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集英文原版共有白之教授学生的论文16篇，中文版则为13篇，比原书少3篇。本书包括：中国文学“教”“学”经验谈、妇女评点《牡丹亭》：从《三妇评书》到《才子牡丹亭》、《玉簪记》的演变、影响和评论、冯梦龙与晚明之“情”、十五贯的故事：真假的建构与诠释、感性与理性：“情教”与冯梦龙的文学观、多命谋杀案：论公案小说里的巧合与迷信风水、节日之于鲁迅：“‘小’传统”与民国时代国民新自我认同的文化事业、西方主义：陈映真和远藤周作著作中的本土自我和外国他者、余华的颠覆性小说、中国现代派与现实派之争论述等论文。

《现代中国文学史》作者将当时的文学分为二类：一为古文学，以王闿运、章太炎、刘师培、陈衍、王国维、吴梅村等为代表；一为新文学，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张士钊、胡适为代表。清末民初，是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断代文学史以这一时期文学作为内容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是唯一的一部名著。作者对于这些代表人物的时代背景、思想根源等有深层次的挖掘。此书《编首》叙述上古、中古、近古、近代，下接现代文学，这正是为了通古今之变。书中所谈的，“起于王闿运，终于胡适之”，主要还是近代文学，及进入二十世纪后的所谓“旧文学”。但此书仍有极可观之处：一是谈近代作家的创作时，十分注重他们与古典文学的传承关系，如谈王闿运，归在“魏晋文”的名目下；二是在艺术分析上，注重一己之感受，多有画龙点睛之笔；三是作者的文言，实在精粹漂亮。

本书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编，即先秦文学概况，秦汉文学概况、魏晋南北朝文学概况、隋唐五代文学概况、宋辽金文学概况、元代文学概况、明代文学概况和清代文学概况，形象地展现了中国文学源远流长的演变过程，内容精炼、简洁，提炼了古代文学史的精华，书中论述准确流畅，语言颇具诗意。

《中国新时期文学30年（1978-2008）》对新时期30年中国文学进行了回顾和反思，主要以文学思潮为线索，把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文化批评等串联起来，把新时期主要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放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了清晰的梳理和深刻的评述。举凡比较重要的文学思潮、文学运动和文学论争，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文学的自主性、朦胧诗、“现代派”论争、寻根文学、先锋实验文学、新写实小说、痞子文学、“人文精神”大讨论、道德理想主义思潮、新生代作家、私人化写作、身体写作、80后写作、大话文学、玄幻文学等，均在《中国新时期文学30年（1978-2008）》中得到了中肯和深入的分析。《中国新时期文学30年（1978-2008）》是了解新时期中国文学的重要作品，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和教学的重要参考文献。

超现实主义既是一个文化运动，又是一种思想，一种梦幻。作为文化运动，它是诗人和艺术家大胆尝试的运动。作为哲学概念，它解析了理性的对立面。作为正在实践的梦幻，它歌咏了城市的魅力和精神错乱。它是一切高雅艺术的历史总结，把写作与潜意识，叛逆与爱情，日常琐屑与乌托邦融为一体。它似乎无所不包，令人称奇，吊人胃口，却又无法彻底解读。历史学家惯于按照时间顺序罗列事实，量化结构，分析思维方式，这种方法很难对历史作出总结，特别是对超现实主义这样一个全面的历史现象就更难了。但历史学家，尤其是客观、中立、不带偏见的历史学家在研究超现实主义时，很可能会感到无所适从，他似乎听到有人命令他：“进来！”或“别进来！”他会想起超现实主义者玩的虚构的小游戏，这个小游戏的内容是给某个冥冥之中的朋友打开大门，或将某个不速之客拒之门外。当然，比起神仙鬼怪来，历史学家更怕的是潮流之类的东西。但他们肯定知道他们掌握的材料绝不是惰性的。

清末民初，是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本书作者将当时的文学分为二类：一为古文学，以王闿运、章太炎、刘师培、陈衍、王国维、吴梅村等为代表；一为新文学，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张士钊、胡适为代表。断代文学史以这一时期文学作为内容的，本书是唯一的一部名著。作者对于这些代表人物的时代背景、思想根源等有深层次的挖掘。此书《编首》叙述上古、中古、近古、近代，下接现代文学，这正是为了通古今之变。书中所谈的，“起于王闿运，终于胡适之”，主要还是近代文学，及进入二十世纪后的所谓“旧文学”。但此书仍有极可观之处：一是谈近代作家的创作时，十分注重他们与古典文学的传承关系，如谈王闿运，归在“魏晋文”的名目下；二是在艺术分析上，注重一己之感受，多有画龙点睛之笔；三是作者的文言，实在精粹漂亮。

《浙江翻译文学史》力图运用译介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知识和比较文学理论中的跨文化研究的方法，对浙江翻译文学史作全面的梳理和研究。《浙江翻译文学史》主要关注的是出生在浙江，并且主要在浙江以及周边江南地区从事活动的翻译家，而对于祖籍是浙江而不是在浙江出生或成长的翻译家，以及出生在浙江但是其主要翻译活动不是在江南地域的浙籍翻译家，尤其是对梁实秋、查良铮、巴金、王佐良、袁可嘉、孙用、冯亦代、罗大冈、徐迟等浙籍翻译大师的研究和评述，只能忍痛割爱，就不能在《浙江翻译文学史》展开了，只能偶尔提及或略加陈述。

《浙江古代小说史》系统地评述了浙江小说的发展史，重点探讨索了浙江小说产生的时代背景，写出浙江小说的地方特色，着重介绍浙江小说家的生平、小说创作的贡献，按时间先后顺序梳理出一部比较系统的“浙江古代小说史”。

说香港小说的历史行程复杂，主要因为香港是一个商业社会，市场充满文字商品，使研究者在探讨时不易分清小说所具的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因此，细读袁良骏寄给我的《香港小说流派史》目录后，我不得不承认将雅俗两种小说合在一起讨论，会更清楚呈现香港小说所具的文学性质。事实上，写《中国文学史》与《中国俗文学史》的郑振铎在20世纪30年代曾强调“正统文学的发展与‘俗文学’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既然如此，编写《香港小说流派史》时，只要对文学价值的复杂性能够按事理解释，不包括黄色小说、低劣小说、廉价小说和供人消遣的小说，即使将雅俗小说合在一起探讨，也不成问题。季羡林在《雅俗文化书系·总序》中就有这样的意见：“俗文学和流行的音乐与歌唱中确实有一些内容不健康的东西。但是其中也确实有一些能对读者和听众提供美的享受的东西，不能一笔抹煞（杀），一棍子打死。”香港小说的曲折历程一直不受重视，治学严谨的袁良骏花许多精力和时间去搜集、审查、爬梳香港小说，按照“史有实据”的原则进行研究与总结，写成《香港小说流派史》，有详尽的论述，有入微的剖析，有正确的视点，有独到的见解，是一本好的史书。

“革命历史小说”是革命者写小说，其小说视角是整齐划一的革命视角：描写革命者当年的丰功伟绩，表现革命的神圣。这里没有“反思”。毋庸置疑，革命在这里是天经地义的。并且，几乎所有的“革命历史小说”都把国内革命斗争同民族解放战争视为一体，把阶级论当成民族主义。就是在此期间出现的一批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其创作也纳入了“革命历史小说”模式，写的是共产党员领导下的抗战，往往“内战”贯穿于“外战”之中。“新写实”小说精细地摹写现状，一个小单位的庸俗，一个小家庭的困顿，一个小日子的心酸，表现得淋漓尽致，现实感强烈，体现出发达的知性思维。而“现实”在时间长河中所处的位置则很难看到。“新写实”小说缺少悟性思维，缺少历史感。有的是细节真实，缺的是趋势性真实。这样，所有的这个“真实”便仅仅属于一个小天地的了。路遥是关注重大历史进程中人的命运变迁的作家，是善于描写“活人的路”的作家。《平凡的世界》中的人物“活人的路”，体现着路遥的现代人格理想，即在完成自我意识觉醒的基础上完成对他人的责任，克服二元对立，以其实现更高意义上的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