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方东树（清桐城人）《书林扬觯》，其中犹引前人评论著述文学，有谓“著书立论，必出于不得已而有言，而后其言当，其言信，其言有用，故君子之言，达事理而止，不为敷衍流宕，放言高论，取快一时”。又谓：“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盖古人把解决社会问题人生问题当作著作的难一目的，所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探切著明也”。这为人生而著作的态度，颇值得我们首肯的。可是这种态度最难于保持：战国诸子百家各逞己意，说点切实的话，秦始皇以法家统一天下，只留方土神仙之说，先秦儒家最重节操，持论不远仁义，而西汉儒家，丢开孔孟济世主张，涂饰阴阳家色彩以干君听。清初顾、黄、颜、王诸大儒，通经之用，明夷以待访，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乾嘉文字狱迭兴，一般学者，只讲训诂义例，不敢稍谈世务。自甲午以来，思想界感受强烈的刺激，社会问题人生问题几度成为讨论的中心，这一类著作也如波浪似的有时销行得很多。（光绪二十七、八年，民国九，十年，十七、八年间，坊间都印这一类著作。）现在又转为《四库珍本》、《古今图书集成》的流行期了，盖“为人生而著作”，无分古今，此路皆不通行的！“权力”这样东西真有点古怪，一个人当了权，就会不知不觉地自尊自大起来。拿破仑走上阿尔比斯山时，敢说我和阿尔比斯山一样伟大，所谓得意忘形。清代中兴名将，曾国藩的冲和谦退，世所共知；他教训自己的诸弟，以及儿侄辈，无不以保泰持盈为言。但曾氏一家，除了曾国藩自己及曾纪泽以外，骄蹇的习气都很重很重，鱼肉乡里的事，也不时做出来。郭暧说那样的话，也是情理中常有的。至于末路皇帝，说那样凄凉的话，也在情理之中。黄远生在《忏悔录》中记革命时见庆王、那桐的情形，他说：余被推为代表谒见庆王、那桐者说宪法事，此平日赫赫炙手可热之庆、那，到此最后关头，其情状可怜，乃出意表。庆王自谓：“此后得为老百姓已足。”那桐乃至躅蹐而道，谓“吾曹向日诚假立宪，此后不能不真立宪。”余非到此等时，尚不知彼等之恶劣一至于斯也。地上原无天纵之子，一样的皮包骨头，越是养尊处优，左右指挥的人，当了大事，越没有担当责任的勇气和力量；走到了末路，自然比丧家之狗都不如了。他大概是“世说新语”中的人物，那长身玉立的丰神，也像一只白鹤。出落得一身飘流，会喝酒会做诗，会写蝇头那么小的楷书，和王衍、乐广、谢灵运那些人凑在一起，一定是合得来的。他在文澜阁过一暑假，他的后脑，就给那张藤椅磨得平平滑滑的，坐着睡着，就在那藤椅上消磨了那么多天。假使这只白鹤不要吃东西的话，大可以入山做神仙了。潘凫工到“暨南”来教书，就和他成为诗友。有一夏天，潘凫工下午照例要去看礼吾，适逢礼吾夫妇睡了，凫工就在客厅上的椅上也自己睡下去了；有时主人醒来，客人没有醒，主人就让他睡在那儿。有时客人醒了，主人还没有醒，客人也就走了。假使这些情节，能好好写下来，放入“世说新语”中去，有什么不合呢？—千多年来，诗说多矣。有尊李而抑杜者，有尊杜而抑李的，亦有李杜并尊者，亦有李杜并抑者，亦有独尊王孟的，亦有独尊元白的……这种种，只是各人的感受，用不着定于一尊的，钱钟书先生论唐宋诗，谓“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未可厚非；诗自有初、盛、中、晚，非世之初、盛、中、晚。……德诗人希勒（Scbiller）有《论诗派》一文，谓诗不外两宗，古之诗真朴出自然，今之诗刻露见心思，一称其德，一称其巧！”希勒又作旨注，云：嘶谓古今之别，非谓时代，乃言体裁，故有古人而为今之诗者。有今人而为古之诗者，且有一人之身搀合今古者，是亦非容刻舟求剑矣。”按某君来信，承询“不学无术”这句话该怎么说？假使依一般人的口头说法，那就不必我来多说了。假使要说得正确一点，那就应该有几种说法：一、因为“不学”，所以“无术”。二、其人既“不学”，又“无术”。三、其人虽是“多学”，依旧“无术”。四、其人虽是“不学”，却是“有术”。每一种说法，都有它的含义的，非先弄清楚不可的。清末光绪年间，张之洞入枢府，与袁世凯共主政局，其幕僚高友唐由汉归京，张问外间对其有何议论？高曰：“人皆谓岑西林不学无术，袁项城不学有术，老师有学无术。”之洞笑曰，“项城不但有术，且多术矣。予则不但无术，且不能自谓有学。”这一有趣的故事，可作某君的参考。不过，这样推衍了一番，并不曾解决真正的问题。因为什么是“学”？什么是“术”？不先搅清楚来，笑话只能算是笑话，无补于事的。有人说学习下围棋，就是学习兵法，学习战术。可是，当代大围棋手就否认这一说法，他认为下围棋和《孙子兵法》并不相通。至于“学了什么家的思想，在政术上可以应变？”那更是言人人殊了。《庄子·天下篇》一开头就说：“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方，道也。）各人根据各人的“道”，找寻各人的“术”，并不是用张三的“道’，就可以运用李四的“术”的，《天下篇》所列用的“道”，有儒、墨、名、法、道之别，所以各家的“术”大不相同。即如我们童而习之的《大学》，儒家的政治方案，一开口就说“修身”以“齐家”，“齐家”乃”治国”，其实以柳下惠为兄，而盗跖为其弟，试问修身有什么用？唐太宗为历史上所谓“英明之主”，他的家却一塌糊涂，糟得不能再糟了！可见儒家政术，毫不切实用的。有人说：研究《孙子兵法》，可以学习恋爱（追求）术。那位以幽默驰名的刘麻哥（禺生），他在美国读书时，并未读过《孙子》。他寄寓的宿舍中，房东的女儿，美貌动人，追求的满裙下，麻哥照镜自怜，不敢存奢望。哪知一天晚上，宿舍大火，娇女火困在楼，命危旦夕。这时，麻哥奋不顾身，冒着火焰上了五楼，把那小姐抢救出来。这就美人入怀，结成夫妇了。他的吃了天鹅肉，谈的说他熟读《孙子兵法》，懂得“集中火力，中央突破”的战术，那又是过情之誉了。人生究竟该学什么而后得什么术，也就无成法可拘的。所以，“不学无术”这句话，也是似通非通的。上面我所说的，或许已经超过了某君所要了解的视野了；不过，我还要说下去，涉及谈政的范围。因为一般人用这一成语时，所谓“学”，大体是指谈政之学，所谓“术”，便是用政之术，值得推寻一番的。一般人所谓谈政之学，总是以儒家为宗法；我说过，在先秦，儒、墨、名、法、道并立，并非专宗儒家。汉武帝尊信儒术，他所信任的并非申公、董仲舒、赵绾、公孙弘那些儒士，而是桑弘羊、张阳、孔仅那些刑名之士。汉宣帝二年，皇太子见上所用文法吏，以刑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他们父子的谈话，即说明“政学”和“政术”，并不一定有什么关连的。即如北宋行新法的王安石和洛派首领司马光，各有各的政术；司马光近于儒家，王安石却是名法家。王安石便对司马光道：“我和你所操之术多异，所以论议政事，彼此不能相合。”至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不独管仲、子产、李斯是法家，诸葛亮、王猛、张居正也是法家，连曾国藩也是法家，穿件儒家的“外”衣而已。所以不习儒家的政治观，自有治国的政术，也是常事呢！且让我就王安石和司马光谈新政所操之术多异的异点说一说。名法家治天下，着重理财，苛刑罚，儒家则主张轻刑罚，薄税敛。所以李斯、桑弘羊都主张政府统制经济，被儒家讥为聚敛之臣，司马光就说古圣贤所以养民者，不过轻租税，薄赋敛，已逋责也，讥王安石“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耳”（头会箕敛即统计人口，依箕斗计算）。儒家的国家经济，本于孔子所谓“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一句话，要藏富于民，正和法家相反。王船山在这一点上看得很清楚，他知道宋神宗的心意，在养兵备边，求府库之丰裕。王安石所以得君，也在于理财的主张。王安石理直气壮地对司马光说：“我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所以“不学”或“多学”或“有学”是一件事，至于“无术”或“有术”或“多术”又是一件事，不能囫囵吞枣似去了解的。有一天晚上，友人传来欢迎巴比塞的民众运动将被严厉干涉的消息，不觉义愤填膺。因翻取《孙总理全集》、《汪精卫集》、《胡汉民讲演录》、《戴季陶集》以及《现代评论》等等，集腋成裘，做一篇宣言式的欢迎词，且看有什么滑稽的反响。果然，反响来了，《晨报·淞滨夜谈》上一位罗园先生就以此派我许多罪名了，他还迫我：“要打倒国民党，请你加紧你的工作！”啊呀！乌鸦是一只多么没有用的东西，怎叫他打倒国民党呢？不过那些话，都是孙总理、汪院长、戴院长、胡委员以及当朝一品大人先生们的话呀，不要冤枉他们也被第三国际牵着鼻子走呀！在下姑且卖个关子，不把原文篇页目注出，让大家也找一找。先把我那篇宣言中的国民自觉运动的根本主张的来源举出来，以明“非我作古”、“公然反动”！孙总理《北上宣言》：军阀所挟持之武力，得帝国主义援助而增其数量。此自袁世凯以来已然。然当其盛时，虽有帝国主义为之羽翼，及其败也，帝国主义亦无以救之。此其故安在？二年东南之役，袁世凯用兵无往不利，三四年间叛迹渐著，人心渐去，及反对帝制之兵起，终至于众叛亲离，一蹶不振。七年以来，吴佩孚用兵亦无往不利，骄气所中，以为可以力征经营天下，至不恤与民众为敌，屠杀工人、学生，以摧残革命之进行，及人心已去，终至于一败涂地而后已。犹于败亡之余，致电北京公使团，请求加以援助。其始终甘为帝国主义之傀儡，而不能了解历史的教训如此。由斯以言，帝国主义之援助，终不敌国民之觉悟。帝国主义惟能乘吾国民之未觉悟，以得志于一时，卒之未有不为国民觉悟所屈伏者。……吾人于此，更可以得一证明：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老实说罢，《涛声》上看起来似乎十分激烈的文章，都是有来源的；其来源非自第三国际，而自孙总理、汪院长、蒋委员长、戴院长的平日言论。若是孙总理还未判定为反动派，那他的言论，还不能禁止我不去“引经据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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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入泰戈尔自己译选的英文诗集《吉檀迦利》、《园丁集》、《飞鸟集》和《新月集》。这是泰戈尔成熟时期的诗歌精品，并给诗人带来世界性的声誉。《吉檀迦利》体现了世界性诗人泰戈尔精神上的成熟和复杂性。在作品之中，他的神与大自然，也与人类世界的种种美好境界交融在一起，同时也象征着诗人自己的理想和真理。作品问世之后，深受欧美现代诗人叶芝、庞德等人的推崇。《园丁集》、《飞鸟集》和《新月集》也同样以其博爱之心和对人世间种种美景精湛繁复的歌吟，赢得一代又一代文学爱好者的倾心。作品由冰心、郑振铎执笔译出，文笔灵逸，美质缤纷，将读者引入目迷心醉的诗化世界。

曾国藩不仅是一个政治人物，而且也是一个文人，是一个颇有建树的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他的文学主张主要来自清代中期桐城派文论的影响，而受姚鼐的启发最大。“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但他对姚鼐的论文主张在承继的同时，又往往多有变通与发展。毛泽东认为本书“孕群籍而抱方有”，是国学的入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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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应该是美文。优美的甚至精美的散文令人读后获得充分的精神享受。奉献给读者的这本《精美散文》便是以“美”为选文的重要原则的结果，相信读后会获得“美”的满足。本书共荟萃我国本世纪各个时期一百多位散文作家的296篇名篇佳作。所选文章不论篇幅长短，不论风格各异，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都写得很美，有很高的阅读欣赏价值：谈文化，内涵丰厚；论哲理，思辨深邃，张扬青春，灿烂明丽；诉说温情，浓郁缠绵。为避以往一些选本不足，本书将所选各文依照六个分题归类为文化卷、哲理卷、青春卷、温情卷、幽默卷、杂趣卷，每两卷为一册，全书共三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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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选收了二十九位女作家的四十二篇（首）小说、诗歌和散文。其中主要是英国的作品，但也兼收了其他一些国家——如爱尔兰、新西兰和南非等——的若干英语文学创作。从一方面来说，这种兼收并蓄是个权宜的作法，是为了使在本丛书中末能独立成卷的国家的优秀妇女文学得到一定的反映。从另一方面说，由于英帝国数百年的扩张，这些国家的文化与英国和英语文学传统有很深的纠葛。把这些作品收在一起，也可以说是多少地揭示了一种历史形成的状况，并使读者对当今英语文学的后殖民的“地貌”多一些感受。

本书是作者的散文随笔集。内容有：最后一个夜班；面对生与死；真实的日子；人间牵挂；重温意外之喜；一生只做一件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