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兴到隋亡约八百年。在这一段时间里，诗歌园地中生长了不少花果。这里选录的诗约三百首，其中有几组或几家的诗选得比较多，从数量上可以看出这些是重点部分。在汉代诗歌里重点部分是乐府歌辞中的民歌和无名氏的五言诗（包括《古诗》和曾经被误认为李陵、苏武所作的那些“别诗”）。魏代的重点是曹植和阮籍的诗。西晋的重点是左思的诗。东晋的重点是陶渊明的诗。刘宋一代以鲍照的诗为重点。南齐以谢跳的诗为重点。南北朝的乐府民歌各为重点之一。庾信的诗也是一个重点。从这些重点部分可以看出乐府民歌和无名氏的作品在汉魏六朝诗里占了不小的分量。这个《汉魏六朝诗选 》分为九部分：汉诗、魏诗、晋诗、宋诗、齐诗、梁诗、陈诗、北朝诗、隋诗。

《元曲》讲述了：诗歌是生命的律动。一首隽永的小诗，可以为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反复吟诵；一首恢宏的史诗，可以唤醒整个民族的历史记忆。诗歌孕育人的情感，又升华人的情感；诗歌陶冶人的性情，又提升人的境界；诗歌带给人美的享受，又慰藉人的情绪。这一切，无庸置疑。这，正是历代大诗人和千古名篇长驻人间的根本原因。诗歌最能彰显人自由创造的潜能，它凸现的智慧，具体而微。真正原创性的诗篇，往往是独一无二的，同时是超时代的。它的价值在于：它寓美的理念于美的感受之中，现美的本真于艺术直观之中，令人拍案叫绝，却不可模仿。因此，道德说教、重复一律、堆砌辞藻、无病呻吟、东施效颦都与诗的生命感性格格不入。历史是公正的，一切平庸的诗都被淘汰了。

《乐府》收录了中国历代的诗歌名篇，诗歌孕育人的情感，又升华人的情感；诗歌陶冶人的性情，又提升人的境界；诗歌带给人美的享受，又慰藉人的情绪。这一切，无庸置疑。这，正是历代大诗人和千古名篇长驻人间的根本原因。

《先秦诗文史》所论范围从广义来说，也是这片人类文明初开、万事万物尚还活泼可喜、车未同轨书未同文的非大一统天地，与两部《诗经》著述一样，都是“《诗》意”地展示了这一时期的人文气象——扬之水论罢《诗经》又来写《先秦诗文史》，并非偶然，乃是一脉相承的，它们都属于先秦社会、文学的研究课题，共同组成她有意识地构筑的一个带个人化色彩的精神世界；她近年选择这个研究课题、构筑这个精神世界，是一种情结，更是一番心意：体现着对文明源头的眷恋、爱惜，并由此关注到我们曾经有过而终于消逝了的美好。

本书是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北宋辞赋的专著，采用“文化观念”的研究方法，从北宋文人生活、心态、党争、科举、理学思潮等方面入手展开对北宋辞赋的研究。本书运用实证的方法，爬梳资料，钩沉考订，寻源讨流，考论并重，力求融通文学、晚学、哲学，在政治、文化和辞赋发展史的广阔背景下考察北宋辞赋的演进，尽量准确地描述和和阐释其发展的特点和轨迹。本书把北宋辞赋的发展和辞赋发展的总趋势结合起来，把北宋赋各体的发展和辞赋各体发展的趋势结合起来，在比较中进一步认识北宋辞赋的特征。本书比较北宋辞赋在各个时期的不同风貌，以求凸现北宋辞赋不同时期的特征。对于北宋辞赋的特征和赋坛的各种创作倾向、现象，本书结合当时具体的学术思潮、文化政策等因素综合分析，尽量全面客观地描述北宋辞赋的嬗变轨迹。

徐樾（1853-1928前），广东番禺人，祖籍浙江钱塘（今杭州）。曾在广西入平乐县令全文炳、广西巡抚张联桂等幕中二十余年，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赴吏部引见，旋入江苏巡抚赵舒翅幕，再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赴蜀，先入川督幕中，后历任四川遂宁、岳池、涪州知县，成都府知府，丰都、富顺县知县。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超升道员后，徐樾司川府财政，又于宣统二年（1910年）冬出任四川巡警道。徐樾少喜为诗，通经学、史学，有《遗园诗集》传世。《遗园诗集》体现了较为丰富的内容，同时体现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本论文一方面对《遗园诗集》进行了注释，同时依据相关材料，结合诗歌内容和作者自注对诗集进行校勘。尽量减少讹误，标点准确，反映诗集原貌和作者原意。对诗中疑难字词、典故、史实、引语、化用前人诗句等作出确切详尽的注释和分析。 另一方面，本论文对徐樾之生平和家世作了介绍，分析了其儒道互补、爱国忧民的思想，然后对《遗园诗集》诗歌题材内容和艺术特色进行了论述，着重分析了徐樾诗歌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和“奇豪”风格。在此基础上，希望能对徐樾及其诗歌有一个公允的评价，也希望读者对徐樾及其诗有一个全面清晰的认识。

《清诗选》讲述了：我国古典诗歌，源远流长。唐代诗歌的成就最高，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得到高度的发展。宋诗有过分议论化、散文化的毛病，但在反映民族矛盾和艺术特点方面，也有新的成就。元明两代，文学的主流转向戏曲、小说，诗歌比较衰微。明末清初，出现了像顾炎武、王夫之那样具有进步的民主思想和强烈的民族思想，并且诗功也深的诗人；像钱谦益、吴伟业那样才学富足，能够转移风气的诗人，本来具备了振兴诗歌的良好条件。但清代的特定的政治背景又使它的创作成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先秦诗选》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是《诗经》，第二是楚辞，第三是先秦其它诗歌。作者把这三者统一在一起，就是为了让读者对于先秦诗歌的整体情况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在每一类诗歌的选目中，作者把艺术性放在首位，同时注意思想的纯正与内容的全面性。作为一个带有普及性的诗歌注本，作者在注释中尽量追求简明，基本上不做繁琐的考证，也不过多地引经据典，但是所有的注释都有出处，保证释义的准确。由于时代久远，先秦诗歌总的来说比较难读难懂，但是先秦诗歌语言古朴典雅，形式独特，内容丰富，含韵悠长，值得细细地品味。

《杜工部诗集辑注》共计二十三卷，其中诗二十卷、文赋二卷、集外诗一卷。共计收诗1457首，文赋23篇（对于杜甫文赋的注释，朱本首开其端）。同其它注本相比较，朱本“于经史典故及地里职官，考据分明。其删汰猥杂，皆有廓清之功”（仇兆鳌《杜诗详注•凡例》）。这与朱鹤龄精于经史典故、职官制度及地理学研究有密切关系。朱本对宋以来的丰富而庞杂的杜诗学遗产进行全面而细致的整理，既不遗漏任何一条有价值的见解，又不放过任何一条有影响的误解，做到扶正驳谬、去伪存真。诚如其“凡例”所言：“宋人注杜诗多不传，惟赵次公、黄鹤、蔡梦弼三家得阅其全注，中有当者悉录之。”例如，杜甫与李邕初次见面的时间、地点问题，《新唐书•杜甫传》云：“客齐赵问，李邕奇其才，先往见之。”而宋人赵次公据杜甫《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之“伊昔临淄亭，酒酣托末契，重叙东都别，朝阴改轩砌”句意，证明杜甫与李邕初次见面是在东都洛阳，而非齐赵，时间是在杜甫二十岁开始的壮游之前。赵次公的这条注释本来很有价值，却为后来注家所遗漏，例如元人高楚芳编辑《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以及刻成于康熙六年的《钱注杜诗》却仍取用《新唐书》本传之说。朱本则对赵次公的见解予以收录，其去伪存真之功为大。朱注又一长处是立言谨慎，诸如对杜诗的编年、“公自注语”的判定、旧注引文的存删、古今诗话的采录等，均能以求实态度慎重对待之。在杜诗编年上，朱氏认为“某诗必系某年，则拘固可笑”（见《凡例》），为此，他只在各卷之首标为“公某时某地作”。这种编年方式可以避免妄断之失。杜诗除部分诗作明确写作时间地点，尚有部分作品实难决之。后人未与杜甫同游，安能清晰如此？对于千家本上的“公自注语”，朱氏“向疑后人附益”，经过考察，发现这些自注语多为“王原叔、王彦辅诸家注耳，未可尽信”（见《凡例》）。遂将旧本所无者俱加删削。长期以来，所谓“公自注语”，扰人甚重，裁决诗旨，常为所惑。朱氏此举，功诚大焉。对于旧注的引文，亦采取慎重态度决定取舍，对汉魏以下失传的典籍，凡经《十三经注疏》、《两汉书注》、《文选注》及唐宋人诸类书所载者，则保存之；对于旧注所引六朝人诗，有的未见于诗集，朱氏怀疑“宋时尚有全本”，因此“不敢尽以伪撰废之”；而对于那些“文义不类”者，则“概从芟汰”（见“凡例”）。可知朱氏查阅原典耗费时间之巨，甄别真伪用心之深。对于古今诗话的采录，不以求全为事，“必于诗理、诗法有所发明者，方采入一二”（见《凡例》）。有利于解诗者方取用之，与某些注家炫耀学问渊博大相径庭。朱氏的注疏指导思想亦颇重要，他认为“训释之家，必须事义兼晰”，诗中之事与诗中意旨都要解释清楚，并且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既不可释事忘义，又不可弃事发义。他的做法是“于考注句字之外，或贯穿其大意，或阐发其微文”（见《凡例》）。上述各条，给人以深刻的感受：朱鹤龄是一位存心端正而专注的杜诗注家。《杜工部诗集辑注》作为杜诗学之重要文献，应该成为后世研杜者必读之书。

《楚辞名篇鉴赏辞典》选取屈原等所作楚辞名篇，逐句译成白话，疑难字词亦详加注释；每篇作品后都附一篇精美的赏析文章，帮助读者赏读原作。楚辞是战国时流行于楚国的具有浓郁楚文化色彩的一种诗歌体裁，为中国古代诗歌两大源头之一，是浪漫主义风格的代表，对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其代表作家屈原心忧社稷，志行高清，所创作作品想像宏肆，境界瑰奇，惊采绝艳，尤为历代读者所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