，号简斋，又号随园老人，祖籍浙江慈溪，生于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市）。袁枚自幼聪明过人，十二岁时就考中秀才，二十一岁前往广西探望叔父袁鸿，为广西巡抚金鉷所赏识，推荐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是当时应试者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落榜后两年，应顺天乡试，一举得中。并在乾隆四年（1739）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后外放，曾任溧水、江浦、江宁等地知县，乾隆十三年（1749）辞官在小仓山下购筑随园，隐居其中，此后除乾隆十七年短暂出仕以外，一直优游其中近五十年，作诗、游历、授徒，自号随园老人。以乾隆十三年（1749）隐居于随园为界，袁枚的人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是读书应考，积极进入仕途，并在几任知县任内勤勉为政，赢得了很好的声誉。但由于生性散漫，时常遭人非议，沉于下僚，得不到升迁，加重了他对官场的厌恶．从而选择退隐。退隐之后，袁枚行为更加恣意任性，不为世俗偏见所束缚，他以“无子为名，一再买春”，毫不掩饰自己的好色，并为自己辩解。又广交文人才子，和当时很多的名士都诗酒唱和，相交甚欢。袁枚喜欢四处游历，他六十七岁开始壮游天下，祖国的大好河山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留下了袁枚的足迹和诗篇。袁枚虽然早期隐退时并不甘心，认为“自笑匡时好才调，被天强派作诗人”（《自嘲》），但是也时刻在诗中表达自己对于归隐以来优裕生活的得意与自足。袁枚是清代诗坛著名的诗人，他是一位多产的诗人，一生不废吟咏，诗歌的创作贯穿了他生命的整个过程。现存诗歌七千首，不仅数量多，而且其诗集中不乏许多名篇流传后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袁枚与赵翼、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也显示出他在当时诗坛上的影响和地位。在诗歌理论方面，袁枚也作出了十分巨大的贡献。乾嘉诗坛的初期是以沈德潜的“格调说”为主流派别，他认为前代诗人王士祯的“神韵说”内容上空疏和缥缈，主张以唐诗的格调表现封建社会的政治与伦理思想，倡导宏声大音，总体诗风显得温柔敦厚。同时还有翁方纲的“肌理说”，强调经术和学问对诗歌创作的重要性，实际上就是要求以学问为根底，以考证来充实诗歌内容，使义理和文理统一，有着明显的复古色彩。袁枚不满这种诗风，公开标举“性灵说”，与沈德潜等人论战，最终“性灵说”主导诗坛，取代了“格调说”的地位。“性灵”的主张本是明代公安派袁宏道等人的文学思想，袁枚继承下来，并加以发展，形成了自己的诗歌主张。他认为：“诗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诸身而足矣。其言动心，其色夺目，其味适口，其音悦耳，便是佳诗。”（《随园诗话》补遗卷一）主张作诗要本乎自己的真性情，抒发真实情感。创作时要独出新意，作品既要新鲜，同时又要自然有趣。反对模仿前人的作品，反对一味在诗中堆砌典故。袁枚的这些诗歌主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时间出现了“随园弟子半天下，提笔人人讲性情”（《随园诗话》补遗卷八）的局面。在散文以及笔记小说创作方面，袁枚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有《小仓山房文集》、《子不语》、《续子不语》、《随园食单》等传世。

龚自珍（1792-1841），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字尔玉，又字□人；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号定□，又号羽□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身于世代官宦学者家庭。祖父□身，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著有《吟□山房诗》。父丽正，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著有《国语注补》、《三礼图考》、《两汉书质疑》、《楚辞名物考》等书。母段驯，著名小学家段玉裁之女，著有《绿华吟榭诗草》。生平：龚自珍一生可分三个阶段：①20岁以前，在家学习经学、文学。他自幼受母亲教育，好读诗文。从8岁起学习研究经史、小学。12岁从段玉裁学《说文》。他搜辑科名掌故；以经说字、以字说经；考古今官制；为目录学、金石学等。同时，在文学上，也显示了创作的才华。13岁，作《知觉辨》，“是文集之托始”；15岁，诗集编年；19岁，倚声填词；到21岁，编词集《怀人馆词》3卷、《红禅词》2卷。段玉裁作序说他“所业诗文甚夥，间有治经史之作，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尤喜为长短句”，“造意造言，几如韩李之于文章”，认为“自珍以弱冠能之，则其才之绝异，与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怀人馆词序》）。这可以说是对龚自珍20岁以前学习的概括总结。②20岁至28岁，应乡试至入仕时期。嘉庆十五年（1810），龚自珍19岁，应顺天乡试，由监生中式副榜第28名。二十三年（1818）又应浙江乡试，始中举，主考官为著名汉学家高邮王引之。次年应会试落选，嘉庆二十五年（1820）开始入仕，为内阁中书。这时期他逐渐接触社会政治现实，并从科试失意中体验到政治腐败，产生改革的要求和思想，并从刘逢禄学习《公羊传》。他写出了《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尊隐》、《平均篇》等政论文。嘉庆二十二年，他曾以文集《伫泣亭文》及诗集一册请教“吴中尊宿”王芑孙。王认为他“诗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定□年谱外纪》）。同年，他开始戒诗。今存这时期诗，有《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等。③29岁至去世。嘉庆二十四年会试落选后，他又参加五次会试。道光九年（1829），第六次会试，始中进士，时年38岁。在此期间，他仍为内阁中书。道光十五年（1835），迁宗人府主事。改为礼部主事祠祭司行走。两年后，又补主客司主事。这类官职都很卑微，困厄下僚。48岁，辞官南归（道光十九年，1839）。50岁，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时为鸦片战争第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