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随笔性质的书。作者取晒太阳时闲话之义，于八十年代前期著文，写三十年代前期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旧人旧事，得章太炎、黄晦闻等六十余篇，于1986年出版。用意是记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和可念之情。作者说“是当作诗和史写的”，因而笔下总是轻松中含有严肃，幽默中含有泪水。出版以后，国内外报刊如《读书》、《博览群书》、《光明日报》、《文汇读书周报》、《今晚报》、《青年报》，香港《大公报》、《东方文化》等，曾发表多篇评介文章，认为作者有卓识和深情，以行云流水、冲淡自然之笔写今世之《世说新语》，描画“逝者如斯”而寓悲悯人之怀，惜古怜今之趣，书格之奇，文笔之高，为近年所罕见。书早已售罄，现重印，除改正误字外，并增周汝昌先生长跋一篇。

从本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一股强劲的“左拉热”在法国勃然重兴，至今盛况不衰。《卢贡-马卡尔家族》的各种新版本接踵问世。根据这部长河小说改编拍摄的电影、电视片引起一阵阵轰动。在读书界广泛测验的结果更加雄辩；左拉的名字在最受喜爱的作家的名单上屡屡荣居前茅。这股“左拉热”似乎也不同程度地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即如近年来在中国，左拉的《萌芽》、《金钱》、《小酒店》、《娜娜》、《妇女乐园》等长篇小说相继出版或重版，就颇受读者的欢迎。与此相应，我国学术界对左拉和自然主义问题的探讨，也显示出日益浓厚的兴趣。不过，左拉是一位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创作全面擅长的作家，而在我国，尽管他的长篇小说的中文译本已为数可观，为人们所熟悉；但他的中短篇小说，在解放前后虽然在刊物上有过零星翻译，也出版过一些译文集子，却始终没有比较系统的介绍，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可喜的是，这一欠缺而今由郝运、王振孙两位同志所译的《左拉中短篇小说选》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弥补。我们相信，这个比较精审的选本的出版，将会对我们今天的读者了解左拉文学事业的这个依然陌生的侧面有所裨益。我们向一切希望深入认识左拉其人及其创作的读者推荐他的中短篇小说，这不仅是图为左拉中短篇小说作品的数量可观，约等于他包括二十部长篇小说的《卢贡- 马卡尔家族》的总量的五分之一，约等于主要从事中短篇小说创作的莫泊桑同类作品的一半；也不仅是因为左拉中短篇小说的文学成就较高，在十九世纪下半叶，除了“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比他明显地胜过一筹，恐怕只有都德、法朗士等少数中短篇小说名家能够与之相比；而且是因为大抵从一八五九年到一八八０年，左拉从事中短篇小说的创作达二十余年，这段时间正值他的文学观念和实践从探索到成熟的阶段，在篇幅相对有限的中短篇小说中，可以更清晰地洞见他的这段历程，从而有助于我们对其全部创作、特别是《卢贡-马卡尔家族》的理解。本书前三篇作品——《森普利斯》、《血》、《穷人的妹妹》选自左拉生平第一部单行本《给尼依的故事》（1864）。这部小说集除了一篇题为《致尼侬》的序，共收一八五九至一八六四年间写的八个中短篇小说。我们知道十七岁的左拉在一八五七年随外祖父和寡母从普罗旺斯迁居巴黎后的窘境。一八五九年，他靠助学金上完中学，由于会考失败而失去进大学的机会，就面临谋生的难题。此后他备尝失业之苦。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哀叹；“我二十岁了，却还没有职业。不仅如此，即使偶然有机会自食其力，我也觉得一无所长。我迄今都在幻想，我过去是、现在依然是走在流沙上；谁知道我会不会深陷入这流沙呢？”文学习作也艰难：“我恨写作；我的幻想一旦写在纸上，就象是一篇七拼八凑的东西。”直到一八六四年，坚持写作的左拉幸得阿歇特书局老板的赏识，他的境遇才算开始改善。《给尼侬的故事》正是左拉深为幻想和现实的矛盾所困扰的时期的产物。一个既富于幻想又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的青年在文学上倾向于浪漫主义，这是相当自然的。这正是一八六四年以前左拉文学创作的主要特色。浪漫主义倾向首先表现在他当时所写的连他本人后来也认为“平庸”的诗歌里。在小说集《给尼侬的故事》中也显而易见。未收入本书的《多情仙女》和本书收载的《森普利斯》等三篇都是很好的例证。这几篇作品都出于奇幻的虚构，或者类似神话，或者近于童话。《多情仙女》和《森普利斯》都是表现爱情题材的，研究家常把它们相提并论，认为主旨都是对成人两性生活的世界的拒绝。不过在《多情仙女》中，男主人公洛伊斯对欧岱特的爱以他们双双化为植物为结局，从而避免了肉欲的骚乱；而在《森普利斯》中，森普利斯给他爱慕的水中精灵的一吻，却导致他们双双死亡。神话色彩浓重的《血》，比上述两篇小说含有更明确和直接的现实意义。大屠杀流洒的鲜血注满山谷，有溢向世界的危险；基督要以自身的纯洁还世界以纯洁，结果徒然成为普遍暴力的牺牲品；目睹这血腥的景象，士兵们毅然同自己的过去决裂。小说写于拿破仑第三接连发动侵略意大利和墨西哥的战争的时代，其反战的主题十分鲜明。对于战争和一切形式的暴力的拒绝和抗议，将从此贯彻于左拉的行动和作品；在日后的长篇小说《崩溃》中，尤其可以听到这篇早期作品的思想的回声。至于《穷人的妹妹》，要算是栖身在租金低廉的顶楼里、靠在屋顶上捕雀充饥的青年左拉所能写出的最典型的作品了。他和那些沿街乞讨的穷人实是一群。如果有一个“穷人的妹妹”能够靠神灵的帮助，用口袋里涌流不尽的金钱来解救穷人，岂不快哉！这幻想固然浪漫之极，但这是《给尼侬的故事》，而尼侬是青年左拉梦想中的爱人，他唯有在对她的倾诉中才能获得慰藉。应该指出的是，左拉在这篇小说中通过一个既富于幻想又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的青年在文学上倾向于浪漫主义，这是相当自然的。这正是一八六四年以前左拉文学创作的主要特色。浪漫主义倾向首先表现在他当时所写的连他本人后来也认为“平庸”的诗歌里。在小说集《给尼侬的故事》中也显而易见。未收入本书的《多情仙女》和本书收载的《森普利斯》等三篇都是很好的例证。这几篇作品都出于奇幻的虚构，或者类似神话，或者近于童话。《多情仙女》和《森普利斯》都是表现爱情题材的，研究家常把它们相提并论，认为主旨都是对成人两性生活的世界的拒绝。不过在《多情仙女》中，男主人公洛伊斯对欧岱特的爱以他们双双化为植物为结局，从而避免了肉欲的骚乱；而在《森普利斯》中，森普利斯给他爱慕的水中精灵的一吻，却导致他们双双死亡。神话色彩浓重的《血》，比上述两篇小说含有更明确和直接的现实意义。大屠杀流洒的鲜血注满山谷，有溢向世界的危险；基督要以自身的纯洁还世界以纯洁，结果徒然成为普遍暴力的牺牲品；目睹这血腥的景象，士兵们毅然同自己的过去决裂。小说写于拿破仑第三接连发动侵略意大利和墨西哥的战争的时代，其反战的主题十分鲜明。对于战争和一切形式的暴力的拒绝和抗议，将从此贯彻于左拉的行动和作品；在日后的长篇小说《崩溃》中，尤其可以听到这篇早期作品的思想的回声。至于《穷人的妹妹》，要算是栖身在租金低廉的顶楼里、靠在屋顶上捕雀充饥的青年左拉所能写出的最典型的作品了。他和那些沿街乞讨的穷人实是一群。如果有一个“穷人的妹妹”能够靠神灵的帮助，用口袋里涌流不尽的金钱来解救穷人，岂不快哉！这幻想固然浪漫之极，但这是《给尼侬的故事》，而尼侬是青年左拉梦想中的爱人，他唯有在对她的倾诉中才能获得慰藉。应该指出的是，左拉在这篇小说中通过另一位法国文豪居斯塔夫·福楼拜这样一语破的地揭示了左拉创作的奥秘：“娜娜转向神话而又不失为一个女人。” 儒勒·瓦莱斯在评论《给尼侬的故事》时说：“在这些小说中浸透着我也说不清是怎样的十八世纪的气息，一种只能揣测而嗅觉不到的当代现实主义的芳香。”瓦莱斯在左拉处女作中揣测到的这种现实主义的芳香，在左拉第二阶段的中短篇小说中变得更加浓烈。这个阶段在一八六五年至一八七四年之间，这是左拉与多家报纸持续合作的阶段，报纸的需求促进了他中短篇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的写作。他在这期间的中短篇小说作品，一部分（总题为《巴黎速写》的四个短篇）于一八六六年附在长篇小说《一个女人的遗愿》后发表，一部分收入一八七四年出版的《给尼侬的新故事》，而更多的是在本世纪七十年代才由左拉研究家亨利·密特朗结集为《中短篇小说》，收在左拉全集中。一八六五年也是左拉开始长篇小说创作的一年。他的长篇小说以每年一部的速度问世，可谓多产。起步伊始，左拉便鲜明地倾向于现实主义。他宣称“我是拥护现实主义的银幕的；它满足了我的理性要求，我在其中感受到坚实和真实的无限的美”。他对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怀着坚定的信念。他竭力把自己的文学根基深埋入现实生活的土壤。但是，以龚古尔兄弟的长篇小说《日尔米妮·拉塞特》的出版为信号，一八六五年也是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兴起的年代。在龚古尔兄弟、普罗斯佩·吕卡斯的《自然遗传论》、泰纳的实证主义美学和克洛德·贝尔纳的《实验医学研究导论》的影响下，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观念也在逐渐萌发和形成。他的长篇小说《克洛德的忏悔》（1865）、《苔莱丝·拉甘》（1868）、《玛德莱纳·费拉》（1868），在追求真实的同时，都不同程度地带有自然主义色彩。而此后写出的《卢贡-马卡尔家族》中的几部长篇——《卢贡家族的命运》（1871）、《贪欲》（1872）、《巴黎之腹》（1873）、《普拉桑的征服》（1874），在对第二帝国施以无情剖析的同时，也流露出追求客观主义、企图以生物学规律解释人的行为等自然主义倾向。总之，这时期的左拉的长篇小说，已经呈现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复杂交织的状态。然而，或许是由于为报刊撰写的作品和现实生活联系更直接和及时，或许是由于短小的篇幅限制了他自然主义的小说“实验”，左拉一八六五至一八七四年间的中短篇小说，却喷薄出沁人肺腑的现实主义的气息。本书从他这个时期的中短篇小说中遴选出七篇，按思想内容，这七篇作品可分为四类。《陪衬人》和《广告的受害者》是对资产阶级的“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马克思、恩格斯语）的力透纸背的揭露。五花八门骗人的广告宣传，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司空见惯，但是作家在《广告的受害者》中选取了一个因为受了广告之骗而上当致死的典型，这就大大加强了小说的针砭力。《陪衬人》不仅是左拉短篇小说佳作中的佳作，而且可以跻身世界短篇杰作之林。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都可以买卖，本是“天经地义”。杜朗多先生竟然能把“丑”纳入商品流通，这不仅使小说中的“我”为之愕然，而且会使所有读者叹为观止。但是，不管这闻所未闻的买卖是实有其事，还是出自作家的艺术虚构，既然资产阶级在它获得了统治的地方早已“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马克思、恩格斯语），读者是不会怀疑其真实性的。小说的构思就是这样奇谲而又令人信服。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与左拉此时主张的客观主义大相径庭，他在这篇小说的字里行间表现了明确、强烈的爱憎。他万富翁杜朗多，冷嘲热讽，淋漓尽致。对于因为长得丑而被雇去陪衬富人的穷家女子，他的同情是那么深切，禁不住大声疾呼：“太太小姐们，发一点善心吧，不要蹂躏装饰着你们的花边，对这些丑姑娘要温和些！”这篇小说，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屈不挠的揭露者左拉对之宣战的第一篇檄文。《斋戒》和《侯爵夫人的肩膀》是又一组富有社会讽刺意味的作品。两篇小说都有一个女性主人公。《斋戒》虽然主要着墨在小男爵夫人，却着意在刻画神父的丑态。神父在讲坛上说教的“苦行” 、“斋戒”、“赎罪”、“忏悔”与小男爵夫人回忆中他的风流、贪食的对照，揭示出教会的虚伪，轻松的笔调中饱含着辛辣。左拉是反动教会的不调和的敌人。他日后在长篇小说《穆莱神父的过失》（1875）、《鲁尔德》（1894）、《罗马》（1896）中对教会将进行更彻底的清算，《斋戒》乃初试锋芒。《侯爵夫人的肩膀》中是养尊处代、颐指气使的贵妇人与路旁冻得半死的贫妇的对照，社会的不平昭然若揭。值得格外留意的是侯爵夫人形象的塑造。侯爵夫人的肩膀被“升华”为一种象征，成为第二帝国荒淫腐朽的标志。侯爵夫人被“拔高”为一种超人的力量，她可以选择某个政府、维护某种制度，她的肩膀拥有无往不胜的力量。在这里，未来的娜娜形象和娜娜神话已见端倪。不同的是：侯爵夫人的肩膀维护那个制度，而金头苍蝇娜娜却把那个社会腐蚀。《废铜烂铁》和《猫的天堂》的共同点在于影射。前者以俏皮的手法把废铜烂铁和第二帝国政府的要人联系起来，极尽奚落之能事。后者通过一只肥猫的一段经历提出有关人生哲理的一个问题：是接受怡然自得的奴役，还是保持艰难然而令人振奋的自由？在一篇直抒胸臆的文章中，左拉表示他崇敬那些“神气十足的骨瘦如柴的猫，它们瘦削的身影使人想起传说中的豪杰”，而他蔑视那些“终日睡在垫褥上的肥得滚圆的猫，……但些猫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出卖自己的那些自由人的形象”。左拉小说中所写的那只安于接受“怡然自得的奴役”的猫，即是对当时一切卖身求荣者的影射和批判。生活在世道不平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左拉，笔下尽是对现实中的罪恶和谬误的揭露和控诉。倾向于暴露黑暗面，这正是左拉正直和勇敢的表现。统观这一时期他所写的中短篇小说，我们只发现一首光明的赞歌——《铁匠》。一八六八年，左拉曾几度去巴黎附近的贝恩库尔村小住，有时住在杜蒙老爹的小旅店里，有时住在马掌匠勒瓦瑟尔的打铁铺上面，《铁匠》就是由同马掌匠的这段接触直接获得灵感的，当然，小说中也融汇着他少年时代与劳动人民相处的感受。这是一首多么热情的赞歌啊！铁匠的形体那么健美，他的内心世界那么纯洁，他的力量那么伟大，他的贡献那么卓绝！作家饱蘸着赤诚的笔墨，使这篇小说洋溢着散文诗的抒情意味。诚然，在这里，作家把铁匠的处境诗意化、理想化了。看来《小酒店》（1877）中的铁匠博歇的形象更符合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生活和工作的真实状况。但《陪衬人》中对资产阶级的强烈的憎，《铁匠》中对劳动人民炽热的爱，相反相成，都把左拉的社会观的底蕴和盘托出。这种界线分明的爱憎，正是贯穿于左拉全部浩繁著作的精髓经好友屠格涅夫介绍，从一八七五年开始，左拉定期给俄国圣彼得堡的《欧洲信使》杂志撰稿，这一工作一直持续到一八八０年。这期间他一共为该刊撰稿六十四篇，其中有二十个中篇小说或短篇小说组合。一八八０年底与《欧洲信使》杂志的合作关系的结束也意味着左拉中短篇小说创作的基本告终，此后他专心致志于长篇小说的创作，仅在一八八四年和一八九九年各发表一个短篇。为《欧洲信使》撰稿可以说是左拉中短篇小说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大的阶段。左拉第三阶段的中短篇小说，呈现出与前明显不同的面貌。《欧洲信使》每期可给他二十四页的篇幅，因而他提供的小说多为中篇；即使是短篇也结为一组发表。作品首先是供俄国读者欣赏的，所写内容不再是作家与读者共同的经验，而是向外国读者陈述法国生活的各个侧面，所以这些小说更象是戏剧化了的报道。但这还远不足以说明左拉后期中短篇小说的变化，这些变化归根结底是同一八七五年以后左拉整个创作中的变化相联系的。首先看他同期的长篇小说在形式上的变化。从《卢贡大人》（1876）开始，他的长篇小说采用了一种新的结构形式，即整个小说有许多场景组成，每个场景描绘所要表现的阶层的一个侧面。就象左拉在给《欧洲信使》主编斯塔苏列维奇的信中谈到这部长篇新作时所说的：“人物都是从第二帝国上层政界选取的，有国民议会议员、参议员、部长、高级官员；主要场景有立法会议的例会、皇太子的洗礼、贡比涅的清秋节、圣克鲁的部长会议，等等。我认为本书是我迄今所写的最有趣的一部，它的描写从 本上说是现代的和自然主义的，它给长篇小说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其后的《小酒店》、《娜娜》、《家常事》（1882）都保留了这种结构形式。具有这种结构形式的这时期的中篇小说也居多数，除了本书中的《人是怎样死的》、《人是怎样结婚的》、《去外地度假的巴黎人》、《教士群像》，还有不少未入选的中篇也属此类。这些作品虽然象左拉以前的许多中短篇小说一样，分成几个部分，但在以前的小说里，下一个部分是上一个部分故事的递进；而现在，每一个部分主要地是不同的侧面。注意到这一特点，读者也许会发现自有其异样的艺术效果。更带有本质性的是创作方法上的变化。不错，早在《卢贡- 马卡尔家族》动笔之前，当左拉为自己定下“研究一个家族的血统和环境问题”的任务的时候，他的自然主义观念已大抵形成。但是左拉大力充实和强化这一理论，并在创作中加以有力地贯彻，则是七十年代后半期开始的。在一八八０年以前，理论上表现在对龚古尔兄弟、福楼拜、泰纳的研究，实践中则产生出《小酒店》、《娜娜》这样的果实。左拉这时期的中篇小说创作，显而易见地受到他这一努力的影响。不过，谈到左拉的自然主义，要避免那种把它和现实主义绝对地、全面地对立起来的偏颇。须知，作为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的崇拜者，把真实象真理一样信奉、敢于面对现实和干预现实、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强调掌握现实材料的左拉，他对自然主义的完整概念本来就包含一部分现实主义因素。另外，即使自然主义特有的某些主张，象象征主义、意象主义、帕纳斯主义等文学主张一样，在一定的情况下运用得当，也并非绝无良好的效果。从左拉这时期的中篇小说可以看出，阅读时加以具体分析是非常重要的。《比尔勒上尉》通过一个军官的沉沦表明军队中荣誉观念和英雄主义精神的丧失。为把孙子培养成英雄，母亲让人杀死儿子，却不料吓死了孙子，这结尾更是意味深长。自然主义在这篇小说中主要表现在它尽量减少作品的现实的社会的标记。我们不妨把比尔勒上尉和巴尔扎克小说《贝姨》中非常相似的人物于洛作个比较。巴尔扎克笔下的于洛这个人物是和七月王朝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的，而《比尔勒上尉》的故事却可以毫不困难地从第三共和国移至复辟王朝时代。《人是怎样结婚的》和《人是怎样死的》是两篇典型的“实验小说”。作家把不同阶层的人置于同一事件或环境中加以考察，以阐示主题。前者通过几个不同身份的人的婚姻问题，说明人是由完全封闭的一些阶层所组成，阶层与阶层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后者则旨在说明社会尽管是分层的，但不同阶层的人在死亡面前达到一致。这种通过一组平行的故事求证某种现实问题的小说形式，不无新意。《为了一夜的爱》和《娜伊丝·米科莱》的题材是自然主义者所十分偏爱的“精欲之研究”。正如左拉在为同样题材的长篇小说《爱情的一页》所写的提纲中所说的，他要表现的是“一种情欲。一种巨大的情欲由什么组成。人们如何理解一种巨大的情欲。情欲的产生，它在男人和女人身上产生什么效果，它的意想不到的种种波折，最后它怎样结束。”在这三部作品里，作家所要强调的都是“永远互不了解的一些人之间的情欲”。正是这样一种互不了解的情欲，在《为了一夜的爱》中导致两条生命的死亡；而在《娜伊丝·米科莱》中，则以男主人公的离去而“自然” 终。通过气氛、情调、结局全然不同的两篇小说，作家把互不了解的情欲的必然的悲剧性作了同样令人折服的阐示。《洪水》和《奥利维埃·贝卡依之死》是另两篇带有适度自然主义色彩的佳作。《洪水》取材于图卢兹地区由于加龙河泛滥而造成的一次严重的水灾，一些细节甚至直接摘自当时的报刊，虽然主要部分是作家虚构的。通过一个农家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与洪水搏斗而几乎全家丧命的故事，作品真实地记录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灾害对人民的危害。《奥利维埃·贝卡依之死》则把一个假死的人的经验描写得饶有兴味。乍一看，前者对于水灾过程的记述、后者对主人公假死时周围人的反应以及他设法逃离墓穴的过程的描写都过分琐细而冗长，特别是缺乏戏剧性、典型性的事件。如果把莫泊桑的《一家人》和《奥利维埃·贝卡依之死》加以比较，尤其令人突出地感到这一点。在莫泊桑的那部作品中，当老妇人假死后，她的一家人上演了一出多么有声有色的抢分家产的丑剧啊！而在左拉这篇作品里，可以说一切平淡无奇。不过读罢《洪水》和《奥利维埃·贝卡依之死》，人们却可以感到异样的真实性！是的，生活中最可能发生的情景就是这样平淡无奇。除了《苏尔蒂太太》、《昂什丽娜》、《教士群像》、《几个选举场景》几篇各异其趣的佳作以外，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南塔斯》和《磨坊之役》。和前段所分析的《洪水》等两篇作品的平淡相映成趣，这后两篇小说是富有典型意义和戏剧色彩的力作。南塔斯，一个外省泥瓦匠的儿子，在巴黎濒临绝境，忽然显贵人家找上门来招他做失身女子的丈夫，但附加一个条件；不得行使丈夫的权利。当他对这个条件遵循唯谨时，妻子对他轻蔑有加；但当他最后对强加给自己的条件怒不可遏、愤然维护一个丈夫的自尊时，反而博得妻子的爱情。故事情节伴随着主人公性格的发展，柳暗花明，几经曲折，读来引人入胜。《磨坊之役》是世界中篇小说名著。它曾收入具有自然主义宣言意义的小说集《梅塘晚会》可是有趣的是，和同一小说集中的莫泊桑的《羊脂球》交相辉映它们都成为现实主义小说的典范。小说描写一个普普通通的磨坊人家和普鲁士侵略者进行的殊死斗争，热情讴歌了法国人民在普法战争中誓死抗敌的英雄主义精神。小说在艺术上也达到高度的成就，故事的各个部分承转启合、勾联密切，结构完整谨严；大量运用景物和细节描写，或烘托意境，手法娴熟，足见大师之工力。这就是这部《左拉中短篇小说选》的概貌。对法兰西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时期政治黑暗、宗教伪善、资产阶级丑恶的揭露，对穷人苦难的同情和对劳动者伟大的赞颂，对统治阶级荣誉观念沦丧和普通人民英雄主义的对比写照，对小市民生活和艺术家活动的描绘，对婚姻、死亡、情欲问题的研究……题材和内容相当广泛而丰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创作手法和艺术风格变化多端、斑烂多彩。诚然，左拉的中短篇小说，即使是经过遴选的这部分佳品，在反映和剖析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比他的前辈巴尔扎克、他的晚辈莫泊桑要逊色一些；自然主义的某些主张，例如刻意追求日常生活一样的平淡中庸，对他的某些中短篇小说的创作在艺术效果上不无损害。但是，中国读者把这部小说选集同前此领略过的巴尔扎克、莫泊桑、契柯夫、欧·亨利等现实主义大师的中短篇小说选稍加比较，依然不难发现它那异样的思想和艺术的丰采，并从中获得善的教益和美的享受。

《卢贡大人》发表于一八七六年，是的第六部他截取了拿破仑三世称商后的一段"黄金时代"，批判了第二帝中的政治和官场，生动地描绘了宫廷的奢糜无度，"上流社会"的骄奢淫，以及充斥社会各个角落的腐败风气.它以严谨的结构，高超的写实技巧，加上浪漫主义的色彩和象征主义的渲染成为这套丛书中最具特色的作品之一。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第一部宏伟巨制，对文学起源、文体类别、神思、风格、修辞、鉴赏、作家人品、文学语社会变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作者刘勰的文学观，以儒家为主，兼容道家和佛家思想。他对人物和作品的评点，见解精辟，开中国文学批评史之先河，对后世影响深远。作品风格刚健，富有诗意。 本书所分列的部分，都作了简单说明。有的说明一部分中各篇的逻辑结构，有的说明一部分中所提出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稍作评价。 《文心雕龙》原文，本书即用通行的清代黄叔琳辑注本，删去了它的文字校注。原文有误字、衍文、脱字和异文的，根据范文澜同志《文心雕龙注》的校勘，还参考其他各家的校勘加以增补改正。 本书在每篇前对内容作了浅释，有时也稍加阐发，或指出其中不妥之处。 译文逐句直译，只是起到句解作用，用来简化注释。因此，把段落分得短些 ，译文就附在每段下，便于对照。

暂缺简介...

“唐宋八大家”指的是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 本书名曰《唐宋八大家文章精华》，所谓“精华”指的是八家文中内容较好、艺术水准很高、能反映作者艺术风格的代表作。书中选古文一百零七篇，韩、柳、欧、苏占五分之四。编选本书的目的，是为了给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古文爱好者提供八家文的读本，使大家了解八家文，并能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东西。为此，书中对每篇古文除作注、翻译外，还写了一篇分析该文思想、艺术特点的短文；对八位作家除列有小传外，还编有《韩愈、柳宗元年表简编》、《欧阳修、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年表简编》附于书尾。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选编了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计划教学的重点作品，即各时代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兼顾题材的广泛性和风格的多样性。这些作品按作家时代的先后编排；同一作家的作品，则以诗、词、文、小说、戏剧的顺序分类编次。它与数学计划的进度安排基本吻合。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立足于疏通文字，尽可能简明扼要，有的地方则选列几种说法，供参考。对作家的生平事迹仅作简略介绍，一般采用通行的观点。

暂缺简介...

韩愈（768～824），字退之，汉族，唐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

野客叢書在宋人的学術筆記當中還算是比較著名的一種。作者王楙，宇勉夫。家本福清，其先徙居平江，遂為長州（今江苏苏州市》人。他生於绍兴二十一年（公元一一五），少孤，力學。母親去世後，疏食布衣，絕意仕進，題所居曰分定齋，隱居讀書著述，時人稱之為「講書君。晚年得拘攣之疾，仍手不釋卷。於嘉定六年《二二三》病終，年六十三。所著惟野客叢書三十卷傳世，作者將其父王大成的野老紀聞一卷（共三十九條筆記》附錄於書後。巢睫稿筆五十卷，已佚。另外，據本書卷三十小名犬子（六一一）條云：　「往往見古人小名小字者，又不得不信，因而筆之，得八百來件，而侍兒倡優等名不錄也，可為五卷上這部書稿也沒有傳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