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无名之才，生无名之世，兴无名之会，用无名之调，此无名集之所以无名也。呜呼！问诗为何物？非音非律，无喜无悲，不穷不达，莫吐莫茹。夫诗者，太素之心也。耳目相激，斯之谓灵。目以观于色，耳以闻于声。夫春水温茔而澹澹，夏水浩淼而激激，秋水澄明而肃肃，冬水玄窈而冽冽。此陵阳侯四时之声色也。被之管弦，发为歌啸，则春之叮叮，夏之涊涊，秋之滴滴，冬之凛凛者，天籁也。而况冰弦为马娘之精，玉管为青君之髓，声气相求，感应以鸣，谁云不宜？是故风行水面以成文，树际残阳而写意，霞绎寒山为着色，露滴铜盘则发声。铜山西崩，洛钟束应。万物同此情也心。然大千品类，直是恒河之沙；　微末生灵，莫不有情之种。是故写情写意，不外胸襟；　为虎为龙，皆为心性。攫金腰紫，难免台阁气；　鼎食钟鸣，难免富贵气；　琼厨金穴，难免铜臭气；　数米称薪，难免寒瑟气；　责李钻核，难免鄙吝气；　求田问舍，难免伧俗气；　屠狗斩蛇，难免豪野气；　赤弹红丸，难免狭邪气；　迷头认影，难免浑噩气；　鹗心鹏舌，难免蛊惑气；　蓑笠纶竿，难免闲慵气。于是乎百样束修，千层雕拭。呜呼！牡丹失之富丽，寒梅失之孤高，幽兰失之清淡，芙蕖失之轻佻，蔷薇失之繁艳，玫瑰失之夭娆，紫薇失之琐碎，山矾失之粗豪。是皆失也，宁有全真耶！曰：天地无名，具涵无名之趣；　万灵有化，何来不易之心？是故龙吟萤唱，无非天籁之音；　蟹寄赢盟，几得乾坤之化。惟帅有荣枯，卉有华残。同具青眼，不胜长看。是无欲无求，无藏无亢。无毁无誉，无名无光。斯无名之有道，以寄穷途之猖狂！

上榜理由：普希金是19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俄罗斯艺术之父和始祖”。教育部在最新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推荐普希金诗为中学生文学名著阅读书目。文学大师郭沫若曾评价普希金说：“作为诗人，……他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等于意大利的但丁，英国的莎士比亚，德国的歌德。同这些光辉的名字一样，他也不单仅是俄国的大诗人，而是超越过国境了。”

B02国家教育部颁布了《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规定中小学生必须阅读、学习数百篇古典诗文，其中至少记诵160篇，并且推荐了160篇篇目。本书作者长期从事中学和大学语文教学和语文研究工作，以其丰富的学识，开阔的视野，从新颖的角度，用畅达的语言，就这些篇目作了简要精到的赏析。读者经过学习，可以受到古典诗文美的熏陶与感染，加深对古典诗文情感的体验，提高感受、理解、欣赏和评价古典诗文的能力。进而增进文学语感的积累，促进思维能力的发展，表达能力的增强，想象能力的提升，培养自己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交流与合作的能力。通过学习，对提高读者的人文素质和全面发展大有裨益，可以使读者获得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有益启示，获得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进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具有时代魅力的人。

对九十年代的读者来说，香港新诗无疑是一种没有历史的文学。它的过去 被藏匿在幽暗的角落，存在与否几乎受到怀疑，只近年在不少由中国学者撰写 的有关香港文学史的论述里因政治需要而受到「照顾」。《香港新诗选 1948-1969》作为一系列整理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学的研究，可说是一项发掘藏匿者的 工作。郑树森的〈导读〉一如他在《香港文学大事年表》序所言，自觉为重构 历史的工作，同时了解到重构的局限性，具有开放和自省的态度。就〈导读〉 和所选作品，编者有意突出五六十年代香港新诗多元并存的局面。郑氏指政治 立场上的左与右、诗形式上的格律与自由，内容上的晦涩与明朗，都得以并存 ，又指出香港新诗与台湾现代诗的渊源关系。此「并存」局面大异于同时代的 中国和台湾，原因值得进一步探讨；「并存」当中的抗衡和调整，使整个局面 更形复杂，更是香港新诗建立主体性的重要契机。〈导读〉指五十年代初多为格律派，如徐吁、林以亮、力匡等，稍后又有 以自由诗为主的现代派。值得指出的是，即在「格律派」中，林以亮与其它同 代诗人因诗观不同而有很大分歧。林以亮在《人人文学》指夏侯无忌重视情感 的主张过时，又透过介绍一位长期受忽视的四十年代诗人吴兴华在诗形式上的 种种尝试，对五十年代普遍弥漫的五四初期模彷浪漫主义式的感伤笔调作出调 整、并提出另一种形式的可能。林的主张在当时未受到重视，但五五年《香港 时报》「诗圃」版由卢因、王独醒等撰写的连串有关诗与情感和诗形式问题的 文章之中，林的主张无疑受到年青一辈诗人的肯定。在诗形式探索上，诗圃版 的作者卢因、蓝子、无邪等在该版和同年创刊的《诗朵》上都积极尝试，明 显的成绩是创出了「蜻蜓体」。诗圃版又有文章批评当时模仿力匡、徐吁的风 气，《诗朵》更有〈免徐速的诗籍〉一文批判守旧的诗观。这些反对过于强调 情感、反对保守、提倡创新的作风，说明了在马朗创办《文艺新潮》提倡现代 主义之前，五十年代中期已有年青一辈诗人提出自己的声音，对战后来港诗人 的感伤笔调和保守作风并其影响作出反省和提出新主张，不再模仿怀乡和反共 的笔调，逐渐塑造更贴近本土的主体性。林以亮和年青一辈诗人抗衡和调整的对象，其实是针对战后来港诗人的放 逐心态。他们不以香港为家，同时不能接受香港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与内地 的极大差异，放逐意识自为必然。马朗创办《文艺新潮》已有意识地以现代主 义作为放逐的出路，对年青一辈来说，对放逐意识背后的大中原文化比较疏离 ，亦不满于放逐意识背后的消沉保守作风，现代主义对他们而言更形可近。徐 吁、力匡和马朗、昆南更实质的分别相信不在于格律派和现代派，而是放逐和 反放逐。反映放逐意识的以感伤笔调怀乡、反共、否定香港，和反映反抗放逐 意识的正视本土文化、个人内在精神探求、约制情感的态度，也是五六十年代 香港新诗的重要线索。郑树森早年留学台湾，曾参与台湾《文学季刊》、《现代文学》的编辑工 作，六八年曾为《中国学生周报》在台访问洛夫，又向台湾诗人约稿，自然熟 悉台港互动情况。台湾现代诗对六十年代香港新诗的影响一如郑氏所言，而香 港新诗对台湾现代诗的晦涩诗风的调整，除了郑提出温健骝与羊城的新古典明 朗写法，创建学会诗作坊研读三四十年代中国新诗、引介西方现代文学亦对现 代诗的晦涩诗风有所调整。七十年代初温健骝提倡「批判的写实主义」和《中 国学生周报》后期译介美国民歌和「诗之页」提倡以日常语言写日常题材，又 是另一种调整。六十年代香港新诗就文社潮「文学介入社会」的主张和逐渐昂 扬的社会意识所受到的冲击似较小说为小，但无论以明朗、写实主义或日常语 言调整一度过于晦涩被评为脱离生活的现代诗风，均可视为另一种侧面的回应 。透过众多文化刊物和团体如《文艺新潮》、《中国学生周报》、创建诗作 坊等对现代主义、台湾现代诗、中国三四十年代新诗和外国现代文学的引介， 香港新诗在六十年代已塑造了异于中国和台湾的风格。五十年代由书写放逐至 反放逐，六十年代对台湾现代诗由吸收到调整，从而转化出自己的语言，可说 是香港新诗建立其主体性的两次重要契机。与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和台湾相比， 香港文学以至更广义的文化艺术都对建制没有威胁性，相对地，建制亦没有必 要去操控或扶掖它，做成香港文学独特的并存性，另一方面自生自灭亦做成断 裂和薄弱。战后的经验虽然严重断裂，九十年代许多文学研究者各种整理、编 集以至重构的工作致力填补断裂，香港新诗隐藏的「没有历史」的历史可望变 改。五六十年代香港新诗由放眼本土与外地、重视融合和创新的风格所建立的 主体性仍然延续至今天，多少与它「没有历史」的特性相关，但至于当香港新 诗逐渐被重构或照顾后，其主体性的局面会否改变，则希望只是一个反应过敏的提问。

《少年荒鹿诗笺（套装共2册）》分为上下册出版的诗集里，收录了他13岁至16岁间创作的180首诗歌。考虑到当下诗歌并不为更多读者追捧的处境，该书首印两千册。

这是一部当今社会少有的父子两代人的诗词集。书中前篇和后篇收集的几百首传统诗词，不公题材广泛，有较强的思想性，而且格律严谨，文字凝炼，意蕴深远，耐人寻味，既体现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可贵传承，也体现出中国革命传统的可贵传承，是一部值得阅读，交流与收藏的好作品。

吉狄马加是我经常会面的一位朋友，他清澈的眼睛和真诚的笑容，透露出他固有的人性善良和诗人气质。去年，他去青海高原从事新的工作；离今年元旦还有两三周，我收到他寄来的精美贺卡，不久又收到他刚出版的诗集《时间》。由于精力与年龄成反比的消长，近几年我很少读整本的诗集，平日充其量偶尔读几首诗。马加这部新作，开始也只是翻翻看，但很快就被吸引住，于是一首一首地读了下去。诗集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古老彝族的历史，包括那里的山岩、土地、河流、民歌，那里的老人、少女、骑手、祭司各色人等，还有人类永远不能缺少的太阳，以及域外风光和人类生死等富有深意的题目。

《唐诗宋词全集（套装共8册）》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璀璨明珠，千年来一直为人们传诵不衰。唐诗宋词作为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各擅一代文学之胜的华彩乐段，已成为民族历史文化中的最精粹的一部分沉潜于我们的精神血脉之中，涵养和塑造着我们的心灵世界。唐诗宋词既为中国文学双璧，自然常常被人们相提并论。有鉴于此，我们便选用权威的《全唐诗》、《全宋词》为底本，并参考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把唐诗、宋词合为一书——称为《唐诗宋词全集》。诗词之美，人所共知却又见仁见智，个人的理解不同，得到的审美享受也不同。为此，我们没有对唐诗宋词作品加以诠释，只是在作者的小传方面借鉴了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把更多的审美空间留给读者。

《邃谷师友》卷一为怀念、追思已故师友之篇什，所言多记授业、教诲之情，阐扬恩师学术之大略。至于诸友则多述数十年交游之契洽与往还之情状。卷二为涉及在世诸友之文字，或信函往来，商榷学术。或形诸文字，发抒友声。声应气求，皆见性情。卷三为对文史诸端之一孔之见，自抒拙见，呈教于世。卷四为访谈录，近年媒体多有访谈，虽文中有访者提问之语，但主要为我答问之词。或言人生感悟，或评书论文，或自陈风雨平生，皆即兴问答，无文字藻饰，亦以见我人生之一面。卷五为友朋赠书录。卷末附录一卷，为友人眼中的我。选录友人对我平生立身行事及学业进修之激励与评说。

《唐诗三百首》，是清人孙洙和他的继室徐兰英合编的二个唐诗选本。孙洙，字临西，号蘅塘退士，江苏无锡人。他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卒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他在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及第，后相继担任过大城、卢龙、邹平等县的知县和江宁府教授。孙洙诗学杜甫，著有《蘅塘漫稿》。《唐诗三百首》编成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所定书名及所收诗篇数量（选唐代七十七位诗人三百一十首诗），似有意仿《诗三百》，也可能是受了谚语“熟读唐诗三百首”云云的启发。该书面世后，为之作注、增评者甚多，著名的有上元女学者陈婉俊（有道光餐花阁刻本《唐诗三百首补注》）。陈氏之外，章燮的《唐诗三百诗注疏》，在道光、咸丰、光绪年间也有多种刻本。光绪十一年（1885），四藤印社重刻此书，特将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中原书未收之另外三首增入，以得组诗之全。这样，按诗篇数量来分，《唐诗三百首》的版本，便有三百一十首与三百一十三首的区别。至于于庆元编的《唐诗三百首续选》（有道光十五年即l 835年希文堂刻本和十七年粤东集益堂校刻本），在孙、徐选本基础上补录五十三家诗三百二十首，与原选本出入太大，是不能纳入《唐诗三百首》版本系列的。从孙洙《序》文可知，他编《唐诗三百首》的目的有二：一是用它取代《干家诗》，编出一种好的“家塾课本”；一是为成人、特别是诗歌写作者提供一种鉴赏唐诗、学习唐诗创作艺术经验的读本。可以说，《唐诗三百首》的种种特点，包括所选诗篇的内容、数量、体裁、风格取向以及编排体例，都是由其编写目的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