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三百年间，涌现出了大批优秀诗人。就整体水平而言，唐诗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诗歌，其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再加上题材、意象与风格的多样性，以及广泛的群众基础，使唐代成为中国诗歌的全盛时期。可以说，唐诗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高峰，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为灿烂夺目的瑰宝，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吟诵传唱，为后人提供了绵绵不绝的精神滋养。本书以诗歌本身的审美价值、题材的永恒性以及青少年的兴趣点和理解力为标准，从浩如烟海的唐诗中精心选出了三百首，并根据其吟咏内容与表达情感的不同，将其分成八个大类，按照从易到难、从明快到沉郁的顺序编排起来，以期读者朋友们能从中感受到中国古典诗歌的丰茂华赡，体会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现在流传的《唐诗三百首》是两百多年前选编的，受当时世风和清规所限，编目有缺憾，不是理想版本。《新编唐诗三百首赏读》是全新版本，选编注重各方面综合考虑，精中选优，以诗人生年先后为序，共选入李白等101位诗人的300首诗作，可满足当今广大读者需求。　作者对每首诗都做了解释和赏析，便于读者更好地欣赏唐诗的名篇佳作。

《词学（第22辑）》内容包括词苑春濃绽異葩——喜读《全宋词评注》、《全宋词》富棣小傅订補、柳永与宋玉——兼论中国古典文学中浪漫主义精神之蜕变、柳永事跡三考、南宋词人王炎行年考等。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内蕴儒学经典、历史著作、诸子百家著作，形成了完整的文化思想脉络，内容涉及哲学、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将华夏文明的精华充分予以展示。近代以后，随着西学东渐，我们在呼吸外来新鲜空气的同时，也注意到了传统文化的流失。故而对东西方文化进行冷静思考，明确了传统文化不可动摇的根基地位，沿袭先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是可以弘扬中国民族特色文化，进而促进当下时代的进步和发展的。为了弘扬国学，使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我们精心为您编纂了此套“国学经典藏书”系列丛书。此套丛书精选了历代文章中的典范之作，于经、史、子、集中选取精华部分，以儒家典籍为核心，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进行汇编，配以华美的文字、精美的图片，力求多角度展现古典文化的博大精深，展现国学的精萃，从而让更多的人了解国学、热爱国学。愿此套丛书让您领略传统文化别样的风情，在书山瀚海中获得充实的阅读快乐，从而以史为鉴；在聆听圣贤教诲的同时，为您的生活注入一缕阳光，给您的事业带来裨益，让您在辉煌的艺术文化中获得审美享受！

《瓯北诗话》共有12卷，分别描写了李青莲诗、杜少陵诗、韩昌黎诗、以及吴梅村诗、七言律、高青丘诗、元遗山诗、陆放翁年谱小引等内容。在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诗人们的豪放情怀。

袁枚所处时代是所谓的“乾隆盛世”，学术思想十分活跃，崇理学与反理学、重汉学与反汉学斗争颇为激烈，袁枚是坚定地站在反理学与反汉学的立场上的；与学术思想上的斗争相应，文艺上复古与反复古、重教化与主性灵的斗争也一直未停止，袁枚则是乾隆诗坛反复古、主性灵思潮的杰出代表。袁枚倡导性灵说诗论，以反对乾隆诗坛流行的主张复古与诗教的沈德潜格调说，并批评翁方纲以汉学考据作诗的不良风气。其所倡导的性灵说诗学，推动了清代诗歌的健康发展，在清诗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蒋湘南《游艺录》说，“袁简斋独倡性灵之说，江南江北靡然从之。自荐绅先生下逮野叟方外，得其一字，荣过登龙，坛坫之局生面别开”。可见袁枚之广泛影响。

读《艺苑卮言》辩博哉如涉太湖云梦焉。”清人毛先舒也认为：“古人善论文章者，曹丕、陆机、钟嵘、刘勰、刘知几、殷瑶、释皎然、严羽、李涂、高棅、徐祯卿、皇甫、访、谢榛、王世贞、胡应麟，此诸家最着。中间刘勰、徐、王持论尤精榷可遵，余子不无得失。”“论诗则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皎然《诗式》、严羽《沧浪吟卷》、徐祯卿《谈艺录》、王世贞《艺苑卮言》，此六家多能发微。”可见，《艺苑卮言》在屠隆眼里，是读之“如涉太湖云梦”的气势磅礴之作；在毛先舒眼中，则是堪比《文心雕龙》、《沧浪诗话》的巨著。这些评论虽然属于一家之言，但也可说明《艺苑卮言》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地位。

本书所收二十八则中，既有遗闻轶事，也记有自己对某些诗人群体或某类诗作的感受与评骘，笔致轻盈平易，行文如行云流水，自然流畅，与后人根据其手迹整理成的《笔说》、《试笔》有别。其中有些品评一语破的，耐人玩索。书中还记录了其诗友梅尧臣没有写入作品中的真知灼见，至今传诵人口，弥足珍视。

唐朝政府曾比较认真地执行均田制，限制了汉魏六朝以来门阀贵族势力的发展，但唐末五代的战乱，却在扫荡了旧贵族的同时，也将均田制破坏无余，加上中央政府统治力的软弱，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自然地出现了新兴的地主、富民。如果新的统一王朝——北宋政府直接任用这批地主、富民，那么他们一旦跟政治权力结合起来，就会又一次形成豪强门阀的阶层。所幸北宋政府另有主意，就是大力发展科举考试制度，以年均百余人的速度录取进士，让他们成为文官，来管理国家。这批进士文官，虽然事实上也可能来自地主、富民，但至少在理念上，他们从“天子门生”到“朝廷命官”，其力量完全来自对国家权力的分有，而并不依靠家族势力。长此以往，形成了一个作为国家权力分有者的士大夫阶层，与此身份相适应的观念也随之出现，比如一个清正的官员只靠俸禄养家，不置私产，一个公平的执法者不应当顾虑私人关系，国法面前应该六亲不认，等等。奇妙的是，不置私产、六亲不认，差不多已符合佛教的戒律，理想型的士大夫，生存状态将与僧人相去无几。而就佛教方面来说，北宋时代确立了通过试经获取出家资格，以及政府任命寺院住持，定期轮换的制度，则僧人也差不多成为一种特殊的进士文官了。两者之间实在拥有太多的共同点，互相亲近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事实上，这种亲近感完全足以突破儒教和佛教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如果谈论教化治术还有些隔阂的话，那么谈论诗词就颇多共同语言了。本书采录的两部宋人诗话——《玉壶清话》和《沧浪诗话》——都与佛教关系密切，前者为僧人所著，但记录的却大多是士大夫的诗文轶事，后者则以“以禅喻诗”著称。

“诗话”之名，首起于欧阳修晚年所作的《六一诗话》，他自称“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多收录诗人的趣闻轶事与诗句的品评，开启了随笔式的论诗风气。有宋一代，写诗话之风极盛，有承欧阳修之风，信手拈来，短小有趣者；也有成系统之作如《沧浪诗话》者。总之，对于诗歌理论的探讨与诗事的关注，在当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其中，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对于诗歌艺术的见解值得我们重视。宋人诗话著作，大多出自诗人或学者手笔，但如《东坡诗话》，并非苏轼生前所作，而是后人辑其论诗之语而成。今仿其例而编《放翁诗话》，以见其诗论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