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龚诗的注释，作者力求准确、简明外，主要注意了如下三点：第一，龚诗多系政治诗，不同于一般写景、咏物、抒情之作，其中牵涉到具体的历史事实。凡遇此类诗，务将史实注明，个别地方也略加评论，以帮助读者正确地理解诗意。第二，龚自珍的每一首诗都是诗人全部政治、思想、生活中有机的一部分，像一部机器上的一个小螺丝钉，它们彼此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因此，依据鲁迅先生“知人论世”的提示，即“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在注解龚诗时，我力求寻找其内在联系，并从相同的和有关的诗句中反复对照比较，选择其正确的解释，避免孤立地“就事论事”或望文生义的毛病。第三，我的老师萧涤非教授在他开设的“杜甫研究”专题课中，曾多次向我们讲述他注解杜诗的重要方法之一，即“以杜解杜”。先生认为“这样做，比较容易接近真象，还它一个本来面目”。我注解龚诗，遵先生的教导，也试图采用这一方法，并名之日“以龚证龚”。果然，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可以由此找到思考的线索，故《诗选》中，一句诗、一个词语互参互证的地方很多。做是这样做了，但能否收到预期的效果，自己极无把握。龚诗的选注，困难是较多的。除上面提到的外，还有两点：第一，龚自珍的诗歌，有相当一部分语言比较含蓄、曲折、隐晦，这是因为在文字狱的阴影下，诗人不可能将揭露社会黑暗、抨击统治集团腐败，以及反映现实丑恶的诗句表达得很显豁、很明确，他自己曾陈述其苦衷说：“第一欲言者，古来难明言。姑将谲言之，未言声又吞。”故只好“东云露一鳞，西云露一爪”，这便给后代的读者留下了疑团。注释龚诗首先必须结合抒情主体的语境和思想破译这些疑团，这就不是孤立地解释几个字词所能奏效的。第二，龚自珍受过正统“汉学”的教育，为学甚广，出入诸子百家，可谓博大精深，这也给解读龚诗带来一定的困难。我的注释能否准确地揭示龚诗的宗旨，能否参破龚诗的衷情，那就要请专家和读者来鉴定了。

何景明成名后的诗歌创作，通常随他居处的变换，自然形成若干个时段，并大都及时得以结集，计有《京集》、《使集》、《家集》、《秦集》等。《使集》收录弘治十八年五月奉孝宗哀诏使云南，至正德元年五月返京大约一年间的诗赋之作；《家集》收录正德二年五月乞病归养，至正德六年初复任京职前大约四年间的诗赋之作；《秦集》收录正德十三年七月出任陕西提学副使，至正德十六年六月弃官归逝大约三年问的诗作。《京集》的情况复杂一些，它收录弘治十五年成进士至弘治十八年五月出使云南前、正德元年五月自滇返京至正德二年五月归居前、正德六年初复任京职至正德十三年七月之官陕西前，凡两度三次在京约十一年间的诗赋之作。这种自然结集形态，在嘉靖三年张时济辑《大复集》、嘉靖三十七年袁灿辑《何大复集》诸本里，均得以完好保留。兹编《何景明诗选》，也大体遵从其例，并在所选篇目“注释”中指明。何景明诗作今留存有一千六百多首，明清以来有少量篇目被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明诗综》、陈子龙《皇明诗选》、沈德潜《明诗别裁》、汪端《明三十家诗选》、陈田《明诗纪事》等书选录，但迄今尚无成规模的能体现其诗歌概貌的选本。兹编尽量参考前人的选目，凡被以上诸书选录，且艺术性较强的诗作，该《何景明诗选》均予照录。其馀篇目则依据编者的解读，遵循如下原则进行编录：（一）艺术性很强的诗作，大都予以收录；（二）艺术性较强且能体现其创作主张的诗作，尽量予以收录；（三）艺术性稍差但能反映其生平重要交往活动的诗作，酌情予以收录。所有选目均以明嘉靖三十七年袁灿辑《何大复集》为底本，参酌使用四库全书本和李淑毅等人校点本。兹编注释条目以疏通词句、讲明事典和阐发诗艺为主，一般力求简明扼要；但有些事典较生僻，还有些事典联用或化用，不易理解，则亦不惜文墨，务求详明。

《文采风流唐宋词》主要内容：当诗坛的星空渐渐黯淡下来的时候，映入人们眼帘的是一片如水的月华——这是词的辉光——它空明澄澈，温柔旖旎，像小提琴和洞箫，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奇妙地拨动着人们的心弦，使人久久地感动不已。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诗歌传统的国度。面对元宵这样的庆典，诗人们自然不会吝惜自己的笔墨。歌咏元宵节的诗词曲赋，最早的要数隋炀帝杨广的《元夕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一诗。此后，唐宋时代，元宵灯火、笙歌、人物及各项节俗活动都成为文人反复吟咏的对象。唐诗、宋词，尤其是宋词中有许多名篇描写元宵。元曲作家也对元宵节有所歌颂。明清两代在前代文人歌颂元宵节的基础上也有不少诗人歌唱元宵。可以说，元宵节不仅是中华民族经久不衰、雅俗共赏的传统佳节，还是诗人们可以尽情挥洒诗情的盛大节日。

《词学的星空》是20世纪已故的22位词学名家的一部列传。全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这11位词学名家可以王国维做代表。王仲闻是王国维的次子，他的治词，深受乃父的影响；其余9位也都是王国维的崇拜者，他们在词学思想和研究方法上，无不深受王氏的影响。下卷这11位词学名家可以朱祖谋做代表。除了任中敏，其余9位都与朱祖谋有过这样那样的关系。作者把这22位词学名家分为两个系列，再大体按照他们的第一部代表作的问世时间排列他们的顺序，目的是希望读者通过阅读此书，可以大致了解20世纪词学史的发展脉络。

端午节是我国二千多年的旧习俗，每到这一天，家家户户都悬钟馗像，挂艾叶菖蒲，赛龙舟，吃粽子，饮雄黄酒，游百病，佩香囊，备牲醴。本书选取自唐以来的咏端午诗歌五十首，推介给诸位读者，希望对大家了解端午节传统有一点帮助。

《王士禛诗学研究》对于王士禛诗学文献、诗学体系、诗学思想的研究，对于古代文论的现代接受而言，都具有积极的学术价值。《王士禛诗学研究》的研究着眼于全面研究王士禛诗学体系的面目向进仃，而研究的前提是诗学文献研究。本着这些构想，《王士禛诗学研究》从六个层面对王士禛诗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全书研究了王士禛诗学体系的构成状貌，探究了诸多深层次的诗学问题。因此，相对于以往的研究内容向言，《王士禛诗学研究》的研究是有所创新的，也是有所突破的，为清代的文学研究、诗歌批评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有力的根据。《王士禛诗学研究》对于王士禛诗学文献、诗学体系、诗学思想的研究，对于古代文论的现代接受而言，都具有积极的学术价值。

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钻，在古代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块芬芳绚丽的园圃。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丰神，与唐诗争奇，与元典斗妍，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胜。词，诗歌的一种。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始于隋，定型于中晚唐，盛于宋。隋唐之际，从西域传入的各民族的音乐与中原旧乐渐渐融合，并以胡乐为主，产生了燕乐。原来整齐的五、七言诗已不适应，于是产生了字句不等、形式更为活泼的词。

《十八家诗钞（套装上下册）》这部书，最先的构想也产生在咸丰年间。据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记“余在京抄成十八家诗”这句话，可知此书成书当在咸丰二年六月前。曾氏所选的这十八家，都是他本人极为喜爱的诗人。他在自己的文字中多次对他们的诗作表示赞誉，对他们的人品表示敬仰。他说：“开拓心胸，扩充气魄，穷极变态，则非唐之李杜韩白、宋金之苏黄陆元八家，不足以尽天下之奇观。”又说：“五言诗，若能学到陶潜、谢眺一种冲淡之味和谐之音，亦天下之至乐人间之奇福也。”他甚至还说过这样的话：“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陆之七绝，以为人生具此高淡襟怀，虽南面王不以易其乐也。”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诗在曾氏心中的地位，看到他对自己所敬重的诗人之珍爱。重新梳理古文源流，纠正姚鼐的偏颇缺失，这两点无疑是曾氏在《古文辞类纂》的盛名之下，还要选编《经史百家杂钞》的重要原因。

本书研究的主要方法： 一是采取史料收集整理的传统研究方法，将研究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上。通过对各类材料的合理分类、归纳总结，通过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提供客观、具体、翔实的唐宋词传播的真实图景，避免主观武断，增强论述的科学性。二是吸纳传播学的有关理论，借助传播学的研究手段开拓唐宋词研究的新领域，做到文献资料和理性分析相结合。在这一方面，笔者曾长期从事过传媒工作，但并不希望生吞活剥地搬用西方理论，而是恰如其分地借鉴。三是将唐宋词传播与多种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除了和史学结合外，还与印刷史、书法史、目录学、金石学、歌舞艺术、吟诵艺术等进行多方联系。当然有关这方面的资料相当分散，要把它们收集整理、贯穿应用，非常不易。本文在这方面尽了不少的努力。四是将宏观研究与微观分析相结合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