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对新编》是一本古诗对仗词典，《诗对新编》所收诗对为二字对、三字对和四字对，内容包括天文、时令、地理、人伦、音乐、文教、服饰、人事等方面。《诗对新编》是专门为古诗爱好者特别是爱好古诗写作的读者编写的古诗对仗词典。

爱情题材与词体的遇合有一个微妙的过程。在早期的民间曲子词中，男女之情占据的比重与它在实际生活中的影响可谓相当。而晚唐五代文人染指于歌词创作后，闺情花柳之篇便迅速膨胀起来。它们一度成为皇室豪门宴会上不可或缺的佐料，预筵的公子希冀美艳的歌女借助词语的款款深情，尽现女性特有的妖娆之态。享乐的需求促使男性作者热衷于摹写“绮罗芗泽之态”，甚至纯以女子的口吻抒怀。他们在看似凭空营造艳情时，会不由自主地流露自身的情感；而当直接表达情感体验时，却又全然隐去本事，使作品具有普遍的感发力。创作主体的此种双重态势，无意间增加了作品的含蕴，后世词乐分离后，作者刻意追求的幽微深隐之境大概便来源于此，情词之本色基调亦就此铸成。宋以后、词之题材再次扩大，爱情之外的人生内容都成为表现的对象、但艳词的流脉始终在延续，毕竟它是宣泄情思的最佳通道：其达意的间接性可以起到遮掩实相的作用，有利于作者摆脱传统伦理道德的约束。 于是在男性作者的情词中，反复言说、百般表现的大多是女子：他们经常假借女子对男子的爱来寄托自己的情思；即使以男子为第一人称，也常通过想象女子对自己的思念来展开描写。他们还会叙写女子在感情生活中的不幸，同情于女子对爱情的投入和多感。这不仅与五代以来的创作传统相关，而且也表明，作为男性，他们深信自己一方是感情的主宰者。只有外界因素的干扰值得担心：人世颠沛、为谋生、游宦，而不得不在“晓风残月”、“柳昏花暝”中承受离别的感伤；天命难测，红殒香消，致使痛苦化为彻底的绝望。除此之外，便云卷天舒，心境朗然，没有现代男子在两性关系中面临的挫折、困惑感，没有纠缠不清的算计、患得患失。你眼前是配置得适度恰然的意象，从中可感受季节的变迁，欣赏美人的姿态、神情，回味作品传达的欢愉或哀愁。这些会让你痴述、使你与自然增加了默契，同时也洞悉了内心的深幽。 缱绻的情词由女子直接书写，自然更令人期待。宋代李清照、朱淑真等人出现后，人们才聆听旷真正的闺音。李清照出身名门，自具大家风范，对丈夫的思念是其情词不变的主题；朱淑真则为不太“安分”的闺阁女子。她的词便不仅是婚姻生活的再现。无论如何，她们都展现了男性世界所未有的压抑、苦闷和不安、而女性的轻灵率真又使她们的作品能避免沉闷单调、呆持清新的风格。可惜的是，这种言情自然深挚的创作并未得到良好的发展，随着词体的不断雅化，处于边缘地位的女词人，为了让自己的创作能区别于艳词，总是更加不遗失力地追蹑主流，以致对情词惜墨如金。 三百首的篇幅，勾勒古典情词千余年来的婉蜒踪迹：其中有纤婉敏感心灵的剖显发微，也有俊朗通脱之笔的一片神行；有毕生毕世的魂牵梦绕，也有一见倾心的惊心动魄；有深沉温婉、雅致密丽，也有谐谚调笑、俚俗率直；有形神兼备的名家名篇，也有过目难忘的无主之作。仿佛珍藏的秘籍，一旦见于天日便有无尽的下文，我们的言说只是一种开始。

中国古典诗人大多不想对现实就事论事地“反映”。他们有许多现实遭遇，从而产生许多生命体验，他们只想传达出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来。他们深信有水平的读者会是同样拿出自己的生命体验去和作者契合的。读杜牧诗就要力求契合杜牧的生命体验。杜牧和许多古典诗人一样，喜欢意内言外。杜牧的许多心思是需要穿过文字的表层意义去捉摸的。他不直说，很信任读者心有灵犀。最好的例子便是“商女不知亡国恨”，大家都知道其实不是责备歌女，而是责备无危机感的官吏。作出这种推断，靠的是对杜牧士心肠的了解，靠的也是对诗歌“文本”情调氛围的把握。诗坛之接续如一江春水向东流。浮躁的诗人在江心滚出几个泡沫，映着日光月光，便以创新者自诩。不料波翻浪涌，瞬间便了无痕迹。沉着的诗人则锲而不舍，在崖石上镌刻新的花纹，留下终古的纪念。杜牧属于后者。本书选杜诗一百四十余首，大半是绝句。古体不多选，尤其是很长的。像文学史家褒扬的《杜十娘诗》，不能说它不好，但光看注释就把人看懵了，只好割爱。谁要真对它感举，还有别的选本嘛。

我国古典诗歌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名篇佳作，美不胜收。以《千家诗》命名的诗文选注一直是流传很广的启蒙读物，这本书继承了流行本通俗易懂、便于记诵的优点，诗与画完美结合，所选诗歌按七言绝句、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五言律诗顺序编排，同一体裁下列按诗人时代先后排列，是寓意深刻、情致高雅、意境开阔、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展卷捧读，会使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轻松愉悦的诗情画意中汲取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乳汁，于不经意中培养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审美趣味，启迪他们的人生智慧。

本书是作者抒写校园情怀和青春年华的浪漫组曲。有美好的憧憬和热切的向往，也有挚爱的情意和缠绵的思念。诗集像一面镜子，可以让读者从中照见自己的影子。

“诗话”作为我国古典诗学著作之一种体例，自北宋成体以后，又迅即发展成为主要之形式，后世遂有借用其名指代其他形式者。今沿其俗，而非用其本义。民国诗学著作，有说旧体诗与说新诗之别，本丛书所收，以说旧体诗者为限。据编者查检，民国初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此类著作约在百种以上。今仿丁福保清诗话之例，辑出较著者及流传校罕见者三十七种，或记事，或录诗，或评论，不拘一格，都为一集。

编辑推荐：散曲在中国诗歌史上是继诗、词之后又一座新的里程碑。明散曲则继元散曲之后，为这座新的里程碑又奠定了一块重要的基石。明散曲的作家和作品数量都比元代多一两倍；明代散曲作品集，无论是总集还是别集，都大大超过元代的数量；明散风无论在内容还是在艺术形式上，比之于元散曲也都有新的发展和开拓；它上承元散曲，下启清散曲，其成就是不容忽视的。

南唐二主李　、李煜是中国词史上极少数受到社会各阶层民众普遍喜爱的词人。其词突破五代花间词堆金砌玉的壁垒，前者多用比兴，妙能沉郁，后者全用赋体，超放自然，丝毫没有情感的做作。尤其是李煜，后期遭遇亡国之痛，词作纯从血泪中迸出，绝少雕琢，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巾箱本者，昉于南齐，盛于宋世，明清以降，代有新制。所谓巾箱，旧时随身小箧以贮巾帕之类杂件者。古人行诱坐卧，不时而诵，书必随身，故小其规制，以储巾箱；行则便携，卧则便览，闲暇间便把玩。故巾箱本虽为书林之季弟，而推尊夫子“学而时习”之义，居功亦伟。所惜近世以来，西风东渐，书崇洋装；踵事增华，日趋累重。携挟则如牛负载，卧读则片时叹难；更有甚者，腴外枯中，重椟轻珠，误导读者，其去书之真趣益远。上古社巾箱本丛书有为而作，比照历代巾箱本之经验得失，旨在返朴归雅，弘扬国光；制欲其小，而存真全豹；价欲其廉，而臧择版本；选目求的当，而尤重性情韵趣；组合以类从，而散购集藏，感惬人意。加以宣笺生香，套印活色，点校严谨，版面灵动，是所谓花大力气、大心血于小丛书，令人一见之下，爱而不能释手者。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书不在贵，有格则韵。因此“书韵楼”为丛书名，大雅君子，当有会心。是为序。

本书是根据我社1996年6月出版的《陶渊明集译注》一书稍加删节做成的。内容包括《酬丁柴桑》、《劝农》、《命子》、《归鸟》等。

本书版式设计注重传统文化底蕴和现代设计手法的有机结合，着眼于本书的鉴赏与收藏价值。在以图释曲方面，选择同曲意剧情相契合的绘画、文物、人物造型、社会背景图片等，争取通过多视觉要素的组合，找到一条回归传统文化的彩色走廊。同时配赠由知名播音员配乐朗诵的《元曲剧声》CD，多角度全方位地演绎和诠释元曲这一优秀文化遗产。使读者轻松获取知识的同时，为其提供更多的文化视野、审美感受、想像空间和愉快体验，也为家庭教育、课堂教学和艺术欣赏等提供理想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