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我期待已久的书。这既不是一本诗集，也不是一本散文集，也不是论文集。这是一个人在诸多方面的胡思乱想。但这依然不是一本完成的书。不过有了这本书，我便有了一种可能，去和现在、过去那些我敬重的人们展开一场谦虚的对话。但我不算计未来的读者。从1992年写作《致敬》起，我就改变了写作路数。尽管我们的出版业蓬勃到有时间不够严肃的地步，但我一直没有机会集中展现我近年的写作。一些了解我过去作品的读者偶然读到我近期的作品时，倾向于认为我现在的东西写得混乱，但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寻找我自己，没想到却找到了许多个我自己。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过一本《西川诗选》，那本书编成于1996年。后来那本书被更名为《西川的诗》于1999年重新出版。这本书与那本迥然不同。湖南文艺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过我的《大意如此》，其中收录了我的几首长诗。但那本书发行量有限。在将那几首长诗收入时我在个别地方作了修改。我对诗歌的看法与很多人不一样，也许错的是我。：西川

终生为精神的光辉召唤，不能享受物质生活；终生面对灵魂，面对人生短暂与终极的疑问，身心难以稍事休息；对哲学、文学、绘画、音乐有突发的持续的领悟力，和应运而生、无师自通的掌握能力。留世诗作、画作、书字、文稿异光蕴涵，单纯而丰富深邃，清澈而变幻不尽……我已在生命中行走千次，那时，山上有蕨草、铁犁，书还没有诞生，字还在土里细微地趴着，死亡还没有诞生，中世纪的尖塔远没生长起来。这就是我知道的一点事情。生命是盲目的，幽灵是飘动的；而世界则充满了“喧哗与骚动”。《顾城文选·别有天地》收录了著名朦胧诗人顾城的散文作品七十多篇，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诗人的性情，诗人的思想，是了解顾城，了解诗歌，了解朦胧诗的极好作品。顾城（1956—1993），中国当代诗人，一生以诗为生命，以生命为诗。1956年出生于北京，1962年开始写诗，1987年应邀出国访问讲学，1993年离世。顾城的哲学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他的作品《没有目的的“我”——自然哲学纲要》中，他认为哲学使人自在，并不使人存在。“自然”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是一种没有预设目的的和顺状态。美是顾城的终身信仰，贯穿在他所有的作品和整个的人生道路中。顾城曾将自己的诗创作过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自然的我（—1974）作者以《生命幻想曲》为代表作；文化的我（1977—1982）作者以《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为代表作；反文化的我（1982—1986）作者以《布林的档案》为代表作；无我（1986—1993）作者以《颂歌世界》《水银》为代表作。诗风自然纯净，在中国当代诗坛独树一帜。他的诗不仅为中国诗歌指明诗之本质，更重要的在于让人体味到生命纯净的气息，读之忘我。顾城的小说《英儿》以开放型的结构，诗化的语言，展现了人世间的真性情，令人震撼。

写这本小书的缘起，全是得自一句不经心说出来的自嘲。 半年前在台北开会，闲暇时与友人焦桐夫妇小聚，酒足饭饱之余，不禁谈到他们的新文化事业——二鱼出版社，和海峡两岸三地的出版业。 谢秀丽刚从大陆回来，说到大陆的出版业仍然蓬勃，正方兴未艾，畅销书不少，竟然也有几本以哈佛为名的书，销路不错，而最畅销的就是那本《哈佛女孩刘亦婷》，作者是她的母亲，而且最近还出版了一本续集。我说这位女孩曾是我班上的一个学生，禁不住又加了一句话： “既然连哈佛女孩的妈妈都能写书，我这个老男人也是货真价实的哈佛教授，为什么不能？”坐在旁边的我妻玉莹于是当机立断，怂恿我也写一本关于自己的哈佛经验的书。我仍犹豫不决，考虑到自己夫子自道似乎有自吹自捧之嫌，多年来，我写杂文公私分明，甚少提到我在哈佛的学术生活的一面，就是为了避嫌，也许还是再考虑一下吧。 不料第二天秀丽——焦桐的夫人，也是一位极有经验的编辑——就把出版合约交给我了，我只好签字，生米瞬间煮成熟饭，我只好先为自己找几个借口： 其一当然是我现已退休，在名义上已经不隶属哈佛，所以更自由了，可以畅所欲言，不受拘束（其实，哈佛校方从来不管教授在外边的言论）。 其二是有鉴于台湾地区大学生出去留学的人数愈来愈少（大陆和香港似乎无此问题），由此可以影响到知识视野愈来愈偏狭，所以目前各有关方面正在谋求解决之道，想尽快想办法鼓励留学。因此我这本小书或可有所助益，至少可以引起少数大学生出去留学的兴趣？倒过来说，对大陆一窝蜂式的旅美渡金风气也有所警惕作用。 其三则是个人的理由。人过60岁以后开始怀旧，留学经验当然是个人回忆中的“高潮”，特别是在哈佛求学的那段“八年抗战”的岁月，更难忘怀，也常同我妻津津乐道，甚至有时在学生面前也曾自夸过：“想当年我作学生的时候，每天从早到晚听课读书，哪像你们如此懒惰？我那个年代还没有计算机，影印费用又贵，不忍心破费，于是自己边看边作笔记。听课当然从不缺席，每学期除了选修四门正课外，还要旁听五六门其他学科的课，每天在校园里从这个课室赶到那个课室，为的就是不想漏过堂上大师们讲的一字一句……”说着说着，就不免自鸣得意起来。 “英雄不提当年勇”——看来我还是作不了英雄，但仍自信当年的读书经验可以为年轻一代的学子提供少许启发。这本书的第一部的份量也似乎比第二部重，可见我对自己的求学经验的心得远超过我的教学经验。关于我在哈佛的这段“前半生”，曾在我与陈建华合著的《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一书中谈过，那本书是现已故世的傅伟勋先生约写的，指明要我谈谈个人的求学经验，遂与建华一问一答以“对话式”的文体写出来，我因教学事忙，由他执笔，他的文采和学识也为那本书增光不少。 这本书则是我自己执笔，但仍以口语体平铺直叙道来，“对话”却成了“独白”，而且因写作的速度太快，文字未免有“粗制滥造”之嫌。但自认这种叙述方式至少可以存真，不作雕饰的好处也就是不为自己的过去多添色彩，从平淡朴实中达到我的回忆目的。然而，当我写到第二部——我的教学经验时，却开始感到不耐烦起来，非但觉得内容乏善可陈，而且发现自己的心情也很矛盾。在哈佛教授群中我算不了什么名人，甚至觉得自己多年来受“名牌”之累，终于摆脱之后，实在不愿再为这家名牌大学作广告，因此写来往往力不从心，对哈佛的学术地位既没有作深层的剖析也没有作全面的批判。所幸这不是一本学术著作，而是一本知识性的回忆录，从个人的经验来勾画出哈佛生活的面貌和情趣。对于这家知识名学府——它既是我曾任教十年的地方，又是我的母校——我当然心存感激，也不可能把它批评得体无完肤。然而我由于身在其中，自然不受其惑，多年下来，对母校早已没有什么神秘感。也许，这一种“解惑”（disenchantment）的工作，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至少它不再把“名牌效应”视为必然，也不鼓励年轻学子对哈佛产生盲目的崇拜心理，这种心态在中国大陆和香港风行尤甚。说不定这本书会对哈佛的名声产生一种反效果，我也在所不计了。 不论如何，我这两段“哈佛经验”弥足珍贵，可惜在回忆自己的心路历程时，我无法用普鲁斯特的那种婉转而精致的文笔，把事无巨细反复叙述得生动异常，只好退而求其次，最后加写一篇略带自省的结语，为我这一代哈佛的学生作一个小小的见证。又觉全书份量仍然不足，所以在附录中加上两篇已经发表过的杂文，一是写我在哈佛任教时的同事韩南教授，一是我在哈佛读书时代有幸拜他为师的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教授。除此之外，又征得以前的学生陈建华同意，把他的一篇描写我讲书（但也对我过誉）的文章也一并放在附录里。 我的妻子李玉莹其实也是这本书的始作俑者，当然义不容辞，特别为此书写了一篇文章，用她的感性的文笔来描述我在芝加哥和哈佛的教授生活。这本书，和我们婚后我写的所有作品一样，要献给她。有人说我不爱“江山”（哈佛）爱“美人”，恐是过誉了，但也说对了一半。

发端于广州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它的影响疆域必定会超越中原、像文学本身一样辽阔。令人高兴的是，莫言、韩东、王小妮、余光中、王尧和须一瓜等人，率先成了这一文学事件的历史证人。“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宗旨正是“自由、独立、创造”。王小妮的写作沉着、从容、充满耐力，她是当代中国少数几个越写越好的诗人之一，她的诗歌优雅而锐利，她的语言简单而精确，她置身于广袤的世界，总是心存谦卑，敬畏生活，挚爱着平常而温暖的事物，她良好的诗歌视力，充沛的创造能量，使得身处边缘的她握住的也一直是存在的中心，她的诗歌是可见的质地纯粹，因此，也是最可期待的。这套丛书里的五位作者，都是国内的文学名家，因为他们在2003年度里出版或发表了重要作品，荣获由《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现在，将他们的作品集结在一起出版，不仅是为了留存一种语言记忆，也是为了展示一种文学的可能性——在我看来，这五位作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为我们见证了文学的某种创造性和自由精神。

本书包括“宝钗闺怨”、“凤姐之恨”、“芙蓉女儿”、“东江湖的脉搏”、“佳禾民歌”、“水边”等新诗。

暂缺简介...

本书汇编了俞平伯先生全部诗作，包括新诗、译诗、旧体诗词以及部分有关新诗的论著。

本书系1918～1949年中国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研究专著，阐释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对中国现代作家和作品的影响，以及中国现代主义在思想艺术方面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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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共收入122位元曲作家以及无名氏曲家的优秀散曲700余首，下编收入25部元杂剧的优秀剧目中的30折。包括小学、中学、非文学专业大学语文课本，以及2000年教育部颁布的语文教学大纲要求各级学生背诵的元曲篇目；元代各个时期、各个流派元曲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数百年来流传的元曲名篇、杂剧优秀剧目和有名句曲作。每篇（折）作品之后，附一篇精悍的赏析短文，即为一个辞条。希望读者欣赏元曲这万紫千红、芳香扑鼻的朵朵鲜花的同时，能够从中获取丰富的教益，陶冶高尚的情操，提高含英咀华的艺术鉴赏力，进而增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以便将来作为高素质人才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精贡献自已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