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的意义是在读者阅读的具体过程中不断生成的，接受活动对于作品价值的确立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文学史是一个审美生产和审美接受的过程，它不仅是作家和作品不断产生的历史，也是读者的阅读史，是文学本文的效应史。在以往的文学研究中，人们往往注意了文学作品是如何产生的，而忽略了它们是如何被接受的，忽略了读者的接受在文学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从而将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简单化、片面化。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的研究有助于从文学的生产、接受以及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上来把握文学史发展的动态过程，深入认识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全貌，总结其规律与特色。一般来说，文学史研究也应当包括文学创作史、接受史、研究史和思想史这几个方面。创作史与接受史的区别是比较清楚的，而接受史和研究史的界限就不那么清晰了，这是因为，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接受与研究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接受是研究的前提，研究是接受的延伸和深化。接受可分为一般性接受和研究性接受，后者是以过渡到研究层次为目的的。研究中的作品阐释、批评以及作家论、鉴赏论、风格论等，都与接受关系密切。但研究又包括了资料的搜集、史实的勾稽、文学发展规律的总结等更为丰富的内容。本书包括研究性与非研究性的各种接受活动，同时还涉及研究者的作品阐释、批评及其作家论、鉴赏论、风格论等方面的内容。但我们的着眼点不是探讨研究者的方法、观念、命题、范畴乃至整个理论体系，而是从中考察研究者文学接受活动的特点，借以总结一个时代的文学接受倾向，是从读者反应的角度探讨历史上的文学作品在某一特定时代的特殊效应。这是文学接受史与文学研究史角度的不同。

本书旨在透过中西抒情理论的不同，审视中西文学传统的差异。主要内容包括：情感的特质；抒情的本质；抒情的原则；抒情的途径、关于诗学传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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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香港文学史》全面介绍了香港自开埠以来至1997年回归祖国这一时期的香港文学概貌，反映了香港文学的发生、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评介了各个阶段的主要作家和作品，阐述了香港文学与中国内地文学的分合关系，以及香港文学的价值与特色：既不是西方文化的照搬，也不是母体文化的守成，而是在东西两种文化的交会、融合基础上的超越，体现了其开放性、兼容性和多元化的特征。本书是一部有相当学术水平的文学史，对香港文学研究者、爱好者和大专院校文科师生都是一部有价值的专著。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的中日现代文学比较研究的专门著作，分“思潮”、“流派”、“文论”、“创作”四个方面，对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做了深入的比较分析。作者熟练地运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把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结合起来，发现并解答了中国现代文学及中日文学关系史上的一系列重要课题，深化了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全书资料翔实，视野开阔，角度新颖，分析透辟，见解独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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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文学”，是近年来学界提出的一个新的文学史概念。从时间的界定上来说，顾名思义，它所指称的当然是20世纪的中国文学，但这也只是一种大致不差的说法，很难说它的上限就一定是1900年。从文学发展的实际进程来看，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阶段，其上限应在上一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至于下限，因为这一过程迄未完结，亦不能就预定在1999年。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这一文学过程分解为近代、现代、当代三个阶段。和“20世纪”一样，“近代”、“现代”、“当代”也是表述时间的概念，而且，由于这三个概念所包容的历史内容及其对文学的制约和要求不同，三个时期的文学确有不同的时代内涵和表征，据此来研究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还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和“20世纪”不同，这三个概念虽然也是表述时间的阶段性的，但它们却带有明显的历史人文色彩，有着特定的社会政治指向，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依据这种社会政治革命的分期来划分文学发展阶段，又必然会有削足适履之憾。事实上正是如此。对政治分期的依附，意味着对政治尺度的依附，其结果必然是对文学史固有尺度的相对漠视甚至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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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培恒复旦大学教授、上海大学王宽诚基金讲座教授。骆玉明复旦大学教授。自清末黄摩西撰写《中国文学史》以来，已有许多同类著作出现。优秀的也为数不少。其中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恩先生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余冠英先生等编写的《中国文学史》，长期作为大学文科的教材，影响尤为广泛。这些书各有其成就和贡献，因而深受称道。但是，由于一则新的材料在不断出现，再则人的认识在日益深化，时至今日，再写一部能反映当前研究水平的中国文学史的任务，已提上议事日程。于是，我们不自量力，作了一番也许是吃力不讨好的尝试，并将本书呈献于读者之前。这是集体劳动的成果。由章培恒、骆玉明任主编，讨论、决定全书的宗旨与基本观点，经全体编写者商讨后，分头执笔，写出初稿。然而，编写者对中国文学发展的看法只是大致近似，一涉及具体问题，意见互歧在所难免；至于不同的写作者所撰各部分之间的不能紧密衔接，各章节分量的不均衡，文字风格的差别、更为意料中事。此类现象对于一部完整的著作当然很不相宜。是以又由骆玉明对全书进行编排整理，统一认识，贯串脉络，修订文字，而成为目前的这种样子。因恐经过改动的有些章节中的提法与原写作者已经或将要发表的论著中的见解发生矛盾，引起读者对原写作者的误解，故于这些章节均添署骆玉明的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