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是中国文学的重要形式。宋代是我国词创作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前人说过“一代有一代文学”，那么词就是最能代表宋文学的种类。词又称长短句、曲子词等，它大约起源于唐代中期。成熟于北宋。词的发展与音乐有密切的关系可以和乐而歌唱，音乐的影响成了决定词的体式特征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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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集包括：《曾国藩精选十八家诗　一》、《曾国藩精选十八家诗　二》、《曾国藩精选十八家诗　三》、《曾国藩精选十八家诗　四》这四本书。曾国藩一生主要是治军，和从政，然对于诗文瞩意尤多。其所编《经史百家诗钞》和《十八蒙诗钞》，用以体现其诗文主张，历来为入所称许。曾氏论诗重气，势、重识度、重情韵、重趣味、重机神，对予各种风格，体例诗歌能兼蓄并包。所辑《十八家诗钞》，收曹植阮籍、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韩愈、自居易、李义山、杜牧、苏轼、黄庭坚、陆游、元好问等魏晋至宋金著名诗人18家凡650 0余首，所选多为名作，历来被评家和读者认为是较好的古诗选本。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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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源远流长，约略可以分作四大时期、十个阶段：所谓先秦，是它的萌生与成熟时期。经历了绵亘数千年的原始诗歌，只可称作前艺术；文明之幕拉开，约当夏商两代逾千年，诗歌仍处于萌生状态。直到殷周之际，以迄战国末期，才开拓出《诗经》与《楚辞》两条文化史路，成熟为真正的诗歌。抵春秋战国早期封建社会的转型期，基本上形成了以华语为载体的华夏文化，涌现出儒、道、屈骚不同流派的诗歌美学意识。这样便奠定了中国诗歌流变史的光辉起点。本套丛书依照：四大时期，十个阶段：萌生与成熟（先秦）；拓展与发展（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分化与深化（辽金元、明、清）；综合与融化（近代、现代）。在史的基础上立论，在论的主导下写史。史是客观存在，论述主观认识。它是诗歌史论，即诗的文化史，同时，也从文化视角来论述中国诗歌的历程与发展。本书为其中之一。主要对“五四”后的新诗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并对其所涉及的若干主要方面的问题，如存在论、阶段论、本体论等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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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曲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与唐诗宋词相媲美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样式。散曲作为元曲的一种，更以其对古典音乐的推陈与出新，对词体的继承和发展，成为继宋词而兴起流行于元、明时代的一种独特文体，其突出的成就使它在古典文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由元曲研究专家李复彼先生注析的这个本子，收入了81位作家的重要作品，从中可窥见元人散曲的基本面貌。书中注文简明扼要，析文生动而不落俗套，既能帮助读者深入作品，又能给读者一个驰骋想象的空间。

《人间词话》1908年在《国粹学报》上公开发表。1910年经作册删定为一卷。1927年赵万里在整理王国维遗著时辑成《人间词话删稿》一卷。1939年徐调孚校注此书，又收入其他论词片断，复辑成“补遗”一卷，作为附录。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人间词话》则分为“人间词话附录”三个部分。1986年齐鲁书社出版滕咸惠校注的《人间词话新注》又增添了原稿中尚未刊出13条。《人间词话》的中心论题就是“境界说”，这是王国维美学思想的核心内容。王氏标举“境界”高屋建瓴地抓住了艺术最重要的特征。他强调诗人的情感、意趣和创造性思维在艺术创作过程中所起的决定作用；并指出：意象鲜明、情景交融、情境相谐的“境界”所具有艺术感染；力。《人间词话》艺术理论的造诣是将中西美学思想冶于一炉的产物，那么王国维的《人间词》则是其文艺理论思想与创作实践相融合的结晶。王国维作数量不多，共115首，其中绝大多数是小令和中调，长调仅有10首。

诗、赋、词、曲，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中韵文的四大支柱。其中除了律赋接近于有韵的散文之外，诗、词、曲三者形式之多样，数量之车富，举世无与伦比。诗、曲姑置不论，仅就在世界文学之林独树一帜的词而言，其独特的艺术形式一一词调（或称词牌）就有八百多个；如果以同调异体计，多达两千三百多个。自唐至五代词的初创时期，即有作者一百七十多家，词二千五百多首。到词的鼎盛时期有宋一代，作者多达二千三百多家，词作近两万首。即使是立国较短的金、元两朝，也涌现作者二百八十二家，有词七千二百九十三首。我们祖国有如此丰富多采、别具一格、影响深远的文学遗产，应该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的骄傲，是我们炎黄裔胄之荣光。历史的发展是不能割断的，文化传统同样不能人为地割断。面对祖国如此浩繁璀璨的文学遗产，我们当然不能数典忘祖，弃如敝屣，而应当以积极的态度给以科学的总结，弃其糟粕而取其精华，从而使我们的优良传统得到继承、发展并不断创新。回顾历史，发人深省。自“五四”以来，传统诗词经历了多次厄运，新中国成立以后也不例外。1957年毛泽东同志《关于诗的一封信》发表后不久，在回答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的问题时就郑重指出：“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宏言谠论，何等中肯！遗憾的是，不知出于何弄中原因，这一论断一直秘而不宣；直到1987年中华诗词学会在北京宣告成立之时，才在《诗刊》公之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