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活动，有一种矛盾的现象：他积极推荐鼓励其友人、门生担任蒙古政府的官职，并结交一些权贵，而自己却坚辞不出仕。继任其父耶律楚材为蒙古中书令的耶律铸曾多次写信并派人招致元好问。元氏回信说：“断不敢往。”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元好问鼓励儒者做官，是为了行儒道；而他自己辞官不就，则是为了尊儒道。道尊则易行，道行则益尊。同时，他不做蒙古帝国的官，也是忠于金国、金君的表现。他的哥哥元好古就死于蒙军的屠刀之下。1257年农历9月4日，元好问卒于河北获鹿，归葬于秀容祖坟（今忻州城南韩岩村），享年68岁。元好问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词方面。他对自己的成就极为自信，自许为李白、杜甫一流，而在秦观、晁补之、贺铸、晏幾道诸人之上。其《天涯山》云：“诗狂他日笑遗山，饭颗不妨嘲杜甫。”《游泰山》云：“徂徕山头唤李白，吾欲从此观蓬莱。”《遗山自题乐府引》云：“客有谓予者云：‘……且问遗山得意时，自视秦、晁、贺、晏诸人为何如？’予大笑，拊客背云：‘哪知许事？且啖蛤蜊。’客亦笑而去。”“哪知许事，且啖蛤蜊”语出《南史·王融传》，原作“不知许事，且食蛤蜊”，表示不屑之意。这种态度确实大幅度地超越了儒家传统的温良恭俭让的樊篱，正是多民族融会的“中州万古英雄气”孕育的结果。无怪乎他敢于以“诗中疏凿手”自任，宣称“未便吴侬得锦袍”了（元好问《自题中州集后五首》之一）。至于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和他对于形成“河汾诗派”的领袖作用，则是李白、杜甫也不能比拟的。元好问在史学方面的贡献，包括他开创断代诗史新体例《中州集》的功绩，在史学界也早有定评。元好问诗今存1381首，词今存384首。题材广阔，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尤其是金亡前后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国破家亡的现实，对人民的疾苦十分关切同情，具有诗史的意义，代表了金元诗词的最高成就。清人赵翼说，元好问的诗，“专以精思锐笔，清炼而出，故其廉悍沉挚处较胜于苏（轼）、陆（游）。”（《瓯北诗话》）刘熙载说：元好问的词，“疏快之中，自饶深婉，亦可谓集两宋之大成。”（《艺概》）元好问的散文有26卷，众体悉备。受韩愈、欧阳修的影响，风格清新雄健，语言平易自然。元好问还著有小说集《续夷坚志》，有207篇文言小说，是今知金代唯一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在我国小说由雅趋俗的发展阶段，有承前启后的意义，还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元好问的散曲今存9首，对元曲有示范作用。元人陶宗仪说：“[小圣乐]乃小石调曲，元遗山先生好问所制，而名姬多歌之，俗以为[骤雨打新荷]者是也。”（《南村辍耕录》）可见其影响之广。元好问还有4篇赋传世。其《新斋赋》中说：“动可以周万物而济天下，静可以崇高节而抗浮云。”表现了他经世治国的远大抱负和穷则独善其身的高洁品格。元好问在魏道明、商衡辑录的《国朝百家诗略》的基础上编纂的《中州集》，收诗词作家255人，并为其中253人写了小传。收诗2054首，词114首，实属最早的金代诗词总集。此集开创了以诗存史、断代诗史的新体例，对于研究金代诗词和作者、金代历史和总集的编纂体例，均有重要价值。元好问编撰的著作，尚有《锦机》、《杜诗学》、《东坡诗雅》、《东坡乐府集选》、《壬辰杂编》，惜此五种均佚失，《诗文自警》有孔凡礼先生辑佚15则，《唐诗鼓吹集》今存。总之，文化巨人元好问是时代的骄子。高度汉化的家学、师友渊源和儒家文化教养成为他思想和学术的根底，又吸收了一些道家和禅学的营养。少数民族的英雄气质和生长云朔的自然天禀，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的巨变，则影响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突破愚忠于一家一姓的腐儒之见，使他能够以宏阔的世界观、人生观顺应时代巨变，以先进文化的传承、社会进步和人民利益为重，将封建的个人名节置于次要地位，终于作出了不朽的历史性贡献。元好问集有多种刊本。全集如清光绪七年读书山房刻本，包括诗文40卷，词和小说各4卷，年谱3种，考证3卷，附录、补载各1卷。1990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元好问全集》（姚奠中主编），即以此为底本校补增订而成。诗集有明汲古阁本、清人施国祁《元遗山诗集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等。词集《遗山乐府》有明吴讷《百家词》本，《全金元词》所收较为完备。小说有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续夷坚志）评注》（李正民评注，1999年版）。

辛弃疾以其独特的英雄壮志和豪情，极力使气逞辞，以文为词，大为扩展了词体的题材范围，形成了沉郁豪壮的主体风格，又兼有婉约深曲和清新质朴的格调，可以说熔铸百家，自由挥洒，多姿多彩。本书是为普通读者选编的一本选集。共收辛弃疾诗作18首，词作82首，文5篇。为方便读者使用，末附“辛弃疾行年略考”、“辛弃疾研究主要文献资料”及“《辛弃疾集》名言警句”。

白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最具文化底蕴、文化积淀最为深厚的民族之一，这一方面得益于它在自己的各个历史发展时期与中原汉族文化、南亚东南亚异域文化之间持久而有效的沟通与交流，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它对汉族文化与其他外来文化持之以恒但又没有泯灭自我的学习与借鉴，以及作为其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与汉族文化之间的有机融合。这种学习与交流，既使它与主流文化保持着联系，从而始终能获得来自这根文化脐带的营养，同时又通过自己的文化生成与传承的渠道和体式，保持了民族文化自身的鲜活和特色，并通过生产生活习俗、宗教文化、建筑艺术、服饰文化、文学艺术等诸多的方面得以呈现。

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宋代山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人。生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48），死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以后，究竟得年多少，还没有能够考证明白，但可以说，至少活了七十多岁。她父亲李格非，与廖正一、李禧、董荣，人称后四学士。她母亲王氏，也善于写文章。在家庭影响之下，李清照很早就有诗名，为晁补之所赏识。她在十八岁时，与赵明诚结婚。赵明诚青年时候就对金石研究有兴趣，后来成为有名的金石学家，对金石有深刻研究、渊博知识。他除了收藏金石以外，还喜欢收藏书籍、法书、名画。李清照与他志同道合，节衣缩食，帮助他从事收藏和研究。应该说赵明诚的成就得力于清照者不少。张端义就说：《金石录》一书，清照亦曾笔削其间。李清照四十六岁的时候，赵明诚死了。接着金兵侵入浙东、浙西，清照避难奔走，所有收藏的东西几乎全部丧失。绍兴二年（1132），清照再嫁张汝舟，没有多少时候，就离异了（明清到现在，有不少人考证过，说她没有再嫁。都是没有充分论据的）。她没有儿子，大概以后就孤独地度过了她的晚年。她的平生事迹见于载籍的并不多，前面已有《李清照事迹编年》引述了一些有关记载，这里就不多介绍了。李清照诗文集和词集的失传，对于我国古典文学遗产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损失。清《四库全书》所收，乃是毛晋刻《诗词杂俎》本《漱玉词》，只有词十七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虽篇帙无多，不得不宝而存之，为词家一大宗。”那时《永乐大典》散失的不过二千多卷，基本上还差不多是完整的。《永乐大典》里面有多少李清照的作品，固然不得而知。但就现在剩馀的《永乐大典·诗字韵》中发现的一首诗来推测，可以肯定地说：不会一首都没有的。当时的四库馆臣没有从《永乐大典》里面搜集李清照的作品，把它们保存下来。到了清末，开始有人从事李清照词的辑佚工作。最后李清照的全集有李文椅先生辑的《漱玉集》，词集有赵万里先生辑的《漱玉词》。这两种虽然都是排印的本子，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李辑是单行本；赵辑在《校辑宋金元人词》中，没有单行的）。较早的王鹏运辑、况周颐补遗的《四印斋所刻词》本《漱玉词》，原刻本已经很稀少，就是中国书店的石印本也不多见。

中国古代诗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优秀的古代诗词是中国文化的瑰宝，而古代诗词中的名诗名句则是中国文化中精华的精华，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和传诵。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中华民族之所以是中华民族，中国文化之所以是独特的中国文化，绝少不了古代诗词的熏陶和影响。要认识和了解中国文化的内容和特点，要领悟和咀嚼中国文化的博大和精深，要感悟和品味中国文化的内蕴和奇美，离开对古代诗词的学习是难以做到的。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优秀的古代诗词所概括出来的精神内涵则是中国文化的魂，它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基因”深深渗透到中国人包括全世界华人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之中，影响着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生死观等文化观念。有人说，缺少文化的民族是可悲的，而有了自己的文化却不了解它同样是可悲的，也是不可想象的。学好自己祖国的语言文化，是每个国民尤其是青年人应具备的基本素养。而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的最好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学习优秀的古代诗词。从学习优秀的古代诗词开始，在盎然兴趣中，在潜移默化中，在诵读和吟唱中，不知不觉进入中华文化的浓郁氛围，不知不觉去感受几千年来伟大的中华民族脉搏的跳动。在当今建立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在全世界兴起的中国传统文化热潮中，提倡和普及对古代名诗词的学习则显得更为重要。

岑参（7157～770），南阳（今河南南阳）人。他的生平事迹大略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他三十岁出塞之前。岑参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他的曾祖父文本相太宗，伯祖父长倩相高宗，伯父羲坐太平公主谋逆遭诛，家道衰落。父亲岑植曾两任州刺史。参少年时，父逝，从兄受学，“能自砥砺，遍览史籍”（杜确《岑嘉州集序》）。十五岁时，到嵩山少室读书，在早期诗作中，可以看出他耽情山水，恬然自适的思想情绪。但积极用世，是他思想的主要方面。二十岁，他“献书阙下”，赴长安求仕，结果是“金尽裘弊，蹇而无成”（《感旧赋》），失意而归。岑参诗则擅长描写，善于用夸张、比喻等手法描绘景物，并在写景中寄寓感情，渲染气氛，如写狂风：“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写炎热：“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火山云歌送别》）写大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等。在岑诗中，几乎没有不与景物描写相联系的，或以景抒情，或寓情于景。元人陈绎曾石：“岑诗尚巧主景。”（《诗谱》）诚然。

纳兰性德的创作在中国文学与文化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清末一直到民国初期，对纳兰性德《饮水词》的研究和对曹雪芹《红楼梦》的研究都很显赫。因为他们的思想和作品符合反对封建专制，要求自由民主的时代思潮，所以“兰学”、“红学”被尊为两大“显学”。但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前，关于纳兰性德的研究基本处在停滞不前的状态。20世纪80、90年代以来，纳兰性德越来越被学界所重视，也有了很多研究成果，但是研究的范围还主要集中在他的词上，对诗、文、赋较少关注。为了中华灿烂文化的传承，为了进一步开创“兰学”研究的新局面，必须把“兰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到纳兰性德的全部作品，对其进行文学、文化和思想层面的全方位审视，深入探讨其创作的深层魅力与价值之所在。我们相信，对纳兰性德文学与文化情韵的研究，对评价古代作家和作品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人们谈及唐诗，首先要谈到盛唐。那短暂的半个世纪，竟是那样万象含蕴，诗情激荡；扬翊风骚，群彦汪洋！盛唐诗人们用“神秀声律，灿然大备”的创作，造就了一个再也无法复制的诗学奇迹。后人曾提出“三元”说，标举中国古代诗歌发展之关捩，其实每一位诗歌道路上的后来者，心中都深知“开元”一一“开天”乃关捩之关捩，高峰之高峰。因为有了“开元”所标志的盛唐，元嘉和元祐才有了并称、比较和言说的意义，中国诗歌史才有了最瑰奇博丽的一章。对于盛唐，我们当然应当记住李白、记住杜甫，记住王维……但是如果没有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储光羲、裴迪、崔颢、常建等一大批同时代作家相并驾、相羽翼，那么盛唐的天空就未免过于星斗疏寥了。在这一盛世作家队伍中，王昌龄是一个相当具有成就和特色的诗人。王昌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那种侠客，他以“莫学游侠儿，矜夸紫骝好”（《塞下曲》）自诫，并与其相区别。但“侠”，作为一种时代精神，一种英雄气质，渗透在他的血液中，因此，他的诗篇中有了相当数量的反映边塞生活的内容。“从来幽并客，皆向沙场老”（《塞下曲》）；“闻有羽书急，单于寇井陉。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铭？”（《少年行》）“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诗行中的豪迈气概，今天仍能激励着人们以身许国，用男儿热血铸造安边长城。可以说，盛唐的边塞诗在历代边塞诗中最精神饱满，气骨遒劲，众美皆备，思想和艺术价值都很高，但如果抽去了王昌龄的此类作品，“盛唐边塞诗派”必将失去最有力的支撑，这类题材也将失去许多光彩。王昌龄的送别赠答诗留下了不少广为传诵的诗篇，最著名的是“寒雨连天夜人湖，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芙蓉楼送辛渐》）一首。在这样的作品中没有应酬的俗气，没有仪式的客套，读之如饮醇醪，真味无穷。它所证明的是，真正的好作品，除了语言结构等艺术表达方面的要素外，更重要的是情感要素。那种与自身遭际相关联的、情感真纯度高的作品，往往能感动激发人心；虚伪的情感、仪式化的应酬，无论在形式上如何包装，拆开来一看，非赝即次，肯定不入流品，何谈流传人口呢？。在女性情感表现方面，唐代诗人最善于代言者中一定会赫然列上王昌龄的名字。读他这一类作品，人们最为叹绝的是对女性心理的表现。闺中少妇在春华初发时，“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闺怨》），是青春心潮的激动；离人在月夜鸣筝，“肠断关山不解说，依依残月下帘钩”（《青楼曲》），是久别征人的深自哀怨；西宫嫔妃在失宠后仍然“谁分含啼掩秋扇，空悬明月待君王”（《西宫秋怨》），乃失望时尚非完全绝望；至于“斜抱云和深见月，朦胧树色隐昭阳”（《西宫春怨》），则嫉他人之承欢，见自身之失宠，“不言怨而怨尤深”。注重在心理层面上表现，诗人的笔触就深入了一层，也就能获得含蓄婉曲的艺术效果。王昌龄在盛唐诗坛大有声名，后人一般都认为他是“以七言绝句见重于时”，这种观点虽然不能说是错误的，但至少可以说是偏颇的。一个明显的例证是，与王昌龄同时代人殷墦在《河岳英灵集》中盛赞其诗“声峻”，并列举了数十句“惊耳骇目”的诗，竟没有什么七言绝句。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古人和今人在诗学审美与价值评判上的差别很大，二是我们对王昌龄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南宋诗人。吴郡（今江苏苏州）人。父范雩，宣和五年进士，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为秘书省正字，终秘书郎；母蔡氏是北宋著名书法家蔡襄的孙女。范成大幼年时期受到良好的教育，遍阅经史，善为文章。17岁时，曾应诏赴礼部献赋颂。次年，父亲病故，他抚养弟妹，直到妹嫁，才重操学业，专意科举。后在昆山荐严寺随乐备学习，并加入他们的诗社。绍兴二十四年（1154），中进士。绍兴二十六年起，任徽州司户参军，后得洪适的举荐，被召人杭，监太平惠民和剂局，历任馆职。孝宗乾道二年（1166）升吏部员外郎，因言者论其越级提升，被免职还乡。

读书计划本来就未完全构想好，读书的进程也一再遭到评职称、年度考核的搅扰，断断续续，收效似乎不大。倒是在读书时，为一些材料启发，引起了对宋代词学一些问题的思考，这些问题彼此相关、大体接近，似乎属于同一类型，但又有些差异。少数问题在撰写《元秸词坛研究》时也曾考虑过，但未来得及解决，现在因为得到新的材料，产生新的想法，而一并解决了。于是，在停顿数年后，便有了《唐宋词学阐微-文本还原与文化观照》的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