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数量众多，内涵深广，人物复杂，不易彻底把握。陀思妥耶夫斯基广泛、深刻而又迅速、及时地反映了当时的俄国社会政治生活，是现实主义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之一，而他成功地刻画的善恶同体、破坏性格，以及善于使用内心独白，尤其是（与列·托尔斯泰同时）在世界文学中最先使用意识流手法等等，又成为现代主义的直接先驱（他的某些思想还使他成为现代派的“精神领袖”）。他确实是十九世纪末至今承先启后的伟大作家。这本《中短篇小说选》选录了穷人、脆弱的心、诚实的小偷、圣诞树和婚礼、别人的妻子和床底下的丈夫、白夜、小英雄、舅舅的梦、鳄鱼、农民马列伊等中短篇小说作品。《中短篇小说选》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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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提要形式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一千余种，包括小说、剧本、诗歌等体裁。

一、本书系依据Selby编辑之Macmillan本，参考《万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y）本而译成者。二、译此书时或“亦步亦趋力而”直译力之。或颠倒其词序，拆裂其长句而“意译”之。但求无愧我心，不顾他人之臧否也。夫“直译”“意译”之争，盲人摸象之争也。以中西文字相差如斯之巨而必欲完全“直译”，此不待辩而知其不可能者也。亦有两方语句，不约而同，顺笔写来，自然巧合者，当是时也，虽欲不“直译”岂可得乎？此中取舍全视译者中英文之造诣如何，非一言可决也。局外之人，必欲强立规律，定为一尊，则胶柱鼓瑟，刻舟求剑，徒贻笑于大方，全无补于学术也。三、译文以白话为主，然间亦用文言者，培根之文时而平易朴直，时而雍容典雅之故也。译者既抱定传达原作意思口吻之宗旨，自不必墨守一格，禁于一隅也。四、地名人名等专名词其已通行有年者概仍其旧，如伦敦，圣保罗是也。其尚未通行者则于译时力求其音近，力避其杂以汉义，如Seneca不译薛内佳是也。五、官署职衔等名称最难译，字典辞书又鲜能为助者。只可就区区所知而试译之。甚望博学之士有以教我。六、注释十九皆本Selby，间亦采用他书，皆注明出处（普通参考书，如《韦氏字典》，则不尽注明）。若自承为己见者当然由本人负责。注释用浅近文言以省篇幅。七、培根书中引用拉丁成语不少。此等成语或出于罗马之诗文史籍，或见于拉丁本之圣经，或采自中古之教会长老，来源既伙，命意有时亦甚难妥译。加以译者拉丁文程度幼稚，不敢自信，幸赖英译本中有表列对照者可供参考。兹仍将原文列于注释中以便专家指导。八、本书着手翻译时适值敌寇侵凌，平津沦陷，学者星散，典籍荡然。译者不得已以萤火之光，探此窈冥，尚望海内明达，毋吝教我，绳愆纠缪，则幸甚矣。

《群魔（套装上下册）》是俄国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之一。他塑造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及七十年代初民主青年的群像。作者着重探索了恐怖分子的内心活动。《群魔（套装上下册）》的主人公之一是自称为革命者的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他通过其领导的秘密组织进行恐吓、讹诈、纵火、暗杀等恐怖活动，企图动摇社会基础，以便发起暴动，夺取政权。作者以令人惊叹的洞察力和独特的心理描写拆穿了他的骗局；他是个阴谋家和恶棍。这部小说是一部从政治上和道德上抨击“虚无主义”，即抨击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和无神论思想的论战性长篇小说。

《经济增长理论》并不想提出有关经济增长的新概念，而是试图为研究经济增长提供一个有关的基础。研究经济增长新概念的论文可在专业刊物上发表，作者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并已列举在《经济增长理论》的书目提要部分。像《经济增长理论》这类著作看来颇有必要，因为经济增长的理论已再次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而且全面论述这个主题的著作几乎已有整整一个世纪未见问世。最后一本涉及范围如此广泛的巨著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所写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于1848年出版。此后，经济学家变得聪明了，他们极为明智地不再试图在一部著作里论述范围如此广泛的主题，甚至由于他们力不胜任完全放弃了这个主题的某些方面。作者之所以敢于探讨这个广泛的领域，部分是由于压抑不住好奇心理，部分是考虑到当今政策制订者的实际需要；但作者认为，尽管本人对多数的课题免不了论述得十分肤浅，但主要是自己鼓足了勇气敢于向持有挑剔眼光的公众提供这部主题浩瀚的著作。 《经济增长理论》书名易被误解为经济增长具有一个单一的理论。但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繁多，而每个因素又各有一整套理论。研究土地使用权的理论，与研究新思想传播、贸易周期、人口增长、或是政府预算等理论并无多少共同点。作为《经济增长理论》书名也许用经济增长的“种种理论”更为恰当些，可是也同样易被误解为《经济增长理论》的目的在于评述经济增长的文献。我不是要制定一种理论，而是勾画出一幅蓝图。研究经济增长有关的因素头绪万千，除非对这个主题有一个总的观念，否则容易迷失方向。这也算是我请求读者原谅《经济增长理论》肤浅的一个表白。由于目的不同，绘制地图所使用的比例尺各不相同。若是专业刊物上登载的文章，它的比例尺相当于1英寸等于1英里，那么《经济增长理论》的比例尺更近乎1英寸等于100英里。这一点对读者了解《经济增长理论》也是有用的。 促使作者编写《经济增长理论》是好奇心理和实际需要的结合，它决定了《经济增长理论》的格局。好奇心理要求对人类历史的进程进行哲理上的探讨，而实际需要则又要求写成为指导行动的一本手册。由于作者对两者感到同等的兴趣，所以《经济增长理论》的内容既不会适合只注重哲理的人，也不适合要求明确下一步怎样行动的人。看来，一部著作必然会反映作者的个性及其多种多样特征。 一部著作还必须反映作者的写作手法。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注重概括，而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则重视具体的事例。我为了充实《经济增长理论》，很想写入两三个有关经济增长或经济停滞的实例研究材料。怀着这样的心愿，我饶有兴趣地阅读了古埃及、希腊、罗马和伊斯兰国家的资料，更不用说中国、日本和中世纪末期的资料。可是实不相瞒，在阅读了这批资料以后，尤其是在阅读公元1500年以前时期的资料以后，我从中得到的乐趣超过了知识的增长，部分原因是对早期经济史的确切了解太少了。要把一个涉及《经济增长理论》全部内容的实例写得充分就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然后写成一篇单独的论文。我与曼彻斯特大学研究部成员吉锡拉•艾斯纳尔夫人密切合作，她正在写一部有关1830年至1930年牙买加的经济发展状况的著作。那部著作到1956年出版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将是一部与《经济增长理论》实例调查相配合的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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