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写于2001年年初的文字，是我对“过去”的一次隆重的告别，也是我对“未来”的一次欣慰的展望。……我自己认为，《压伤的芦苇》这篇文字标志着我的写作生涯乃至生命历程中的一次重大转变。因此，我将它作为新书的序言，我也将新书命名为《压伤的芦苇》。——余杰《压伤的芦苇（代序）·附记》作者简介：1973年10月生于四川成都。少年时代在蒲江中学（前身为南宋鹤山书院）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并开始尝试写作。从12岁起直到中学毕业，发表文学作品十余万字。199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92：1993年在石家庄陆军学院接受军政训练。1997年毕业并保送研究生，跟随陈平原、夏晓虹教授攻读近代文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2000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北大七年，终身受益。目录：压伤的芦苇（代序）第一辑赤子与星斗我生命中的三个女性沉重的石头夹缝里的童心沈葆桢：不情愿的失败之旅李鸿章：被丑化的先驱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人流动在网络上的文字王安忆：白头宫女的闲话刘亮程：乡村里丰盛的平安尹珊珊：城市森林中的精灵孔庆东：孔门幽默孔门泪王朔：“流氓”也是一种伪装赤子其人皇帝的心思人类群星闪耀时月亮上的蝴蝶鼓浪屿访舒婷君·吏·士我为什么写《香草山》？第二辑舌头的切能近年耳闻目睹之怪现状大官傍大哥两种“伟哥”群丑乱舞酒店女郎“孝子”教育可行吗？神童是怎样诞生的？谁知盘中餐谁能踢动黄金球？注视饰物山田君的忏悔真实的“模拟审判”杀人如草不闻声摆脱“一无所有”帷幕背后的腐败活着，笑着成都的茶馆万岁第三辑俄罗斯的暗夜大厦是怎样倒塌的？暗夜中的萤火虫那些被毁灭的美丽梦想里的“庄园”在寒冷中舞蹈谁是《静静的顿河》的作者？领袖与艺术家特务的最后自白漩涡中的舵手白发的芬芳第四辑曾经的校园走不完的“五四”路北大校庆：一个斑斓的肥皂泡北大的“准官僚社群”风暴中的燕园北大与周星驰那年我高考

郎景和是协和医院妇产科专家，声望享誉世界。业余时间还写一些文学性的散文，以一个医生的独特目光审视生命。本书收了他40篇文学散文，有些文章曾引起社会上的强烈反响。读者通过本书能够了解一个医生的人生哲学。

这些文章是作者散发于报刊的一些粗品，基本上是属于酒后之作，或叫做酒后星光下的呕吐物。很多编过专栏的编辑，都见过在稿子末端的一小行“旁注”——“此时夜黑风高，我已酒入云天，字迹潦草，思绪如麻，请谅解。”作者见过太多自称“酒鬼”的人，但我以为自己才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酒鬼，因为我好酒，但其实又没什么酒量，我喝酒完全是硬灌，从月上西楼，到日出东方，酒入肝肠，立马豪情万丈，类屠夫，类悍匪，像一把久未轰鸣的老枪。很多人说我是搞评论的，评论我哪儿懂呀？！我觉得我是搞创作的，我写的东西其实跟我“评”的东西都没有多大关系，我只写我想的，所谓顾左右而言其他。《文心雕龙》和《诗品》在我看来也属创作，那上面也全是“飞”的话，对作品而言也就是废话，但对于作者和读者而言，却满纸芬芳。我以此自勉。\t\t\t\t

《古代文集名篇诵读》是《古代经典诵读》中的一本，选编中国古代中广为传诵的文章。《四库全收》中的“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五类，共五十三卷。其中“别集”多为个人文集，而“总集”主要是某类体裁作品的各家汇编。本书多选自“别集”类。个人文集往往收集在“奏疏”、“论”、“记”、“序”、“诗”、“墓志名”等各类作品，本书主要是选编各个时代不朽的散文篇章，包括“赋”等形式。这本书内容的确定主要是根据文学性，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我们尽力选择古代文学史上各个时期的代表性，重点是散文大家的作品。这些文章或是以生动的笔触展示当时的社会生活，或是以绚丽多彩的文字讴歌祖国山河之美，或是以感人的言词表达作者崇高的志向和情怀，都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它们的体裁不一，风格各异，或借物寓意，或由事伦理，或因景抒情，或托古喻今，大多包含丰富思想，因而百读不厌，常读常新。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前言、“天国之门”门前的序言、我降生的这个世界的境况、鹿特丹市——我的出生地、展品古怪的博物馆、在透不过气的空间稍事停顿，看看是否仍紧扣主题、想知道什么使我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不得不迫根溯源、祖先的共性与我自身的特性、与早期基督徒相伴、关于修道院，扯了一大通离题的话、地狱之火及共为何点燃、打算做个封建时代的骑士，却发现无人理解、附：房龙生平年表、附：编者前言、译后记等详细内容。

本书从2001年发表于全国数十家报刊杂志的随笔中，精选出近50篇，集中展现了2001年随笔创作的风貌与成就。所收录的随笔主要带有“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性质。蕴涵了随笔作家们精致的独立思考和自由言说精神，白纸黑字间闪烁的是作家的学养、识见、胸襟、禀赋和个性，也反映了选编者对2001年度随笔创作独特把握。本卷收入吴江、李普、贾植芳、金克木、韩静霆、冯骥才等近50位作家的近50篇佳作。\t\t

当代著名作家李辉的散文，篇篇都含有浓得化不开的历史情结和人文精神。一个个文化名人形象的塑造，一桩桩历史现象的条分缕析，一处处旅游地发生的历史故事……作者都意在拨开历史迷雾，探究个体生命多样复杂的色彩。其行文冷静各观，逻辑严密，思想深刻，发人深省。

本书收入“中国情结”、“异邦的知音”、“养狗的朋友”、“西西弗斯的巨石”、“关于残酷的话题”、“大学里的读书生活”等散文。

关于性命之论，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孟子·尽心下》中的一段论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通过人的感官享受的不能实现和仁义天道的应该实现而将社会性的仁义天道规定为人的大性，于是，感官享受的能否实现就成了外在于人的命运，而社会性的仁义道德就成了内在于人的本性。这是性与命的置换，也是人的自然本性和社会角色的置换。应该说，这一买换有着巨大的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也为人设定了存在的价值依据。这一置换对中国哲学的人性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政治意识形态也有着直接而深远的意义。然而，任何理论在使用过程中都必然会同时将自身的负面因素发挥出来，孟子的性善论在现实中往往还发挥着压制人的个性与合理的欲望的作用，起码是被当作借口。（庄子》在论述性命问题时，主要是以人的自然本性为体，以外在的事功命运为用，将人的自然本性规定为自然而然。如《庄子》说：-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长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达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德充符》）“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自三代以下者，匈匈马终以赏罚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在宥》）“吾所谓臧者，非所谓仁义之谓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骈拇》）人之性、命不是仁义，也不是自然的情欲，而是常然的本性。只有合于这种本性，才算得其正，顺其善，方为仁人。这并个是简单的自然人性论，不是将人的动物性的感官欲求当作人性的本质，而是将这种欲求的自然而然的特点捉到了本体的高度，进而将其规定为人性的本质。苏轼的人性论与庄子的人性论相近，他明确地反对孟子的人性论，反复论证人性本于人的自然性，礼仪道德与人的自然本性是一而不二的，是人不知其所以然却能自然而然地施行的东西，反对把某些僵硬的政治意识形态规定为人的本性，他在注释“一阴一阳谓之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时说：昔者孟予以善为性，以为至矣，读《易》而后知其非也。孟予之于性，盖见其继者而已。夫善，性之效也。孟子不及见性，而肩负见夫性之效，因以所见者为性。性之于善，犹火之能熟物也。吾未尝见火，而指天下之熟物以为火，可乎？夫熟物则火之效也。敢问性与道之辩，曰：难言也，可言其似。道之似则声也，性之似别闻也。有声而后有闻耶？有闻而后有声耶？是二者，果一乎？果二乎？孔予曰：“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性者，其所以为人者也，非是无以成道矣。（卷7）善是一种道德观念，极易僵化，如果把它规定为人性，人就容易变成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庸，其实，中国历史上的性善论的存在状态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张载和朱熹的哲学的某些弊端就发源于此。在苏轼看来，善仅仅是性的一种显现，并不是性本身，在这里，《东坡易传》实际上给出了这样一种可能，即切断性与伦理取向间的联系，也就切断了性善与情恶之间的联系，而善作为“性之效”，也就有可能成为情的伦理属性。往往就是这些微妙的差别，导致了两种理论的本质的不同。苏轼将水看成是阴阳始交的宇宙生成状态，也是有着重要意义的。他说：“阴阳一交而生物，其始为水。水者，有无之际也。始离于无而入于有矣。老子识之，故其言日‘上善若水’，又日‘水几于道’。圣人之德，虽可以名言，而不囿于一物，若水之无常形。此善之上者，几于道矣，而非道也。若夫水之未生，阴阳之未交，廓然无一物，而不可谓之无有，此真道之似也b阴阳交而生物，道与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阴阳隐，善立而道不见矣。”（卷7）《东坡易传》中的“水”是一个虚灵的概念，“有无之际”决定了“水”的玄妙性，它上通于道，但不是道，“几于道矣，而非道也”，因为道是只能接近而无法完全具象化的；“水”又下达于物，但又不是具体的物，“不囿于一物，若水之无常形”，“水”的物化形态就是“无常形”。那么，“水”的形上本质就是不戕害万事万物的自然本性、顺应万事万物的自然规律的自然之道。所以，苏轼对于道的看法必然导致“一物有一物之道”，与朱熹的僵化不变的“天理”必然会发生冲突。“水”无常形，随物赋形，因物之形为己形，这就是“水”的独立之“形”。苏轼将宇宙生成归结到“水”，因此而与人生发生关联，这是苏轼哲学的重要特点。第二，存在论。这里所谓的存在论，是指对世间万事万物的存在的状态的取向及其合理性的论述。《东坡易传》的存在论与其宇宙生成论密切相关，是一体的两面。在其存在论中，关于“独化”、“无心”、“体无”、贵静、主柔等问题的论述，与其宇宙生成论一起构成了宇宙的生成和存在状态的完整的思想系统，也更为鲜明地体现出了《东坡易传》的思想理论特色。他的存在论鲜明地体现了物各有性，物性即自然，自然即合理的主张，是对郭象以庄注易而提出的“独化”论的继承和发展。《东坡易传》在解释“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时说了大段话，其中“贵贱自位”、“刚柔自断矣”、“吉凶自生”、“变化自见”、“未尝有择”、“未尝有意”、“我有是道，物各得之”（卷7）等等，强调的都是物性自然，即使是圣人，也不例外。圣人之有仁、义，完全是“所遇而为之，是心著于物”的结果。苏轼强调“自”行其事、“物各得之”，实际上就是认为任何事物都没有僵硬的规定性，都是在其运行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在本质上更倾向于心理主义的原则和审美化的生活态度，这与郭象以庄注易的“独化”思想有密切的联系，但又扬弃了郭象思想中的某些糟粕性成分，极大地发挥了其合理性的一面，创造出自己的思想体系。关于“独化”，郭象说过很多，但郭象以人心不足为“生民之所惑”（《秋水》注）的大病，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名教内自有乐地”的“独化”。当然，郭象的《庄子注》在许多篇章和段落中表现出对名教的批判，认为礼仪是一种虚饰，并不一定符合人的本性，并不一定适合当时的情况。因此，不仅可以从郭象的理论中推出名教即自然的结论，也可以找到自然高于君命。自然高于一切的根据。应该说，苏轼正是在这一走向上继承和发展了郭象注庄的思想。《东坡易传》的存在论做到了彻底意义上的“独化”：“万物皆有常形，惟水不然，因物以为形而已。……今夫水虽无常形，而因物以为形者，可以前定也。是故工取平焉，君子取法焉。惟无常形，是以遇物而无伤。惟莫之伤，故行险而不失其信。由此观之，天下之倌，未有若水者也。”（卷3）这里的“信”，是超越了一切“常形”之物的不囿于一切外在事物的自足的精神，这种精神绝不局限于一时一地，它充溢于宇宙之间，它“因物以为形”，因此它是绝对自足而又绝对自由的。尤其重要的是，由于这种精神绝对的自足与自由而“无常形”、“以心通”，因此“遇物无伤”，最终可以“胜物”，可以包容一切，他说：“所遇有难易，然而未尝不志于行者，是水之心也。物之窒我者有尽，而是心无已，则终必胜之，故水之所以至柔而能胜物者，惟不以力争而以心通也。不以力争，故柔外。以心通，故刚中。”（卷3）这就是心与物的关系。“道”、“水”、“心”是绝对独立自足和自由的存在，也是具有绝对正面价值的存在。第三，情本论。苏轼基本上认同《庄子》的自然主义的性命观，苏轼在《说卦》注释中说：“……是以君子贵性与命也。欲至于性命，必自其所以然者溯而上之。夫所以食者，为饥也，所以饮者，为渴也，岂自外入哉！人之于饮食，不待学而能者，其所以然者明也。盍徐而察之？饥渴之所从出，岂不有未尝饥渴者存乎，于是性可得而见也。有性者，有见者，孰能一是二者，则至于命矣。”（卷9）饥渴之欲是人的自然本性，只有把握了这种内在的自然本性，才能把握外在的人力可为的命运。这种性命观与《庄子》将人的自然而然的自然本性规定为人的本性十分相近。当然，无论是庄子还是苏轼都不是将人的动物性的感官欲求当作人性的本质，而是将这种欲求的自然而然的特点提到了本体的高度，进而将其规定为人性的本质。苏轼说：“君子日修其善，以消其不善，不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小人日修其不善，以消其善，善者日消，亦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夫不可得而消者，尧舜不能加焉，桀纣不能亡焉，是岂非性也哉！……性至于是，则谓之命。……情者，性之动也。溯而上，至于命，沿而下，至于情，无非性者。性之与情，非有善恶之别也，方其散而有为，则谓之情耳。命之与性，非有天人之辨也，至其一而无我，则谓之命耳。”（卷1）朱熹作《杂学辩》，将《东坡易传》当作异端之首，他说：“苏氏此言，最近于理。夫谓‘不善日消，而又不可得者’则疑若谓夫本然之至善矣。谓‘善日消，而有不可得而消者’，则疑若谓夫良心之萌蘖矣。以是为性之所在，则似矣。”当然，朱熹知道苏轼所说的那个人性中不变的东西不是他所说的“天理”，而是基于自然而又超越自然本性的东西：“性至于是，则谓之命。”那么，这就必然导出这样一个结论：“情者，性之动也。溯而上，至于命，沿而下，至于情，无非性者。”这样，苏轼从人的自然而然的本性中抽绎出情，再让情进入到本体的层次，使情、性、命处于同一个层面，在现实的施用过程中必然导致以情为本，这就是我们要说的情本论。在《东坡易传》中，苏轼反复论证人性本于人的自然性，礼仪道德与人的自然本性是一而不二的，是人不知其所以然却能自然而然地施行的东西。应该说，苏轼的人性论是从人的自然的感性需求抽绎出人情，这种人情秉承了人的感性需求的自然性，但又超越了物质层面上的自然需求，使之上升到了形而上的高度，并与性、理、道相融为用，具有了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相对抗的性质。因此，苏轼的情本论成为中国传统人论、入学中最为光彩的篇章，对中国的文格、人格的解放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对传统文艺思想的影响，更是巨大的。……

本书写的是她生命中的最初三年的新奇事：“我”出生后，一直处于原始状态，不说话，不认人，很少动，就知道吃，生命凝缩为一根吸食食物的吸管。到了两岁半，“我”突然成了神童，生龙活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感慨地说，三年历尽了一生，尝遍了人生的酸甜苦辣。这部小说的语言富有磁力，从婴儿的角度来看人生，发现了往往被人们忽视的许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