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业信贷银行（BCCI）洗钱案在20世纪90年代曾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一桩洗钱案”，也是“世界金融史上最大的诈骗案”。《卧底特工：走进银行洗钱案的幕后》是美国特工罗伯特·马祖尔讲述的他作为卧底特工的真实经历，其骇人听闻，让人觉得更像是一部传奇。作为美国海关总署的一名秘密特工，马祖尔伪装成一名富有的商人，精心布下重重诱饵，暗中调查麦德林贩毒卡特尔洗钱案，并与参与洗钱的BCCl的银行家们密切往来。他的整个行动共获得了1200多盘秘密录制的谈话录音带和将近400个小时的录像带，通过这些确凿的证据，司法部得以对几名BCCl的银行家和其他数十人起诉，并于1990年将其定罪。作者从当事人的视角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真实故事，在向我们揭秘国际毒贩如何洗钱的同时，也透露了美国政界、金融界的一些黑暗内幕，同时让我们领略了一个无私无畏、机智幽默、深谋远虑的普通美国卧底特工的风采。

这是作者从业接近十年的第一本新闻作品集。身为记者，要感谢这个时代的馈赠，我们经历了一个前人和后人都可能再难以想象并理解的历史时期，这个一直讲究韬光养晦，也讲究厚积薄发的国家，用在漫长而缓慢的时间里积攒起的能量，酝酿成了2000年到2009年最令世界注目、规模最为壮观的经济崛起。这场突出其来的崛起也造就了令人陌生的现实，为报道者提供了富饶的素材。看起来这个时代里经济记者也许更有可为，但经济上的巨变，在社会生活上造成的裂变要更为惊人。令人遗憾的是，我不得不承认，媒体作出的有效观察跟这个扑面而来的时代不相对称。管制和媒体的自我消沉都是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传播方式本身——都市报创造的碎片化传播瓦解了中国媒体里的文人传统，但很快，它在具有更强生产力的网络传播面前也一败涂地——内容生产的廉价化趋势培养了受众的趣味也销毁了他们的耐心，这灾难性地冲击了这个本就“奄奄一息”的传统行业。在新闻生产的方式和态度上，三联有点像一个这个行业的守望者，它对深度、严肃性和知识的追求，也是对日趋式微的文人传统的鼓荡和重申。它让人相信，好的新闻不止是一种真实、亲切的理想，更是一条宽大的通道。我很长时间一直为这本书的命名而苦恼，这些发生在过去十年里的各种事件，看起来是那样参差错乱，无章可循。但后来我意识到这种无序感和“断裂”正是它们要呈现的全貌和整体性。这个被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用来描述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结构变迁的概念的确是这个时代最为本质的特征之一，也是现实社会令人如此陌生的根源所在。在这本书中，我们随处可以看到这样浮现于社会许多层面的断裂和矛盾：大城市里精力旺盛、游手好闲、追逐青春游戏的飙车少年和因为一辆长途奔徙的超载拉煤车而殒命的小城市学生；比如，“佳木斯杀童案”中衰老工业城市里令人绝望的棚户区生活；比如，因为偏僻而被标本化，又在世俗化浪潮的冲击下蠢蠢欲动的贵州安顺；再比如，在商业化和宗教力量的双重牵引下呈现出现代城市过渡期面貌的青藏沿线。这种“断裂”还表现在同一空间的不同时间：比如重建三十年的唐山，比如一夜骤富的陕西省神木县，如果不是亲临其境，你不可能想像一个短时间内财政增长了100倍的县城会面对怎样的挑战？我已经尽我所能报道事实的真相。在重新编辑这些过往作品的时候，虽然我把它们分成了“现场”、“乡土”、“城市”和“人物”等几个部分，但“人”始终是构成这些章节的逻辑和线索，就和我最初去报道这些新闻和城市的出发点一样，我相信，任何地方发生的任何事件，都是由形形色色人的故事所组成。报道者只有在准确地把握并深入这些个体的情感，更宏大的背景——地方、城市乃至国家才有可能为普通人所理解。

许倬云，1930年生，一生辗转变动，是真正从中国走向世界的知识人。本书上篇为许倬云口述，从无锡世家许家谈起，回忆抗战军兴迁徙不断，杂读群书，胜利后受教辅仁中学，入台湾大学名师云集，赴芝加哥大学大开眼界，积极参与民权运动，回台身经砥砺，后任匹茨堡大学教授至今，其间与文化大家切磋学问，构建思想体系，心系台湾起飞，关注大陆改革，推动两岸高等研究院。泛舟万古江河，探索历史变幻与价值重建，思考中国转舵与世界融合。下篇从访问者角度，杂记谈话因缘，讲者动情，听者会心，相激相荡，直观呈现智者人格魅力。此外四十余幅影像，展示出一个人、一个家庭百年来的历史气象。

李宗仁说：桂军对红军将“打尾不打头”。给“朱毛”红军让出一条走廊。毛泽东在延安多次接见李宗仁的代表刘仲容。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主持国共和谈。毛泽东说：李宗仁现在六亲无靠，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李宗仁说：我不是共产党，也不喜欢共产党，但是我不否认今天共产党为中国所做的事情……冲破重重险阻，偕妻回到祖国。毛泽东幽默地对李宗仁说：“你这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跟李宗仁握手说：“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

这部书对于逝者和这个家庭的意义无需我多言，这里自有他们的家族的纪念和生命的传承的意义。但这部书对于我们的意义却是值得思考的。这部书里有中国传统的家庭中的对于长辈和晚辈的那份责任的真切的呈现，有在艰难的生活中奋力跋涉，共同分担生活责任的表达，有在妻子将要告别人间时的不舍和终于告别后的无尽的缅怀。这些都通过这部书的率真的笔触传达给了我们。

他出身贫寒，是家族中第一个读书人，也是第一个大学生。 他学的是水利专业，毕业后毅然从省城回到偏远的家乡丰县。他热爱水，痴迷水，与水打了一辈子交道，上善若水是他追寻的至高境界。他用毕生践行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诺言。每当他离开一个地方，百姓们都用民间最纯朴的方式为他送别，一副对联，几棵青竹，一把“万民伞”，都寄托了百姓对这位好领导的爱戴。李玉岭心里装的是百姓冷暖，口中念的是百姓疾苦。他为一位劳改犯挽救了即将解体的家庭；他为一个披麻戴孝的老上访户解除了后顾之忧；他让一个双目失明的特困户重见光明…… 他为民办事，拒不收礼；子女婚礼，秘密举行；就在临卸任的前一个月，他还为一个素不相识、被冤枉的农家子弟奔走请命。 他是众多县官的楷模，《徐州日报》、《当代徐州》、《新华日报》均作过报道。

美国弃蒋推李，急于换马；最高密杀令，干掉李宗仁；金圆券成废纸　经济大崩溃；蒋介石丧“文胆”失“军魂”；蒋介石官邸“最后的晚餐”；西子湖畔“楼外楼”尴尬一幕；李宗仁困坐愁城；小小溪口成了中国另一政治中心；一觉醒来，和平已死。百万雄师过大江；仓皇逃离家乡，“别时容易见时难”。蒋介石临走时还要恶心李宗仁一把，继任总统变成了“代总统”。李宗仁想做真皇帝，原来去是个台前木偶。

1970年1月5日，云南通海县发生7．8级大地震，受灾面积达8800平方公里，地震造成15621人死亡，是建国以来死亡人数仪次于“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的三次大地震之一。一场导致上万人丧生的大地震的详情，在“文革”的特殊背祭下，被严密封锁了几十个存秋后，终于重见天日。作家杨杨以亲历者和凋查者的双重身份，十余年深入当年的地震灾区，调查、采访，翻阅各种地震资料、档案，第一次客观、详实地记录了这次大地震的真桐。凤凰卫视《口述历史》特为此专访作者。许多故事，撼动心灵，全景式地展示了这次大地震发生前后的社会背景、地质变化、巨大震灾和救援情况，以及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地震及震灾的种种怪异心理和荒唐行为。作品还不同程度地涉及到社会学、灾害学、历史学、新闻学等方面的深层思考。

1871年，饱受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欺凌的清政府，作出了一个堪称“中华创始之举，古今未有之事”的决定：派遣幼童留美，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些幼童后来成为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美国著名学府的学生。 归国后，他们成为影响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关键人物。他们中，有人成为中国电报业、矿业的开山鼻祖，出现了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有人成为清华大学最早的校长，出现了民国第一位总理…… 留美幼童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中国人，在美国，他们不仅学到了科学技术，也潜移默化地受到更深层次制度文化的影响。他们之于中国的义和作用，不仅在于他们学得的技术，更在于他们所接受的文化。

从上世界5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即秘密着手进行航空生理学的研究和实验，之后逐渐发展到航天医学工程研究，决心在当时最尖端最神秘的航天科技领域有所突破。从“581”小组到“651”计划，从“714”任务到“曙光号”下马，这一历程艰辛曲折，光荣而又悲壮。作者采访了众多尖端科技领域的老专家和其它亲历者，在书中大量采用口述形式，首次全面、系统地批露了“曙光浩”这一中国最早的载人飞船任务从酝酿到下马的台前幕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