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剧不祥的阴影，大体上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人们难以相信新时期开始时的话剧盛况，竟然落入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窘境。“多演多赔，少演少赔，不演不赔”几乎成为一个普遍现象，话剧进入到被人视为“苦难的岁月”。剧作家以他们各自不同的选择，向社会、时代、话剧自身寻找答案，回应着对话剧命运的叩问。《哥仨和媳妇们》正是在这场严酷的考验中跃上舞台，演出的盛况虽然已成历史，但它的影响却留驻在演剧界。重读这部近二十年前的剧作，依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看到的不是生活的表层，而是生活的本质，那就是生育观念的变化，是计划生育的根本，剧作家是带着满腔热情来刻画育龄妇女的生育心态。这是代路的成名作。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有上百个剧团移植上演，就其根本，是剧作家在这类题材中，融入了人口文化思绪。戏剧存不存在边缘化问题，我不具备这方面的调查，但是在若干年前华文戏剧台北研讨会上，边缘化的主张是存在的，有人视大陆戏剧为主流戏剧，意思是这种戏剧是受命于某种外力的驾驭，剧作家缺少创作自由度。并且劝告剧作家还是少一点使命为好，“太过于厚重的使命，反被使命所累”……处于这样的舆论漩涡，剧作家停笔思索，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话剧需要回归它自身的艺术品格，是新时期话剧生存、发展的必然。代路的剧作《飞吧！海燕》（1984年）、《回声》（1987年）、《陈小虎》（1992年）相继同观众见面，这是一组青少年戏剧。我没有条件把这些戏放在当时的戏剧思潮中来辨析，但是有一点是明显的，那就是代路以一个剧作家的社会良知，面对青少年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校园环境，进行着他力所能及的戏剧耕耘。

中国话剧不祥的阴影，大体上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人们难以相信新时期开始时的话剧盛况，竟然落入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窘境。“多演多赔，少演少赔，不演不赔”几乎成为一个普遍现象，话剧进入到被人视为“苦难的岁月”。剧作家以他们各自不同的选择，向社会、时代、话剧自身寻找答案，回应着对话剧命运的叩问。《哥仨和媳妇们》正是在这场严酷的考验中跃上舞台，演出的盛况虽然已成历史，但它的影响却留驻在演剧界。重读这部近二十年前的剧作，依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看到的不是生活的表层，而是生活的本质，那就是生育观念的变化，是计划生育的根本，剧作家是带着满腔热情来刻画育龄妇女的生育心态。这是代路的成名作。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有上百个剧团移植上演，就其根本，是剧作家在这类题材中，融入了人口文化思绪。戏剧存不存在边缘化问题，我不具备这方面的调查，但是在若干年前华文戏剧台北研讨会上，边缘化的主张是存在的，有人视大陆戏剧为主流戏剧，意思是这种戏剧是受命于某种外力的驾驭，剧作家缺少创作自由度。并且劝告剧作家还是少一点使命为好，“太过于厚重的使命，反被使命所累”……处于这样的舆论漩涡，剧作家停笔思索，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话剧需要回归它自身的艺术品格，是新时期话剧生存、发展的必然。代路的剧作《飞吧！海燕》（1984年）、《回声》（1987年）、《陈小虎》（1992年）相继同观众见面，这是一组青少年戏剧。我没有条件把这些戏放在当时的戏剧思潮中来辨析，但是有一点是明显的，那就是代路以一个剧作家的社会良知，面对青少年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校园环境，进行着他力所能及的戏剧耕耘。

洛佩·德·维加，全名费利克斯·洛佩·德-维加·伊·卡尔皮奥，是西班牙文学史上最杰出的经典作家、剧作家和诗人。据史料记载，他一生完成的剧本多达一千五百部，有人甚至说有一千八百部。此外，他还写了许多其他文体的作品。其创作，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品位极高，可谓才思横溢，著作等身，是古往今来举世罕见的一位怪才。因此，被人们称为“天才中的凤凰”。与他同时代的伟大作家塞万提斯则称他是“大自然的精怪”。一五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洛佩·德·维加出生在马德里一个刺绣工匠的家庭。父亲费利克斯·德·维加和母亲佛朗西斯科·费尔南德斯都是桑坦德尔山区卡里埃多镇人。一五六一年父亲前往马德里，从事供应宫廷所需刺绣品的手工业。第二年，洛佩·德·维加便呱呱坠地。洛佩·德·维加自幼聪明好学。他对语言有着特殊的灵气，四五岁就能阅读拉丁文和西班牙文文学读物。他还有诗歌天赋：不会写字就会赋诗，经常把诗歌口述给大孩子们，让他们给记下来，他则把午餐分给他们吃。稍大些后，他进入由诗人、小说家和音乐家维森特·埃斯皮内尔创办的马德里小学读书，后来又进耶稣会学校学习语法和修辞，并曾在皇家学校学习数学和天文学。一五七七年至一五八一年，他在马德里郊外的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镇的同名大学就读，据说由于一些爱情纠纷而中途离校没有取得任何文凭。然后去萨拉曼卡大学继续学业。不久，父亲去世，他投到阿维拉主教门下当随从。这时他写了几首田园诗，并写了他的第一个剧本《哈辛托的牧歌》，从此和戏剧结下不解之缘。

《皖人戏曲选刊（方成培卷）》为《皖人戏曲选刊》——方成培卷。方成培，清代歙县人，戏曲家。精通诗词、医理，尤善戏曲。《皖人戏曲选刊（方成培卷）》分两部分：一、《雷峰塔传奇》，四卷34出。二、《方成培研究资料汇编》。《皖人戏曲选刊（方成培卷）》底本精善，校点认真，配有多幅精美插图。

2008年5月12日四川地震发生后，《Colors》①杂志希望能够表现出一种人道和团结的姿态，为此杂志编辑选择了40张最感人的地震图片，这些图片表达了灾难，也表达了希望；同时邀请居住在世界各地的争40位西藏喇嘛为遇难者诵经，对此次灾难表达他们的同情。《Colors》杂志的良好愿望，将3月中旬的拉萨事件和5月12日的四川地震联系在一起。我心想，这就是西方的视角。虽然拉萨事件和四川地震没有任何关系，可是在西方媒体中的中国形象却决然不同，从拉萨事件对中国的一致批评，到四川地震后对中国的广为赞扬，只有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让很多中国人感到惊讶：西方媒体为何突然变化了？西方媒体赞扬中国在抗震救灾时的高效和团结，与此同时好像突然意识到中国变化了。《Colors》杂志的编辑也表达这样的意思，在给我的信里说：“对西方人来说，中国人民面对悲剧时非常值得称赞，中国人民团结一心使世界感动。中国有了变化？有的话，是什么变化？”

《黄会林绍武文集：戏剧艺术卷》收录了黄会林、绍武自1978年至2008年30年间的学术研究论著和文学艺术创作。共分十二卷。第一卷至第六卷包括话剧、电影、电视、文学、艺术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性文字；第七卷至第十二卷则为电影、话剧、长短篇小说、报告文学、电视剧及电视专题片等作品。本卷为戏剧艺术论集。选录自1979年到2008年撰写的关于戏剧的文章，分为专论、分论、散论三个部分，计39篇。

也许是因为一批弘扬“主旋律”的影视作品的热播（例如电视连续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产生的“轰动效应”）唤起了出版人的历史记忆，使他们推出了那些“红色经典”。而“红色经典”出版以后在舆论界引起的热烈反响又促成了一批根据那些“红色经典”改编的电视连续剧的热播（例如电视剧《铁道游击队》《红旗谱》《林海雪原》《沙家浜》等的相当不错的收视率）。就这样，在影视人和出版人的互动下，“红色经典”再度走红。虽然在文化格局已经多元化的今天，“红色经典”的再度走红也很难重现当年大红大紫、洛阳纸贵的盛况，但不管怎么说，它能够重返当代人的文化生活，本身就耐人寻味。所谓“红色经典”，一般指的是一批产生于革命年代的文学作品，以“三红一创”（《红旗谱》《红日》《红岩》《创业史》）以及《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山乡巨变》《林海雪原》《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欧阳海之歌》等长篇小说为代表。这些作品，以记录革命战争历史和农村土地改革与合作化运动为题材，以讴歌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兵英雄形象为主旋律，曾经风靡于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鼓舞了整整两代人的革命热情。而当那个暴风骤雨的年代已经烟消云散以后，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产生的世俗化浪潮高涨的今天，“红色经典”的悄然回归又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本书汇聚了曹禺先生的两部最具代表性的名作《雷雨》和《日出》。《雷雨》：故事发生在20年代的天津。周公馆的老爷周朴园因江桥事件的牵连去向不明。管家鲁贵只好把周家的大少爷周萍从无锡接来主理产业。正当周萍准备卖掉周公馆还债时，周朴园回来了，并且还带来了一位妙龄太太繁漪和小儿子周冲。起初，周萍对同龄人的继母繁漪很是反感，但随着繁漪挺身而出，帮周萍了解了债务问题，使两个年青人走到了一起。然而，尴尬的母子关怀使他们不敢正视自己的真实情感，欲罢不能的痛苦更加猛烈地煎熬着他们。繁漪的怀孕迫使他们私奔，然而流产则导致了周萍只身远去东洋……《日出》：交际花陈白露受银行家潘月亭供养，整日与一群游手好闲的寄生虫相周旋，虽厌恶和鄙视周围的一切，但只能抱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昔日的恋人方达生希图拯救她，但她无力自拔。潘月亭投机股票失败，陈白露债台高筑，深感前途渺茫，终于服毒自杀。

《长生殿》是描写敷演李隆基和杨玉环爱情悲剧的古典传奇戏曲名剧。戏剧作家洪升历经十年创作，三易其稿，“专写钗盒情缘，以《长生殿》题名。”与《桃花扇》为情初剧坛双璧。 戏剧在描写爱情趋于“坚贞专一”的同时，对唐明皇耽于淫乐、倦于政事，“驰了朝纲，占了情场”，将国家和百姓陷于苦难的深渊予以鞭挞。对权臣倾轧、官贵害民以无比痛恶，对无辜百姓以深切同情。并以其宏伟的场面、动人的情节，优美的曲辞、雅致的韵律，三百多年来久演不衰，流播民间，传布人口。

《明清戏曲论稿》共29论，是他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明清戏曲的论文汇编。尽管我对万曙同志的治学情况比较熟悉，但这些论文有的我读过，有的尚未读过。现在，作者把它们汇集在一起，不仅让我更全面地了解到他对明清戏曲做了哪些研究，也让我感觉到他对明清戏曲研究很有广度和深度。作者将它们分为“曲家考论”、“曲史求证”、“曲论探胜”三编，表明这些论文各有侧重点。但在我看来，每篇论文都有作者的独特之见，或者在材料上有新的发现，或者在观点上提出自己新的思考。这里，难以对每篇论文一一作出评价，仅就《明清戏曲论稿》总体的学术价值谈点自己的看法。明清戏曲的历史长达700多年，其内容之丰富，是任何学者都不能尽究的。每个学者也只能根据自己的学术旨趣和积累，开发其中的一些问题。万曙同志的这些论文在选题上大体有两类：一是有关明清戏曲的名家名作和若干重要问题的探讨，例如对沈璟的重新评价，对李渔戏剧理论体系的总结，对《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思想和艺术的评论，以及对明代戏曲流派、明代戏曲评点、明清时期戏曲本体观的演变诸问题的梳理等，都丰富了对明清戏曲文学、戏曲理论、戏曲发展史的认识。二是有关安徽戏曲作家作品以及戏曲文化的研究，因为作者身处安徽，有着乡邦感情和地理优势，所以，对朱权、郑之珍、汪道昆、梅鼎祚、汪廷讷、方成培等安徽籍的戏曲作家，均有考论，对青阳腔、“滚调”、明清徽州的演剧活动，以及明清两代的包公戏，也都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论述，丰富了这些论题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