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疆村民（18571931），本名朱孝臧，清代词人，字古微，后改名祖谋，号沤尹，又号疆村，归安（今浙江省湖州市）人。光绪九年（1883）进士，改庶吉士。历任国史馆协修，会典馆总纂总校，侍讲学士，擢礼部侍郎。光绪三十年（1904）出任广东学政。后因故辞官，归隐于苏州。工诗词，通格律，著有《疆村语业》等书。又曾编刻《疆村丛书》二百六十卷，汇集唐、五代、宋、金、元人词总集五种，宋词别集一百十五种，馀为唐及金、元词别集。其中，他于1924年编定的《宋词三百首》，是目前同类作品中较具代表性、较精到的选本。本书在朱孝臧所编《宋词三百首》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加工，详尽解释了每首词中较生僻的字词、典故，以疏通词义。另外，本书还提供了每首词的写作背景及意译，语言流畅优美，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读者阅读此书，不仅能感受到宋词优美的韵律，掌握原词的美学内涵，还能体会词人当时的思想，陶）台性：情，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br＞

明朝从太祖朱元璋公元1368年建国，到最后一个皇帝思宗朱由检缢死煤山，前后共历277年，再加上南明弘光、唐王隆武、永历绍武，也不过290余年。史家一般将明王朝大致地分为四个阶段，本书对明朝的辞赋创作风格等作了圆满的研究归类整理。供历史文学爱好者阅读参考。明初辞赋作家如刘基、宋濂、朱右、贝琼等大都是由元人明的，他们的作品相当一部分作自元末，他们继承着元人的传统，多以《骚》或汉赋为宗。他们经历了旧王朝的衰败和灭亡，也看到了新王朝的崛起。他们的作品或揭露诅咒旧的王朝，或为旧王朝唱挽歌，或为新王朝的诞生而鼓舞歌唱，因而作品大都内容充实，气格高古，文词简朴质实。辞赋复古之风至明朝中期仍在继续，明人将复古范围大大放宽至魏晋甚至南北朝。从永乐开始，都邑、地理、山水、游览等大赋就联翩而出，都邑赋如金幼孜、杨荣、胡启先等的《皇都大一统赋》，陈敬、李时勉、黄佐、余光等人的《北京赋》。水山地理则有胡俨的《匡庐赋》，何乔新、丘浚的《石钟山赋》，王世贞的《玄岳太和赋》，黄表卿的《九嶷山赋》，刘彦昺的《荆门赋》，陆深的《后滟滪赋》，王守仁的《九华山赋》等。此类赋作，体式和写法多承汉代大赋，铺张扬厉，洋洋洒洒，辞藻华赡，气势恢宏。其中尤多长篇巨制，丘浚的《南溟奇甸赋》、黄佐的《粤会赋》、谢肇涮的《东方三大赋》、俞安期的《黄河赋》等都达数千言。此外，还有湛若水的《交南赋》、董越的《朝鲜赋》更开辞赋叙写域外风光的先河。

胡适选注的《词选》，自1927年出版以后，一直风行海内，不断重印。该书选词推崇明白晓畅，所选多清新自然、贴近白话的词，特色鲜明，影响广泛。《词选》不是一部理论著作，只是一部词作的选本。选本虽然重在提供作品的读本，但它在历史上就是体现选家学术观点的一种重要著述形式，何况有些选本中还掺杂了注，还有序或跋，更能直接表达编选者的有关思想。不论作为普及读物，还是词学史文献，都具有非同一般的价值。刘石先生的导读，从此书的编选背景、选编情况、胡适的词学观及此书的影响诸方面都作了深入探讨，对当代读者的阅读使用大有裨益。此书选用编校质量较高的1930年版为底本，并作了适当校订，版本更趋完善。

王士禛的“神韵说”已经成为古典诗学研究的热点，而对王士禛文学创作的研究却相对还比较薄弱。《王士禛诗歌研究》力求回到文学本体，旨在对王士禛的诗歌作全面而深入的文本研究，分析其各类诗歌的主要内容、形式特点以及与前代大家的继承性关系。《王士禛诗歌研究》是对王士禛诗歌全面具体的研究。王士禛的“神韵说”是诗学研究的热点，相比较而言，对王士诗歌作品的研究稍嫌不足。《王士禛诗歌研究》回到诗歌本体探讨王士禛各类诗歌的主要内容和形式特点以及与前代大家的继承性关系。作者首先考论从明嘉靖至清初新称王氏科考仕宦的人文盛况阐明了王士禛的家学渊源及其兄弟之间的相互影响，随后论述了王士禛诗歌作品的风格特色、艺术技巧及文化图景。在此基础上，对王士禛的赠答送别、纪游、咏史怀古、题画、悼亡吊挽、咏物、香奁等各类诗作作了具体的分析。《王士禛诗歌研究》是研究王士禛诗歌及明清文学的重要参考书。

《诗经》是一部对我国的历史文化产生着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的经典著作，它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诗经》所精选的几百篇诗歌以其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思想性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无比生动的社会历史画卷，它不仅反映了劳动人民被剥削压迫的悲惨命运和他们的反抗斗争，也反映了沉重的兵役和徭役给劳动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它不仅讽刺统治阶级的荒淫腐朽，也描述人民劳动生活的情景……可以说它是西周初期到春秋中期大约五百年间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诗经》的每篇诗歌都配有相应的解释，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值得珍藏！

苏诗各体都有一些好诗，纪昀全面研究了苏诗各体。自《诗经》之后，只有曹操、陶潜写过一些好的四言诗，纪昀虽然认为“四言诗可以不作”评《息壤诗》》，但仍以语自脱洒评《颜乐亭诗》。由于苏轼晚年几乎尽和陶诗，因此作了不少四言诗，称其“居然是陶，猝不易别”（评《和陶时运》），“颇有陶意”评《和陶停云》》。其评《和陶答庞参军六首》云：“六章虽作四言，而皆有古意，不同他四言之不今不古，当由蓝本在前之故。”樊潜庵评苏轼四言和陶诗云：“昔人谓四言诗，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陆士衡后，惟陶公最高。愚谓公和陶诗，直可并驾。”又云：“四言尤难，以《三百五篇》在前故也。观公四诗指《和陶时运》，冲淡隽蕴，大有风人遣意。温汝纶《和陶合笺》卷一、卷四引。苏轼作六言诗甚少，纪昀似乎也认为不必作，其评《和何长官六言次韵五首》云：六言最难工，即工，亦非正体。”但他却称苏轼的《西太见王荆公旧诗偶次其韵》云：二公口难得如此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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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为喜欢读词的朋友选刊了几种在古代比较有影响，今天又比较稀见的词选读本。其中有，明万历间刊刻的汤显祖评本《花间集》，明洪武本《草堂诗馀》、嘉靖本《精选名贤词话草堂诗馀》，这两个本子虽皆为《草堂诗馀》，一是翻刻宋代何士信原书之本，一是据何士信原书改编之本。再有为杨慎之《词林万选》，清人查士标、厉鹗据宋人周密《绝妙好词》所作《绝妙好词笺》，清人张惠言之《词选》（附《续词选》）、先著之《词洁》。另外，又将明人陈耀文所编《花草粹编》一种附入。以上词选读本既大体反映了唐宋以来词之流传情况，也大体反映了明清两代人对词之价值观念。例如明代万历问无瑕道人为汤显祖评《花间集》所作跋曰：“余自幼读经，读史，至仁人、孝子有被谗谤者，为之扼腕，辄欲手刃之而后称快焉。乃戊申梁谿肆毒，爰及于余。余于是废举业，忘寝食，不复欲居人间世矣。缙绅同袍力解之弗得，忽一友出袖中二小书授余曰：‘旦暮玩阅之，吟咏之，牢骚不平之气，庶几稍什一二。’余视之，则杨升庵、汤海若两先生所批选《草堂诗馀》、《花间集》也。于是散发披襟，遍历吴、楚、闽、粵间，登山涉水，临风对月，靡不以此二书相校雠。始知宇宙之精英，人情之机巧，包括殆尽；而可兴、可观、可群、可怨，宁独在风雅乎！”可见，明人于词强调的是性情的宣泄、愉悦，个人的娱乐作用，尚未与诗文，即“文章”之言志载道等同。而清人张惠言之《词选》，先著之《词洁》则是将词与社稷之忧、身世之感联系起来，强调了词的社会教化作用，并渐尊词体，并列于“文章”，即诗文之雅正。然而这些词选读本无论是明人对词的“花草情结”，还是清人的风雅之旨，却都是视词以“要眇宜修”之体，“清切婉丽”为宗，挈领声情并美之要。且又学术性与趣味性兼容，读之非如今之端坐面对官方之教材，学院之讲义’则开卷轻松而有益焉。

诗词是华美的，以致历经久远，仍被我们反复玩味，这也是诗词的重要价值之一。而造成这种美的因素很多，其中诗人的真诚占了重要份额。他们浓缩了深邃的体悟，用一生的执著写就了这美的诗章，诗人的生命之花绽放其中，可谓至诚。唯其如此，才流传千载而不昧，时时触动我们的心弦，让我们能够分享他们的智慧与经验，体味着“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的境界。而这种浸润心灵的阅读，对于忙忙碌碌的现代人而言，应该也算得上是一种修炼和享受吧。本丛书分别从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杜牧、李煜、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共十位唐宋诗词名家的作品中，遴选其优秀者以成十部专辑。另外广泛撷取唐宋诗词名家精华之篇汇成两本合辑，一为《唐代诗人名家名作赏读》，一为《唐宋词人名家名作赏读》，一并呈献给读者。十位大家在唐宋两代诗词领域中，已经具备了较强的代表性，再加上两本合辑尽搜名家名作，故本丛书足具唐宋诗词之大致面貌，观止矣。

“方家”就是“治方术”的人，常以偏概全，故庄子称为“一曲之士”；“大方之家”是“治道术”的人，能超越一偏之见，故能得真理之全。“大方之家”与“方家”其实并不是一种家。禅宗中有“盲人摸象”的公案：“其触牙者，即言象形如芦菔根；其触耳者，言象如箕；其触头者，言象如石；其触鼻者，言象如杵；其触脚者，言象如木臼；其触脊者，言象如床；其触腹者，言象如褒；其触尾者，言象如绳。”在这里，盲人就是“方家”，在一旁观战的不盲的国王就是“大方之家”。“大方之家”知道“一”。但却不可守“一”，故有“大一”之视野；知道“阴”，却不固守“阴”，故有“大阴”之视野；知道“信”，却不固守“信”，故有“大信”之视野；……《庄子·徐无鬼》以这样的视野为最高境界：“知大一，知大阴，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方之家”就是通“大一”、解“大阴”、视“大目”、缘“大均”、体“大方”、稽“大信”、持“大定”的一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