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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的中日现代文学比较研究的专门著作，分“思潮”、“流派”、“文论”、“创作”四个方面，对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做了深入的比较分析。作者熟练地运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把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结合起来，发现并解答了中国现代文学及中日文学关系史上的一系列重要课题，深化了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全书资料翔实，视野开阔，角度新颖，分析透辟，见解独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内容介绍《香港文学史》全面介绍了香港自开埠以来至1997年回归祖国这一时期的香港文学概貌，反映了香港文学的发生、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评介了各个阶段的主要作家和作品，阐述了香港文学与中国内地文学的分合关系，以及香港文学的价值与特色：既不是西方文化的照搬，也不是母体文化的守成，而是在东西两种文化的交会、融合基础上的超越，体现了其开放性、兼容性和多元化的特征。本书是一部有相当学术水平的文学史，对香港文学研究者、爱好者和大专院校文科师生都是一部有价值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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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旨在透过中西抒情理论的不同，审视中西文学传统的差异。主要内容包括：情感的特质；抒情的本质；抒情的原则；抒情的途径、关于诗学传统等。

文学作品的意义是在读者阅读的具体过程中不断生成的，接受活动对于作品价值的确立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文学史是一个审美生产和审美接受的过程，它不仅是作家和作品不断产生的历史，也是读者的阅读史，是文学本文的效应史。在以往的文学研究中，人们往往注意了文学作品是如何产生的，而忽略了它们是如何被接受的，忽略了读者的接受在文学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从而将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简单化、片面化。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的研究有助于从文学的生产、接受以及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上来把握文学史发展的动态过程，深入认识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全貌，总结其规律与特色。一般来说，文学史研究也应当包括文学创作史、接受史、研究史和思想史这几个方面。创作史与接受史的区别是比较清楚的，而接受史和研究史的界限就不那么清晰了，这是因为，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接受与研究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接受是研究的前提，研究是接受的延伸和深化。接受可分为一般性接受和研究性接受，后者是以过渡到研究层次为目的的。研究中的作品阐释、批评以及作家论、鉴赏论、风格论等，都与接受关系密切。但研究又包括了资料的搜集、史实的勾稽、文学发展规律的总结等更为丰富的内容。本书包括研究性与非研究性的各种接受活动，同时还涉及研究者的作品阐释、批评及其作家论、鉴赏论、风格论等方面的内容。但我们的着眼点不是探讨研究者的方法、观念、命题、范畴乃至整个理论体系，而是从中考察研究者文学接受活动的特点，借以总结一个时代的文学接受倾向，是从读者反应的角度探讨历史上的文学作品在某一特定时代的特殊效应。这是文学接受史与文学研究史角度的不同。

全书第一次从文化、哲学、美学、叙事等层面对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进行了考察，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对这一论题的研究视角、预设价值和思维模式，揭示出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深度性的历史存在。

版权页题名：1928：革命文学。

著名学者杨义先生目注全球化语境，深入民族文化最博大精微的诗性世界，试图建构起自己的以“生命诗学”、“文化诗学”、“感悟诗学”为纲目的诗学思想体系，显示出一种更具现代意义的文学史史观和史识。并且在探索和融通多区域、多民族、多时段、多文体的基础上，提出了“重给中国文学地图”的前沿命题。他在美国耶鲁、哈佛等世界名校所作的讲演被誉为“经典的讲演”。他丰富的文化知识，出色的艺术感受力和饶有风趣的语言，使阅读这部讲演集成为一次赏心悦目的心灵旅程。本书前言都说演讲是一门艺术，这我也相信，却至今没有投师学习过。从小在海边农村长大，虽然打闹追逐，花样百出，但到了大城市后，当众讲话也要脸红。实在不是登高一呼，群山响应的角色，只好躲进书堆，用笔墨遮短。我是很崇拜那些讲课讲得让我们瞪大眼睛的中学老师的，赞叹他们的嘴是“那把铲儿”，似乎一铲就能入地三尺，掘出金银珠宝，一铲就能把稻谷扬上九天，变作天花乱坠。后来我由普通的研究员出来当了一个研究所的所长，虽然没有多少抢坐主席台的瘾头，每年必须出席的会议却也不在少数。甚至一个月开的会，比以往当研究员时一两年还多，这就使我简直换了一种人生方式。说是“四十不学艺”，我这时已经年过半百了，几乎是逢会都要你发言，而且还说是“主题发言”，使你不敢偷懒。因此也就开始留意讲演之术，免得使人家喜气洋洋的会议，一开头就因你的“主题发言”变成闷罐子。人生就怕历练，历练多了，再笨的笨伯也不至于练不出一两招来。“Can－dospirit”（肯做的精神）是个好东西，它逐渐地把我救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