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上有许多精辟的论断：“白话文学不是五四这三四年来凭空捏造出来的……没有国语白话文学这一千年来的历史，决不可能在这三四年里引起那么多人的响应和赞助。白话运动是历史进化的自然趋势。”然而，为什么又不手捧着《红楼梦》、《水浒》这样万古流传的精品，非要来个轰轰烈烈“事在人为”的白话文学运动呢？胡适又给出无懈可击的回答：“自然的演进还不够，它太迟缓，也不经济，我们要进行有意的革命，而《新青年》不同与《红楼梦》的贡献无非是在缓步徐行的文学历程上加上有力的一鞭。　于是，“模仿的、沿袭的、没有生气”的古典文学死了，另一种“自然的、活泼泼的、表现人生”的白话文学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也许是因为历史传承的原因，胡适开创的语言的“革命”运动，被我们这群有意无意的后继者持续至今，并在世纪之交的时代催逼下面临新一轮的转型。　人类生存的世界是由语言构建的。海德格尔曾在《通过语言之途》中说：“人的生活意义都是由语言的具有创造力的开放性所建立的。”早先的希腊人并没有我们称之为“语言”的这个词，语词和客体是融为一体的，是“逻格斯”的无语词的言谈。德国解释学家迦达默尔认为这是一种活生生、主客体没有分离的语言，并对它大为推崇，认为它能精确地揭示存在和真理。没有与理解的语言相分离的事物，也没有与事物相分离的语言，它们彼此从属而不可分离。然而，对语言的运用和操作使它不自觉地沦为一种工具和手段。我们栖息在语言之中，忘却了它原本的意义而对它越来越少地认识。于是，由于“形式”与“内容”的剥离和“主体”与“客体”的区分，我们越来越怀疑语言的本质和它不可忽视的文化性，它成了“文化遗传的忠实载体”而非“文化遗产的深刻揭示”。语言被极大程度地外在化了，以严密复杂的结构、进步以及繁荣为标志；而文化依旧是一种内在的东西，作为人类历史传统的积淀，总和着人类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于是人们竟自作聪明地问道：文化的传承与语言的内部规率究竟有着多大程度的切合？殊不知语言与文化的历史相辅而行。的确，语言因其工具化被人们为适应某种目的而大刀阔斧地“革新”；但文化依旧在后面缓缓而行亦步亦趋，于是，终究导致了语言与文化之间的隔阂、断层与不适应性中国的语言在此问题上的突现则犹为显著。在历史上，由于生存的竞争、发展的本能与需求，汉语在殷周之初就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化，概念、术语、范畴和话语方式由简单到反复、由单纯到多样，最后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体系并定型，这就是古代汉语。古代汉语在战国之后在词汇上继续丰富和发展，但这种丰富和发展并没有根本上颠覆古代汉语的“型”，他依旧完好地体现着古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整个儿价值观。古代汉语直至五四时在外来语言的冲击下才发生转型。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人从鸦片战争以来反省和反思自身历史命运的一个转折点，是建立在民族独立与生存岌岌可危意识上的对时代变更奋起的响应，那么自五四起，中国人对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展开深痛反省和激烈批判也就成了首当其冲的任务了。于是作为“文化显示器”的语言，“破旧革新”之急更是理所当然的事。“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20世纪世界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钱玄同这段话可谓情绪激昂、骇人听闻了。然而文学的“国语”究竟如何创造？西方的文学范本与“国语”又有何对应的内在联系？胡适在国语的革命中提出三点：第一是用白话，包括用方言和古代学典籍《水浒》中的白话，这是胡适最为看重也最为自得的。二是翻译西方的文学作为范本，三是创造。对于第二、第三点，胡适始终没有讲清楚，也曾诞生这样的疑问：“若单靠白话便可再造新文学，那么难道把郑考胥、陈三立的诗翻成白话，就算得上文学了吗？可见，胡适自己也意识到新文学绝不是语言形式的问题，文化与语言的息息相关也给语言的改造和欧化带来困境。如果说，外在的语言尚可被我们照搬外国的理论和研究方式大刀阔斧地改，那么内在的文化则显得沉重、坚定，一脉相承而难以给它加上“有了的一鞭”了。于是，由于偶然和必然的历史因素，汉语被胡适等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极大程度地革新，从此有了“古代”和“现代”之分，有了“死寂”和“生气”之别。但正如洪堡特所说：“每一种语言都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世界观，语言在本质上是人的语言。”那么欧化了的语言是不是足够强劲去欧化整个中华民族呢？事实证明，我们用西方的语法系统和研究模式来分析现代汉语已出现了很多歧义，更不要说能够轻而易举地推翻由中国汉字建立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了。　于是，既然我们承认现代汉语是欧化而来的，那么西方人大可以本着“西方中心论”的观念任意妄为地评判我们中国人的语言，根据传统的形式和语法分析法则，立足本位以“榜样”的姿态给予指教。黑格尔首先给予致命的一击，并由此奠定整个西方对汉语的偏执论断：“汉语是缺乏逻辑词汇的不发达的语言，对思维规定缺少专门和独特的词汇（如介词、冠词）特别是名词和动词缺少客观形式的标记。”德国施莱赫尔据此把汉语归为最初级的无形态语、孤立语、词根语。索绪尔称汉语词汇为“超级词汇典型”，因它不能再加以分析、论证，实则与施氏是一个意思。现代西方语言学专家KAPLAN在评价中国学生的TOFEL考试作文时更是危言耸听：“中国人的文章总采用迂回繁琐的叙述方式，散漫零乱，缺乏连贯性，叙述偏重意义而缺乏事件发生过程，无头无绪。”这些怵目惊心的评述充分显示了西方人自居拥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语言学理论，把“局部规律”上升至“普遍意义”的文化排异精神。然而问题在于我们未曾由此转入深刻的文化反思，权量怎样本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确立自己独特的语言观和研究理论，不再在新一轮的历史之交经受全盘西化的侵害。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条件下，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似乎只有“守旧”或“西化”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这几乎成了近现代中国人的一种历史与文化的宿命。“中体西用”或“中国文化本位”的主张虽然一直有人在大声疾呼，但总不是流于一种政治口号，就是作为对“西化”的一种感情上的对立面与调整出现，缺乏更深层次的剖析和体认。加上某些外部原因，这种主张不是变成保守势力维护旧传统的代名词，就是一种毫无理论基础的空洞主张，成了“国粹”与“西化”夹缝中的蝙蝠，几乎难以立足。二三十年代，在“五四”反封建运动中新生的整个中国现代语言学届充满了革命战斗的气氛，冲破了我国语文研究几千年来以汉字为枢纽，在文字、音韵、训诂上释经阐义的传统格局，在时代要求的催逼下丢弃逆流而行的孔孟之道，同时也丢弃了中华文明的一些精髓，为了“政治”和“经济”舍身忘本“嫁接”文化，于是培植出的是文化界的“酸果”而非纯美清丽的“一枝独秀”。这是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而作出的最可悲可叹的精神牺牲。然而令人焦虑的是，我们并没有基于对历史的深刻体认而在这个经济浪潮席卷全球的世纪之交诞生出保护文化的自觉和警惕。为了竞争、合作和交流我们必定要涌入全球化的进程，然而全球化是否就是美国化？单是经济全球化还是整个世界范围内存在的各种民族精神都要全球化？是不是经济决定综合国力的今天，文化也要尽其所能求同存异地为经济腾飞铺一条康庄大道？我们并非思考着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至今还在制定诸如“在市场经济下勇于丢弃儒家文化中与经济相悖的传统，接受现代化”的政策。帕默尔告诉我们：“语言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足以表现人的，获得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接受某一套概念和价值。”我们必须立足本位从中国的文化历史中去探寻未来语言发展的源流。中国语言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也许要突破某种局限，正如中国人在全球化的时代命题下要修正某些僵硬了的世界观，但这两者永远是合拍的，互相诠释而难舍难分。 文化是自己的，世界观是自己的，语言也必须是自己的。宇宙若是运载万物的诺亚方舟，汉字就是表述物名及其事理的全息标志，对大千世界的每一具体事物都做出精湛的描述。中国语言因此具有其他语言无法比拟的历史深度和幅员广度，一脉相承的历史中蕴藏着内在动力。它必将承载着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缓缓前行，“自然地演进”，不再需要“有意的革新”！

文学发展，既是纵向的，又是横向的；纵向发展是各民族文学内部的继承性发展，横向发展是世界各民族互相之间的影响、冲突和交会。这一纵一横的经线与纬线，织成了多姿多彩的各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可以说，纵向的“通变”与横向的发展，是文学发展的两个基本动力。然而，现有的文学史著作，绝大多数只谈纵向的历史发展，缺乏横向交流和影响关系的论述，形成了只有经线，没有纬线的单线而单调的文学史；同时，没有中外文学发展的平行比较或对比，形成了孤立的、缺乏参照和比较的文学史，不能将中国文学置于整个世界文学发展潮流之中，让人在比较和参照之中来深刻认识中国文学的价值和特色，不能将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结合起来，研究中外文学发展规律。本书以世界文学发展为基本线索，在纵向论述中对中外文学加以平行比较，并注重中外文学发展中横向的互相影响与交流；探讨这种影响所形成的文学发展特征与动力，在比较中研究纵向“通变”与横向发展这两个动力因素的“合力”，总结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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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包括当代文学研究概述、文学思潮与文学现象研究、当代诗歌研究、当代小说研究、散文戏剧研究、资料整理与文学史编写。

本书通过简明的体例，凝炼的文字、新颖的版式、丰富的图片等要素的要结合，将中国文学史全方位、立体地展现出来，使读者仿佛置身于一座中国文学的博物馆，在轻松获取知识的同时，为其提供更广泛的文化视野、审美感受、想像空间和愉悦体验。本书创新体例：主体文字多角度、全方位解构中国文学史，兼辟精彩篇目、名言警句、延伸阅读、推荐读本、名字导读等辅助栏目，功能全面，方便实用。宏博内容：200余位重要人物，300多篇传世佳作，250千字的鸿篇巨制，全面展示中国5000年文学发展历史。丰富图片：600余幅精美图片，囊括名著书影、作家小像、名字墨宝、历史文物照片等，信息量大，可观性强，配以准确精当的图注文字，充分拓宽讲者视野，开辟思维想像空间。全新视角：新颖的观点，独特的视角，文学性的语言，力图避免一些文学史学术味十足的风习，是一部好看好读好用的文学史。艺术理念：版式设计、图文编排注重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的有机融合，并将此设计理念贯彻整个地程，以全面提升本书的观赏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理想读本：图文互注的编排形式，晓畅易懂的叙述语言，新颖独到的版式设计，彻底打破文学史类书籍的沉闷，为你构建立体、形象的文学史，提供有效、快速学习和阅读中国文学史的理想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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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时期的文学，与史学、哲学进一步分离，形成更为自觉的创作意识，取得更为充分的独立发展地位，进入了一个高度频荣的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史料具有如下几个显著的特点：？？？？首先，是内容的丰富性。与六朝以前相比，隋唐五代文学史料空前丰富。唐代是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散文也获得长足的发展，其数量之多为隋以前所无法比拟。？？？？其次，是分布的广泛性。隋唐五代时期，文学创作空前普及，许多作家同时又是政治家、思想家、艺术家，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各个阶层、不同信仰的人士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们的文学活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隋唐五代文学史料不但存在于许多文学性文献中，而且大量存在于各种非文学文献之中。？？？？第三，是流传的变异性。隋唐五代文学史料产生后，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流变过程。隋唐五代时期属于抄本时代，雕版印刷术应用未广，文学作品主要是通过传抄、演唱、题刻等方式进行传播。

新世纪对外汉语教学和华文教育的发展呼唤我们对外汉语教师和华文教育工作者、研究者为其提供系统、科学、富有生机的理论研究成果，要求我们从海外社会的实际需要和所在国的国情出发，针对教育对象的特点，编写出适合海外学生的富有特色的汉语与中华文化教材。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同时也为了促进我院对外汉语教学和华文教育的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我们特组织在教学第一线的老师编写了一套“海外华文教育研究丛书”和一套“海外华文教育系列教材”。研究丛书力求以宽阔的视野和深入的思考，努力探索对外汉语教学和华文教育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的问题；系列教材力求较为系统地介绍海外学生应该掌握和了解的汉语与中国文化各方面的一些基本知识，努力做到通俗易懂、简明扼要、实用性强。

本书包括两汉辞赋、两汉诗歌、两汉散文三部分。着眼点从西汉初期的陆贾、贾谊到东汉末期的仲长统等众多作家，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文学特点和发展过程。

中国文学历经几千年的变迁，成为独树于世界文学之林的最珍贵的财富之一。中国文学的价值不仅表现于内容的丰富多彩，形式的多样，而且表现于高潮迭起，不断发出灿烂的光辉，一步一步向前发展。柳存仁、柯敦伯、陈中凡、吴梅、陈子展、宋佩韦、杨荫深、张宗祥这些专家学者，是在各时代文学史研究中独辟蹊径，有着权威性成就的跋涉者。他们对各断代文学史研究的成果，集中表现在这部文学史中。这些研究成果，曾经给后来的许多文学史研究者提供了十分丰富、翔实的资料和踏实认真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