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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寓言”一词最早见于《庄子》一书。战国时哲学家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名周，字子休，宋国蒙邑（今属河南）人。其所作《庄子·寓言》篇中有“寓言十九”等语。后人注曰：“寄之他人，则十言九见信。”疏曰：“寓，寄也。世人愚迷，妄为猜忌，闻道己说，则起嫌疑，寄之他人，则十言而信九矣。”释文曰：“寓，寄也。以人不信己，故托之他人，十言而九见信也”（清·郭庆藩《庄子集释》卷九）。庄子所说寓言，即假借他人之言，论说自己之意，与当今所谓寓言涵义极不相同。今人对寓言的解释，或说：“寓言是抒情和叙事文学的一种体裁。它必有所讽喻，或寄托一个教训，或阐发一个理念，在这个意义上说，类似哲理诗，是抒情；它又必是一种比喻，具有一定的故事情节和性格形象，在这个意义上说，类似故事诗，是叙事”（公木朱靖华《历代寓言选·前言》）。或说：“所谓寓言，就是作者的话寄托在臆造的故事中，在假托的故事中寓藏着作者对人生的认识和感受”（杨公骥《中国文学·战国时代的寓言文学》）。或说：“寓言是借助于带有劝谕或讽刺性质的简短故事来阐明一定道理的文学体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等等。从不尽相同的种种表述中可知，今之寓言所指是文学体裁的一种。它多是结构简短，带有劝谕或讽刺的故事。以或人或物为主人公，凭借故事情节以此喻彼、以远喻近、以古喻今、以小喻大，使深奥的道理体现其中。的故事性、深刻的寄寓性是寓言的基本特点，特别是起着讽喻、劝戒、启迪作用的寄寓性更是它与其他文学作品的根本区别。我国古代寓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盛行。当时社会矛盾尖锐，阶级斗争激烈。为争霸天下，各国统治者亟需思路敏捷、远见卓识者为自己出谋划策，于是出现了百家争鸣、辩士横议的局面。为信于人主，游说者常以讽喻深刻、形象生动的寓言故事来阐明自己的哲学观点或政治主张。如古今相传的《杞人忧天》、《愚公移山》、《揠苗助长》、《庖丁解牛》、《守株待兔》、《刻舟求剑》、《狐假虎威》、《南辕北辙》等优秀寓言故事，即分别源自《列子》、《孟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等诸子百家著作中。我国先秦寓言创作繁荣的黄金时代亦缘此而形成。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寓言与其他文学创作一样时盛时衰。除先秦外，我国古代寓言文学创作发展的高潮期尚有唐宋、明清。特别是唐宋时期的寓言创作以其寓意深刻、气魄宏大、题材广泛、风格多样等优势，使寓言这种文体成为我国古代文学百花园中引人注目的奇葩。唐朝（618—907），是在农民战争摧毁隋朝统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唐初统治者看到政治腐败、残酷暴虐是导致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农民起义是颠覆隋朝的伟大力量，从而懂得了“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卷四）的道理，深感“以古为鉴”的重要性。他们采取均田制、租庸调法等一系列措施来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缓和阶级矛盾，以致出现了初唐、盛唐时的繁荣景象。然而入唐以后，六朝以来，特别是齐、梁那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隋书》卷六十六《李谔传》）的骈俪文体和浮艳文风仍在盛行，严重束缚着人们思想感情的抒发，阻碍着文学创作的发展。当时文坛中的萧颖士（708—759）、李华（715—766）、元结719—772）等人，提出为文应“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二《二风诗论》），要有“救世劝俗”的作用。他们将这些理论体现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除散体文，还写了不少优秀寓言，如李华的《鹗执狐记》、元结的《丐论》、《恶圆》等。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安史之乱（755—763）后，唐朝由盛而衰。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豪强兼并，致使国家出现了“制度弛紊，疆理墮坏，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唐·陆势《陆宣公集》卷第二十二）的局面。如何改变现状，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是当时各界人士关注和议论的话题。畅抒思想，彻底扭转浮艳文风即成为不可阻挡之势。此时文坛中的韩愈（768—824）“奋不顾流俗，犯笑侮”，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推崇汉时司马相如、司马迁、刘向、扬雄等人的文章。自己为文亦能“卓然树立，成一家言”（《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六本传）。他和柳宗元（773—819）等人在继承先秦、两汉古文的基础上，提出“文以载道”、“词必己出”、“文从字顺”等文学主张，以便于抒情立言、状物叙事、风格健康的奇句单行的散文体代替了“骈四俪六，锦心锈口”的骈体文。由此逐渐形成了中唐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在古文运动的推动下，唐代寓言创作高潮亦随之而起。韩愈根据秦朝名将蒙恬（？—前210）改制毛笔的传说，著有《毛颖传》。毛颖，即指用兔毫所制的笔。寓言开端写毛颖的诞生，再写其劳苦功高和对秦始皇的忠心：“自结绳之代以及秦事，无不纂录；阴阳、卜筮、占相、医方、族氏、山经、地志、字书、图画、九流百家、天人之书，及至浮图、老子、外国之说，皆所详悉；又通于当代之务，官府簿书，市井货钱注记，唯上所使。”最后却因“老而秃”、“不中书”，被秦始皇遗弃。寓言以人格化毛颖的遭遇揭露了统治者“赏不酬劳，以老见疏”的冷酷无情的社会现实。柳宗元读后即“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便作《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赞道：“凡古今是非六艺百家，大细穿穴用而不遗者，毛颖之功也。韩子穷古书，好斯文，嘉颖之能尽其意，故奋而为之传，以发其郁积，而学者得以励，其有益于世欤！”推崇他人之余，柳宗元亦成功地创作了寓意深刻、题材广泛的优秀寓言二十余篇，如《谪龙说》、《罴说》、《虫负蝂传》、《憎王孙文》、《哀溺文》、《种树郭囊驼传》、《梓人传》、《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鞭贾》、《东海若》等，从不同角度讽刺和鞭挞着社会的黑、吏治的腐败、人间的丑陋，使人们从中明辨是非，受到启迪。他的寓言诗《行路难》、《笼鹰词》、《跂乌词》、《放鹧鸪词》等，同样笔锋犀利，发人深省。这在当时文人中是首屈一指的。郑振铎先生曾在《寓言的复兴》一文中说：“韩愈、柳宗元诸作家，似亦颇有意于著作寓言。柳宗元尤为努力。他所作的永氏鼠、黔驴之类亦还有趣。在中古时代而见这种作品，有如在北地见几株翠柳绿竹临风摆摇，至可珍异。”这说明柳宗元在我国唐代寓言创作和发展中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刘禹锡（772—842），亦是古文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史称“贞元、大和之间，以文学耸动缙绅之伍者，宗元、禹锡而已。其巧丽渊博，属辞比事，诚一代之宏才”（《旧唐书》卷一百六十本传）。又说：“唐之文风大振于贞元、元和之时，韩（愈）柳（宗元）倡其端，刘（禹锡）白（居易）继其轨”（宋·谢采伯《密斋笔记》卷三）。除优秀诗文，刘禹锡撰有《鉴药》、《儆舟》、《说骥》等，都是警世和教育作用很强的寓言佳作。另有多篇以散文作引子的诗体寓言，如《养鸷词》并引、《昏镜词》并引等。李翱（772—841），是中晚唐享有盛誉的文人。他“始从昌黎韩愈为文章，辞致浑厚，见推当时”（《新唐书》卷一百七十七本传）。有寓言《截冠雄鸡志》、《国马说》等传世。晚唐的罗隐（833—909）、皮日休（约834—883）、陆龟蒙（？—约881）等，也是古文运动的积极响应者。鲁迅先生曾说：“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认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芒锋”（《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他们的小品文中有不少脍炙人口的寓言佳篇，如罗隐的《说天鸡》、《荆巫》、《槎客喻》；皮日休的《悲挚兽》；陆龟蒙的《招野龙对》、《蠹化》、《野庙碑》等。他如来鹄的《猫虎说》、林简言的《纪鸮鸣》、杨夔的《较贪》、无能子的《鸩蛇之毒》等寓言，都各具特色。从以上不难看出，寓言作为完整独立的文体形成于唐代。在古文运动的推动下又日趋完美，并取得了与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同等重要的地位，在我国古代文学百花园中争奇斗艳。而柳宗元又是众多寓言作者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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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叙事诗》主要讲述了：这八部彝族叙事诗是从几十部彝族叙事诗中精选出来的。这些叙事诗，以其鲜明的人物形象，曲折的故事情节，反映了彝族人民的生产、生活以及为正义、真理和美好生活而进行的斗争。这里面，既有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又有奴隶平民的抗争；既有铁马金戈的鏖战，又有缠绵悱恻的爱情……这些叙事诗，是彝族民间文学的瑰宝，也是研究彝族历史、民俗、宗教等学科的重要资料。

苗族古歌内容提要《苗族古歌》是从多种出版物中精选出来的创世史诗。它们以宏大的规模、丰富的想象，叙述了苗族先民所设想和追忆的天地日月形成、人类万物起源以及古代的社会生活。通过它，人们不仅可以了解到苗族早期的哲学思想，而且可以了解到苗族古代的农耕生活、婚姻丧葬以及民族迁徙。它们是苗族古代的“百科全书”，也是苗族人民经过千百年熔铸的艺术珍宝。

《彝族古代文论》主要讲述了：彝族古代文论内容提要《彝族古代文论》是从彝族“羊皮档案”（彝文古籍）中翻译、整理出来的文艺论著。这十二篇文艺论著，从时间跨度看，上起魏晋，下迄明清；从表现形式看，都是以五言诗写成；其内容已涉及到文艺的起源、文艺的社会功能、文艺的创作过程、文艺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文艺作品的体裁、作家的艺术修养以及文艺的欣赏等一系列重大的文艺理论问题。这些论著，不仅给人们研究彝族古代文学提供了一把钥匙，而且也为人们研究彝族古代美学、思维科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