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多年前，一个瑞典小伙子因为读了林语堂先生英文版的《生活的艺术》，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好像一个远游的人被一条大河所吸引，不由得想沿河而上去看个究竟，看看这条大河到底是从哪儿发源的，看看河上到底还有些什么奇特的风光。于是，他从一本叫做《道德经》的古书开始。于是，他找到一位叫高本汉的老师作向导。或许连这个年轻人自己也没有想到，从此，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那条大河，他花了自己一生的时间在这条大河上寻觅，考证，阅读，翻译，思索，徘徊……从上古到中古，从中古到近代，从近代到当代。那双原本年轻火热的眼睛，从新奇，而渐渐平静，从平静，而渐渐深沉。终于有一天，当孩子们都已经长大成家，当他把自己心爱的中国妻子安葬在墓地里的时候，看着墓碑旁边那棵秋叶落尽躬身代地的白样树，望着不远处广漠无语的大海，他忽然意识到原来已经消逝了很多很多的时光……自己在大河中，大河在时光中，滔滔不息，一去不返……一位中国的智者曾经感叹过，“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五十多年前的那个年轻人终于穷经皓首，著作等身，成为世界知名的汉学家。他把西汉典籍《春秋繁露》翻译成英文。他让同胞们和他一起分享《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的美妙篇章。他翻译的《水浒传》和《西游记》一版再版，到处流传。他的翻译和介绍让新文化运动以来，许多现代、当代杰出的中国作家和诗人引起世界的注意。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外国人像他这样无怨无悔，不辞劳苦，到处传播中国文化，到处传播中国的语言和声音。当马悦然先生回首一生，追忆往事的时候，他用中文写下了这本书，书名叫做《另一种乡愁》。在我看来，穷经皓首，著作等身，只能算是一个学者，只能是学术的证明。而一颗被乡愁缠绕的心所流露的却是情意满怀的人。一个人如果不是把自己的生命和中国连在一起，一个人如果不是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文化的学习和传播，一个人如果没有深深的眷恋和寄托，他是不会把中国认作自己的第二故乡的，更不可能体会到中国人悠悠千载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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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家灯火》通过讲述北京金鱼池地区危旧房改造的故事，演绎了北京南城普通人家近十年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完整地再现了北京老城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状态。全书通篇运用地道的京味儿语言，使得读者能够去感受老北京的生活，品味京味儿文化。历史往往是可以触摸的。《万家灯火》就是一部以触摸北京的一段历史而火爆首都、票房奇高的话剧。

在伊朗的1905-1911年的立宪运动时期，达里波斯语文学发展到另一高峰。这一时期的作家和诗人更多地关注人民听疾苦和国家的命运。他们以自己的优秀作品鼓舞人民去为争取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同时，这一时期的文学语言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以平实质朴的民众语言写作的文学作品。本书着重介绍以上两个时期的波斯文学。张鸿年，1931年生，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理事。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俄罗斯语文文学系，1960年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结业（波斯语专业，在职学习）。1992年获德黑兰大学国际波斯语研究中心文学奖，1998年获伊朗阿夫沙尔基金会历史文学奖，2000年伊朗总统哈塔米授予中伊文化交流杰出学者奖。著作和译作：《波斯语汉语词典》（主编之一）1981年；《波斯文学史》1993年；《波斯文学》《伊朗现代文学》1983年，中国百科全书词条；《波斯文学》（《简明东方文学史》波斯文学部分，1987年，季羡林主编）；《波斯文学》（《东方文学史》波斯文学部分，1995年，季羡林主编）。译作：《波斯文学故事集》，1983年；《蕾莉与马杰农》，1986年；《果园》，1989年；《列王纪——勇士鲁斯塔姆》2000年；《鲁拜集》1989年，2002年等。《波斯文学史》所论述的是达里波斯语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达里波斯语兴起于9世纪。10-15世纪是它的繁荣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产生了像菲尔多西、海亚姆、内扎米、萨迪、莫拉维和哈菲兹这样世界著名的诗人。他们的不朽的杰作早已被译为世界各主要文字，获得全世界文学爱好者的关注和赞赏。在伊朗的1905-1911年的立宪运动时期，达里波斯语文学发展到另一高峰。这一时期的作家和诗人更多地关注人民听疾苦和国家的命运。他们以自己的优秀作品鼓舞人民去为争取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同时，这一时期的文学语言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以平实质朴的民众语言写作的文学作品。本书着重介绍以上两个时期的波斯文学。

本书选取安徒生的三部代表作品：《光荣的荆棘路》（The Thorny Road of Honor）、《荷马墓上的一朵玫瑰》（A Rose from Homer's Grave）、《海的女儿》（The Little Mermaid），旨在通过对这些经典文本的再现，让更多的读者认识到：他，不仅仅是一个童话作家。让我们一起重读安徒生，重新理解他笔下的文字，重新看待眼前的这个世界，重新打量我们每个人都会拥有的梦幻天堂吧。...

暂缺简介...

本书收录了作者的散文80余篇，包括“锦绣年华”、“心情心境”、“岁月的歌”、“年尾心情”、“话说新谣”、“人工冬季”等。

本剧与《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一起被誉为"四大名剧"，它们体现了我国古代戏剧作品的最高成就，具有极大的文学艺术价值。本书有久负盛名的岳麓出版社出版，同《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一起构成四大名剧系列。本书据兰雪堂本、西园本、暖红室本、梁启超注本互校，包装精美、错误率极低，是戏曲爱好者阅读、收藏之佳品。如果有人问，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剧作是哪几部？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回答：应是《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和《桃花扇》。以历史为题材的《长生殿》，是在王朝兴亡的背景下，展示杨李的爱情生活，那么，稍后于它的《桃花扇》，则是一部“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历史剧了。《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生于1648年，山东曲阜人，孔子的六十四世孙。孔尚任于青少年之际，正值明清易代，战乱频仍。他目睹山河破碎，曾想隐居不仕。但后来清政权逐渐稳定，他也改变了初衷。当康熙皇帝到曲阜祭孔，他被选为御前讲经人员，受到皇帝赏识，以后奉召到京任国子监博士。跟着，被派往参加治河工作，在江南一带流连四五年之久。在江南，孔尚任了解到人民的疾苦，结识了许多明朝遗老。凭吊过故国文物，思想上又起了激烈的变化。本拟在宦海扬名的他，陷入了深沉的反思之中，他回京后写出的《桃花扇》，正是经过体验反复思量的产物。孔尚任为什么要创作《桃花扇》呢？他在《桃花扇·小引》中说得十分明白。这就是通过“场上歌舞，局外指点”，让观众“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达到“惩创人心，为末世一救”的目的。换句话说，孔尚任是要表现南明亡败的过程，总结历史的教训。如何总结南明亡败的教训呢？出身于地主阶级、深受儒家封建思想影响的孔尚任，不可能全面、准确地分析南明的败亡的原因；受过清朝恩泽，而且处在民族问题上诸多讳避时代的孔尚任，也不可能秉笔直书满洲铁骑对江南的蹂躏。根据他的认识水平，他只能看到南明的灭亡，主要是因为福王任用了权奸。“权奸者，魏阉之余孽也；余孽者，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见《桃花扇·小识》）因此，《桃花扇》虽涉及农民起义问题，但态度是错误的；也涉及民族斗争问题，但笔调是隐晦的。孔尚任只把一腔怒火，尽情向马士英、阮大铖之类的权奸发泄。整个戏，也只围绕着马、阮和复社文人以及平民大众的冲突而展开。不过，话也说回来，权奸误国，的确是促使南明复灭的重要原因。作者虽然没有全面地反映出历史的面貌，把握住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揭露出当时存在的尖锐的社会问题，提出了足以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南明兴亡，时间虽短，但也头绪万端，如果在舞台上一味罗列史迹，势必如断烂朝报，使观者味同嚼蜡。孔尚任则以李香君、侯方域的故事为经，以广阔的社会生活为纬，交织成南明时代的历史图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以侯、李定情的一柄扇子，牵动整个时代，“南朝兴亡，遂系于桃花扇底”。《桃花扇》一开始，便写复社领袖之一的侯方域，在南京流连诗酒，爱上了江南名妓李香君，可是阮囊羞涩，两袖清风，无法如愿。那时候，阮大铖也在南京闲居，正受到复社文人围攻排斥，狼狈万分。为了讨好复社诸人，改变不利的处境，他拿出金银财物，请杨龙友赠送给侯方域，以便俟机拉拢。侯方域不晓得袖里乾坤，欣然接受杨龙友的馈赠，梳拢了李香君。侯、李的爱情也和当时的党派斗争联结在一起了。

《牡丹亭》是明代汤显祖的代表作，这时作家的思想和艺术都已经成熟。明代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为《牡丹亭》提供了基本情节。《牡丹亭》在《惊梦》《寻梦》《闹殇》各出的宾白中还保留了话本的若干原句。在小说中，杜丽娘还魂后，门当户对的婚姻顺利缔成；而在戏曲中，汤显祖进行了脱胎换骨的创造性劳动，把小说中的传说故事同明代社会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使它具有强烈的反礼教、反封建色彩，焕发出追求个性由的光辉理想。女主角杜丽娘是古典戏曲中最可爱的少女形象之一。出身和社会地位规定她应该成为具有三从四德的贤妻良母。她的人生第一课是《诗经》的首篇《关雎》。传统说法认为它是“后妃之德”的歌颂，是最好的闺范读本。她却直觉地认出这是一支恋歌。在婢女春香的怂恿下，她偷偷地走出闺房。“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春天的大自然唤醒了她的青春活力。她生活在笼罩着封建礼教气氛，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中，眼睁睁地看着青春即将逝去，她却无能为力，不由自主，只好把炽热的感情压制在心中。汤显祖没有因袭前人小说戏曲中一见倾心，互通殷勤，后花园私订终身的手法，而安排杜丽娘在游园之后和情人在梦中幽会；幽会以后，接着描写她第二次到园中《寻梦》。《惊梦》和《寻梦》是杜丽娘郁积在心中的热情的爆发，也是她反抗现实世界的实际行动。《牡丹亭》的感人力量，在于它具有强烈地追求个性自由，反对封建礼教的浪漫主义理想。这个理想作为封建体系的对立面而出现。善良与美好的东西都属于杜丽娘。汤显祖描写杜丽娘的美貌很成功，而描写杜丽娘的感情和理想的那些片段更具魅力。《牡丹亭》写出，她不是死于爱情被破坏，而是死于对爱情的徒然渴望。通过杜丽娘的形象，《牡丹亭》表达了当时广大男女青年要求个性解放，要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呼声，并且暴露了封建礼教对人们幸福生活和美好理想的摧残。

本剧与《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一起被誉为"四大名剧"，它们体现了我国古代戏剧作品的最高成就，具有极大的文学艺术价值。本书以暖红室复刻凌濛初本为底本，并以王骥德、金圣叹、毛西河、刘龙田、何璧、张深之诸本以及《雍熙乐府》参校，并结合了近些年的一些研究成果，由久负盛名的岳麓出版社出版，包装精美，是戏曲爱好者阅读、收藏之佳品。如果有人问，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剧作是哪几部户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回答：应是《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和《桃花扇》。《西厢记》是元代剧作家王实甫的作品。关于王实甫的生平，我们知道的不多。元人钟嗣成说他“名德信，大都（今北京）人”。明初贾仲明则给他写过一首吊词：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台台排剑戟，翠红乡雄纠纠，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从词里提到“风月营”、“莺花寨”的情况看，王实甫很可能是常与歌妓艺人生活在一起的“书会才人”，他的《西厢记》，在元明之际已被认为是“天下夺魁”之作。据我们判断，《西厢记》大约写于元成宗大德三年至十一年（1299—1307）之间。它取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这篇小说叙述张生与崔莺莺的恋爱，展示了唐代社会负心男子“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到了北宋时期，这篇小说被收进《太平广记》，传播更广，苏轼、秦观等著名诗人对它有过题咏，并且成为民间说唱的题材。金代董解元写了一本《西厢记掐弹词》，他不仅丰富了《莺莺传》的情节，更重要的是赋予莺莺和张生以全新的面貌，强烈地突出了青年男女反对封建礼法的主题。在元代，戏剧勃兴，王实甫在董解元《西厢记》唱本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写成了“天下夺魁”的剧作。在封建时代，青年男女没有恋爱自由，婚姻要服从家族和政治的利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了禁锢青年的枷锁。王实甫《西厢记》之所以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首先在于它正面提出“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主张，希望青年男女能够打破封建礼法的牢笼。在戏里，王实甫以生动活泼的笔触，揭示了封建礼法的维护者和争取恋爱自由的男女之间尖锐的冲突。老夫人是疼爱女儿的，但她更注重维护“家声”，认为无论如何不能“辱没了家谱”。当孙飞虎兵围普救寺，宣称要把莺莺掳去当压寨夫人的时候，从“家声”考虑，她不得不表示愿意把莺莺许配给声称能够以计退贼的张生；等到贼兵退了，从“家声”考虑，她便不愿意承担诺言，演出了“赖婚”的一幕。而后来张生、莺莺明来暗去，生米煮成了熟饭，她不得不接受既成的事实，也是因为担心“家声”受玷。很明显，主宰老夫人的行动的，正是在封建礼法遮盖下的家族利益。王实甫环绕着老夫人三番四复的变卦，揭示她的性格实质，给封建婚姻制度以有力的打击。在男女青年不能自由恋爱的情况下，王实甫笔下的张生和莺莺爱起来了。他们在佛殿相逢，一见钟情；他们在月下吟诗，互通款曲；后来发展到传书递简，跳墙赴约，西厢幽会。这一幕幕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行动，不知使多少卫道先生咬牙切齿，乃至把《西厢记》列为“禁书”；也不知使多少在封建婚姻制度压迫下的青年男女，为之击节，为之陶醉，为之神魂飞越。它是在封建礼法夜幕下使人灵魂震撼的闪电。王实甫善于根据人物所处的不同环境，展现不同的人物性格。张生书剑飘零，功名未遂，一介寒儒，他对爱情的追求是大胆勇敢的。莺莺作为相国小姐，表现就不同了，她爱张生，却又躲躲闪闪；她要依靠红娘的帮助，却又想瞒着红娘，不肯让红娘晓得她内心的秘密。王实甫细致地刻划莺莺在不同阶段中的心理变化，使她的性格显得十分突出，也让观众看到青年男女要战胜封建制度是多么的艰难，他们固然要敢于突破种种世俗偏见，还要挣脱自己在心头上的枷镇。我们认为，王实甫高明之处，在于他能洞察不同身份教养的人的内心世界，赋予他们不同的个性。正由于《西厢记》的戏剧冲突，是以人物的性格冲突为基础，因此显得特别富有生命力。《西厢记》的语言，本色与文采交错，使人读来满口生香。在这里，我们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应从喜剧的角度看待这部作品，才可以准确地理解它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