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家诗》历来为人们喜爱，它琅琅上口，耳熟能详。共四卷，有五言诗和七言诗两种诗体，既有律诗，又有绝句。录自唐宋及明朝近体诗共二百余首。涉及的诗人几乎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上自封建帝王，下至平发百姓，既有名家，又有隐士。题材广泛，不拘一格，或咏皇宫重楼、山川湖泽；或叹胜春凉秋、世态人生。花鸟虫草，云雨风雪，包罗万象，应有尽有。有的诗，如同一幅栩栩如生的风景图画，跃然眼前；有的诗，就像一个喷薄鲜活的灵魂跳动，活灵活现，使我们能够穿越时空的隧道，体察和领略诗家慧眼的风范。有关《千家诗》版本较多，或作注，或析译，在一定程度上为人们阅读和理解提供了方便。我们在吸收前人长处的基础上，对《千家诗》重新编排，力求做到诗文准确、注释精当、译文简洁，并对诗的作者做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加上优美的插图，图文并茂，形象生动，为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诗文的内涵和意境提供更好更便利的途径。

《刻在墙上的乌衣巷》是纸流感·80后地图中的诗歌卷，由陈错、申道飞主编，精选了李傻傻、张悦然、刘童、曾尹郁和辛唐米娜等10人的小说10余篇，他们都围绕着“少年”这一原点，从不同角度对“少年”进行曲解、辨析和诠释。在这片少年领地里，构成人生的种种元素都已初见端倪，暴露着它们对人生微妙的破坏和建构作用。为此，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正是少年这一截轻微的颠簸路，我们才得以发育和成长，最终走出少年……与其说这是一本诗歌合集，毋宁说是一代人的心灵阵地。唐不遇、木桦、谷雨、阿斐、春树、莫小邪6这些名字所代表的，其实是在泛商品化的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心灵的疑惑与固守。他们——以及在他们身旁坚持诗歌写作的一批人——代表了“80后诗歌”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从某种程度上也指示了汉语诗歌的走向。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抵达同样的真实，他们的自恋或自虐，就像上一时代的浅吟或低唱，显现的是对时代的亲近或疏离。我们不仅仅是在阅读诗歌，我们更是在阅读一代人的心灵史。

没有什么可以炫耀，既便有了这本《一路迁徙》的诗集。我没想给她赋予什么更深远的使命和意义，也没想让她在现实中有什么企图，仅对我个人而言，她很重要，心胸狭窄的那种。她标志着我大学毕业后作十年的结束，集结了我五年网络诗歌创作以来的作品和心绪，也了却了一个和肾上腺激素分泌有关的愿望。时光快得不容喘息，作为一个上下世纪70年代春天的产物，我无法下野心勃勃，蠢蠢欲动，并且一路迁移，一路高歌。我更期待和向往后面的五年和二年，我更崇尚把我生命的本身也变成一首美丽的诗歌。业余的东西无法满足现实里更多的俗事儿和梦想。惟一可以标榜的是我工作认真，挣钱努力，热爱祖国，以及我是家人、朋友们的骄傲。本质还好，不算坏人。色彩略显暖昧。

所谓词者，句有长短，然情意绵绵，翻开来，爱情、亲情、思乡情，众情毕备；王公、文人、妓女，世间百态。 国学大师王国维说过“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 词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人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能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 词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草共忧乐。 词人视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也。然其游戏，则以热心为之，故诙谐与严重二性质，亦不可缺一也。

这是一本我期待已久的书。这既不是一本诗集，也不是一本散文集，也不是论文集。这是一个人在诸多方面的胡思乱想。但这依然不是一本完成的书。不过有了这本书，我便有了一种可能，去和现在、过去那些我敬重的人们展开一场谦虚的对话。但我不算计未来的读者。从1992年写作《致敬》起，我就改变了写作路数。尽管我们的出版业蓬勃到有时间不够严肃的地步，但我一直没有机会集中展现我近年的写作。一些了解我过去作品的读者偶然读到我近期的作品时，倾向于认为我现在的东西写得混乱，但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寻找我自己，没想到却找到了许多个我自己。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过一本《西川诗选》，那本书编成于1996年。后来那本书被更名为《西川的诗》于1999年重新出版。这本书与那本迥然不同。湖南文艺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过我的《大意如此》，其中收录了我的几首长诗。但那本书发行量有限。在将那几首长诗收入时我在个别地方作了修改。我对诗歌的看法与很多人不一样，也许错的是我。：西川

终生为精神的光辉召唤，不能享受物质生活；终生面对灵魂，面对人生短暂与终极的疑问，身心难以稍事休息；对哲学、文学、绘画、音乐有突发的持续的领悟力，和应运而生、无师自通的掌握能力。留世诗作、画作、书字、文稿异光蕴涵，单纯而丰富深邃，清澈而变幻不尽……我已在生命中行走千次，那时，山上有蕨草、铁犁，书还没有诞生，字还在土里细微地趴着，死亡还没有诞生，中世纪的尖塔远没生长起来。这就是我知道的一点事情。生命是盲目的，幽灵是飘动的；而世界则充满了“喧哗与骚动”。《顾城文选·别有天地》收录了著名朦胧诗人顾城的散文作品七十多篇，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诗人的性情，诗人的思想，是了解顾城，了解诗歌，了解朦胧诗的极好作品。顾城（1956—1993），中国当代诗人，一生以诗为生命，以生命为诗。1956年出生于北京，1962年开始写诗，1987年应邀出国访问讲学，1993年离世。顾城的哲学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他的作品《没有目的的“我”——自然哲学纲要》中，他认为哲学使人自在，并不使人存在。“自然”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是一种没有预设目的的和顺状态。美是顾城的终身信仰，贯穿在他所有的作品和整个的人生道路中。顾城曾将自己的诗创作过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自然的我（—1974）作者以《生命幻想曲》为代表作；文化的我（1977—1982）作者以《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为代表作；反文化的我（1982—1986）作者以《布林的档案》为代表作；无我（1986—1993）作者以《颂歌世界》《水银》为代表作。诗风自然纯净，在中国当代诗坛独树一帜。他的诗不仅为中国诗歌指明诗之本质，更重要的在于让人体味到生命纯净的气息，读之忘我。顾城的小说《英儿》以开放型的结构，诗化的语言，展现了人世间的真性情，令人震撼。

写这本小书的缘起，全是得自一句不经心说出来的自嘲。 半年前在台北开会，闲暇时与友人焦桐夫妇小聚，酒足饭饱之余，不禁谈到他们的新文化事业——二鱼出版社，和海峡两岸三地的出版业。 谢秀丽刚从大陆回来，说到大陆的出版业仍然蓬勃，正方兴未艾，畅销书不少，竟然也有几本以哈佛为名的书，销路不错，而最畅销的就是那本《哈佛女孩刘亦婷》，作者是她的母亲，而且最近还出版了一本续集。我说这位女孩曾是我班上的一个学生，禁不住又加了一句话： “既然连哈佛女孩的妈妈都能写书，我这个老男人也是货真价实的哈佛教授，为什么不能？”坐在旁边的我妻玉莹于是当机立断，怂恿我也写一本关于自己的哈佛经验的书。我仍犹豫不决，考虑到自己夫子自道似乎有自吹自捧之嫌，多年来，我写杂文公私分明，甚少提到我在哈佛的学术生活的一面，就是为了避嫌，也许还是再考虑一下吧。 不料第二天秀丽——焦桐的夫人，也是一位极有经验的编辑——就把出版合约交给我了，我只好签字，生米瞬间煮成熟饭，我只好先为自己找几个借口： 其一当然是我现已退休，在名义上已经不隶属哈佛，所以更自由了，可以畅所欲言，不受拘束（其实，哈佛校方从来不管教授在外边的言论）。 其二是有鉴于台湾地区大学生出去留学的人数愈来愈少（大陆和香港似乎无此问题），由此可以影响到知识视野愈来愈偏狭，所以目前各有关方面正在谋求解决之道，想尽快想办法鼓励留学。因此我这本小书或可有所助益，至少可以引起少数大学生出去留学的兴趣？倒过来说，对大陆一窝蜂式的旅美渡金风气也有所警惕作用。 其三则是个人的理由。人过60岁以后开始怀旧，留学经验当然是个人回忆中的“高潮”，特别是在哈佛求学的那段“八年抗战”的岁月，更难忘怀，也常同我妻津津乐道，甚至有时在学生面前也曾自夸过：“想当年我作学生的时候，每天从早到晚听课读书，哪像你们如此懒惰？我那个年代还没有计算机，影印费用又贵，不忍心破费，于是自己边看边作笔记。听课当然从不缺席，每学期除了选修四门正课外，还要旁听五六门其他学科的课，每天在校园里从这个课室赶到那个课室，为的就是不想漏过堂上大师们讲的一字一句……”说着说着，就不免自鸣得意起来。 “英雄不提当年勇”——看来我还是作不了英雄，但仍自信当年的读书经验可以为年轻一代的学子提供少许启发。这本书的第一部的份量也似乎比第二部重，可见我对自己的求学经验的心得远超过我的教学经验。关于我在哈佛的这段“前半生”，曾在我与陈建华合著的《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一书中谈过，那本书是现已故世的傅伟勋先生约写的，指明要我谈谈个人的求学经验，遂与建华一问一答以“对话式”的文体写出来，我因教学事忙，由他执笔，他的文采和学识也为那本书增光不少。 这本书则是我自己执笔，但仍以口语体平铺直叙道来，“对话”却成了“独白”，而且因写作的速度太快，文字未免有“粗制滥造”之嫌。但自认这种叙述方式至少可以存真，不作雕饰的好处也就是不为自己的过去多添色彩，从平淡朴实中达到我的回忆目的。然而，当我写到第二部——我的教学经验时，却开始感到不耐烦起来，非但觉得内容乏善可陈，而且发现自己的心情也很矛盾。在哈佛教授群中我算不了什么名人，甚至觉得自己多年来受“名牌”之累，终于摆脱之后，实在不愿再为这家名牌大学作广告，因此写来往往力不从心，对哈佛的学术地位既没有作深层的剖析也没有作全面的批判。所幸这不是一本学术著作，而是一本知识性的回忆录，从个人的经验来勾画出哈佛生活的面貌和情趣。对于这家知识名学府——它既是我曾任教十年的地方，又是我的母校——我当然心存感激，也不可能把它批评得体无完肤。然而我由于身在其中，自然不受其惑，多年下来，对母校早已没有什么神秘感。也许，这一种“解惑”（disenchantment）的工作，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至少它不再把“名牌效应”视为必然，也不鼓励年轻学子对哈佛产生盲目的崇拜心理，这种心态在中国大陆和香港风行尤甚。说不定这本书会对哈佛的名声产生一种反效果，我也在所不计了。 不论如何，我这两段“哈佛经验”弥足珍贵，可惜在回忆自己的心路历程时，我无法用普鲁斯特的那种婉转而精致的文笔，把事无巨细反复叙述得生动异常，只好退而求其次，最后加写一篇略带自省的结语，为我这一代哈佛的学生作一个小小的见证。又觉全书份量仍然不足，所以在附录中加上两篇已经发表过的杂文，一是写我在哈佛任教时的同事韩南教授，一是我在哈佛读书时代有幸拜他为师的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教授。除此之外，又征得以前的学生陈建华同意，把他的一篇描写我讲书（但也对我过誉）的文章也一并放在附录里。 我的妻子李玉莹其实也是这本书的始作俑者，当然义不容辞，特别为此书写了一篇文章，用她的感性的文笔来描述我在芝加哥和哈佛的教授生活。这本书，和我们婚后我写的所有作品一样，要献给她。有人说我不爱“江山”（哈佛）爱“美人”，恐是过誉了，但也说对了一半。

“洋经典”系列为读者推荐了一批小巧玲珑的外国文化好书，丛书所选作品来自各国大家，都是人文学科中的精华，不少是作家的代表之作，而且可诵易读。它们题材各异，体裁不限，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社会、伦理无所不包，随笔、散文、游记、自传、小说、论著应有尽有。《新月集·飞鸟集》，我们只要一翻开它，便立刻如得到两只有魔术的翼膀，可以使自己从现实的苦闷的境地里飞翔到美静天真的儿童国里去。《新月集》，诗人生动描绘了儿童们的游戏，巧妙地表现了孩子们的心理，以及他们活泼的想象。它的特殊的隽永的艺术魅力，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纯洁的儿童世界，勾起了我们对于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飞鸟集》是泰戈尔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杰出的诗集之一，它包括300余首清丽的小诗。白昼和黑夜、溪流和海洋、自由和背叛，都在泰戈尔的笔下合二为一，短小的语句道出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引领世人探寻真理和智慧的源泉。初读这些小诗，如同在暴风雨过后的初夏清晨，推开卧室的窗户，看到一个淡泊清透的世界，一切都是那样的清新、亮丽，可是其中的韵味却很厚实，耐人寻味。

发端于广州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它的影响疆域必定会超越中原、像文学本身一样辽阔。令人高兴的是，莫言、韩东、王小妮、余光中、王尧和须一瓜等人，率先成了这一文学事件的历史证人。“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宗旨正是“自由、独立、创造”。王小妮的写作沉着、从容、充满耐力，她是当代中国少数几个越写越好的诗人之一，她的诗歌优雅而锐利，她的语言简单而精确，她置身于广袤的世界，总是心存谦卑，敬畏生活，挚爱着平常而温暖的事物，她良好的诗歌视力，充沛的创造能量，使得身处边缘的她握住的也一直是存在的中心，她的诗歌是可见的质地纯粹，因此，也是最可期待的。这套丛书里的五位作者，都是国内的文学名家，因为他们在2003年度里出版或发表了重要作品，荣获由《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现在，将他们的作品集结在一起出版，不仅是为了留存一种语言记忆，也是为了展示一种文学的可能性——在我看来，这五位作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为我们见证了文学的某种创造性和自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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