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史，也是20世纪20年代最杰出的中国文学史和比较文学史巨著。全书不仅及文学（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曲、文学理论），还兼及史学、古籍、文字、绘画等诸多领域。所述上起人类开化史之初叶，下迄20世纪前期中国新文学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涉及古近中外诸多作家诗人和名篇名作。郑振铎先生的《文学大纲》成书于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20世纪20年代，是我国在世界文学史课题方面的开山之作，也是整个东半球较早出现的文学史类专著。书中首次把西方和东方的文学历史平等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通史。时隔八十年后，这本书并没有因此而失去自己的学术价值和魅力！本书是最新版本，除了忠实原著外，还附有内容详尽的图书插图目录，使用极其方便。

本书对当代文学进行写真的叙述，目的就是为了探讨该学和所取得的成就，总结有关发展规律及其经验教训，让学生较为全面系统是了解当代文学的主要特征和基本概貌，掌握有关专业知识，着重培养其阅读、鉴赏和分析当代文学的作吕的能力。自然作为一本教材。本书只能简单勾勒当代文学的基本发展线索，重点是介绍作家作品尤其是主要作家作品。本书的编写，就企冀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与通行的大多数教材不同，我们致力于淡化个人的主观色彩，强化、突出编写的文献性、原创性和客观性，反大部分的篇幅留给原始文献史料的辑录介绍上，自己尽量少讲；即使讲，也是多描述、少判断。从体例上讲，这大概比较接近于描述型的文学史。总之，我们想通过尽可能全面翔实史料的展示，还原多共生、丰富复杂的当代文学的本真状态，靠史实说说话史实取胜。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学史的研究，在这方面有一套大家熟知的搜集、整理鉴别文献材料的学问，向来就十分重视将研究建立在可靠的史实基础上。本书的编撰，在方法和体例上借鉴、吸纳这方面的传统。具体的内容，主要由以下这样五大板块所组成：（1）作家（作品）简介；（2）评论文章选萃（精先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多位有代表性的评论家异甚至截然对立的观点）；（3）作家自述；（4）编者评点；（5）参考文献和思考题。

王国维先生有云：“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历经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各种文体、流派、理论、思潮层出不穷，异彩纷呈，它们既是文学史的组成部分，又有各自相对独立的生发、演进、成熟、衰微的过程。相较于文学通史，以断代文体或专题为内容的文学史，有利于做深入的讨论和详尽描述，对推动学术发展、学科成熟，功莫大焉。为此，特选择二十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某一时期、某一文体之兴衰历史的代表著作，精心编辑，汇为丛刊，把这些经过时间检验、在学界有定评的经典之作，集中呈现给读者。同时，我们还将继续跟踪学术发展，随时吸纳高质量的学术专著，收入本丛刊。《中国断代专题文学丛刊：唐代小说史》采取开放的形式，按系列陆续推出。既回眸历史，总结过去，也放眼长远，瞻望未来。希望学界同仁惠赐大作，使这道学术长城能蜿蜒万里。

著名学者杨义先生目注全球化语境，深入民族文化最博大精微的诗性世界，试图建构起自己的以“生命诗学”、“文化诗学”、“感悟诗学”为纲目的诗学思想体系，显示出一种更具现代意义的文学史史观和史识。并且在探索和融通多区域、多民族、多时段、多文体的基础上，提出了“重给中国文学地图”的前沿命题。他在美国耶鲁、哈佛等世界名校所作的讲演被誉为“经典的讲演”。他丰富的文化知识，出色的艺术感受力和饶有风趣的语言，使阅读这部讲演集成为一次赏心悦目的心灵旅程。本书前言都说演讲是一门艺术，这我也相信，却至今没有投师学习过。从小在海边农村长大，虽然打闹追逐，花样百出，但到了大城市后，当众讲话也要脸红。实在不是登高一呼，群山响应的角色，只好躲进书堆，用笔墨遮短。我是很崇拜那些讲课讲得让我们瞪大眼睛的中学老师的，赞叹他们的嘴是“那把铲儿”，似乎一铲就能入地三尺，掘出金银珠宝，一铲就能把稻谷扬上九天，变作天花乱坠。后来我由普通的研究员出来当了一个研究所的所长，虽然没有多少抢坐主席台的瘾头，每年必须出席的会议却也不在少数。甚至一个月开的会，比以往当研究员时一两年还多，这就使我简直换了一种人生方式。说是“四十不学艺”，我这时已经年过半百了，几乎是逢会都要你发言，而且还说是“主题发言”，使你不敢偷懒。因此也就开始留意讲演之术，免得使人家喜气洋洋的会议，一开头就因你的“主题发言”变成闷罐子。人生就怕历练，历练多了，再笨的笨伯也不至于练不出一两招来。“Can－dospirit”（肯做的精神）是个好东西，它逐渐地把我救出困境。

《欧洲文学史》一九一八年十月列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一七年九月周作人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欧洲文学史》即为当时授课讲义。作者在《知堂回想录·五四之前》中说：“课程上规定，我所担任的欧洲文学史是三单位，希腊罗马文学史三单位，计一星期只要上六小时的课，可是事先却须得预备六小时用的讲义，这大约需要写稿纸至少二十张，再加上看参考书的时间，实在是够忙的了。于是在白天里把草稿起好，到晚上等鲁迅修正字句之后，第二天再来誉正并起草，如是继续下去，在六天里总可以完成所需要的稿件，交到学校里油印备用。”查周氏日记，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云：“上午草讲义。”是为第一卷写作开始。九月二十四日云：“下午草讲义。”是为第三卷写作开始。第二卷则起手于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晚起草罗马文学史。”全书完成于该年六月七日：“晚编理讲义了，凡希腊罗马中古至十八世纪三卷，合作《欧洲文学史》。”这是周作人来到北京后出版的第一种著作。多年以后，作者对这本书的自我评价是：“这是一种杂凑而成的书，材料全由英文本各国文学史，文人传记，作品批评，杂和做成，完全不成东西，不过在那时候也凑合着用了。”（《知堂回想录·五四之前》）按今天的说法，大概算是“编译”。在周氏日记和问期的购书目录中，可以找到部分参考书的记录。书中未必完全没有作者自己的体会。例如谈及海罗达斯所著拟曲时说：“第一章之媒媪，第三章之塾师，皆跃跃有生气，虽相去二千余年，而读其文者，乃觉今古人情相去不远。”撰写《欧洲文学史》之前一年，作者即已将此两篇译为中文，所写前言有云：“今译二篇，其述塾中师生，及媒媪行状，历历如在日前。今古人情，初不相远，所可笑也。”乃是同一说法。虽然威伯来评论海罗达斯也讲过类似的话（见《看云集·古希腊拟曲》），但他并非专就上述两篇而言。今天来看《欧洲文学史》，更主要的还是向我们展现了作者所具有的广阔的文化视野，这与他此前十余年间的大量译述工作正相一致，而在同辈人（包括北京大学的同事们）当中则显得特别突出。作者后来以提倡“人的文学”和“思想革命”而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应该说这是重要基础之一。周作人在思想上受到古希腊文化的深刻影响，后来这方面的论述，要点已见诸此书之中。他并将译介古希腊文学作为毕生事业，所翻译出版的几种作品，此书均有详细介绍。此外《知堂回想录》说：“但是这里也有一种特色，便是人地名都不音译，只用罗马字拼写，书名亦写原文。”似乎只是枝节问题，却关系到他对于西方（并不仅仅是文学）的基本看法之一。以后他明确提出“名从主人”，即根源于此，曾经为此写过多篇文章。而本书命运，说来也与作者这一立场不无关系：“后来商务印书馆要出一套大学的教本，想把这本文学史充数。我也把编好了的十九世纪文学史整理好，预备加进去，可是拿到他们专家审订的意见来一看，我就只好敬谢不敏了。因为他说书中年月有误，那可能是由于我所根据的和他的权威不合，但是主张著作名称悉应改用英文，这种英语正统的看法在那些绅士学者的社会虽是当然，但与原书的主旨正是相反，所以在绅士丛书中间只得少陪了。”周氏谈到西方文化时一再讲：“我总以为只根据英美一两国现状而立论的未免有点笼统，”（《苦竹杂记·北大的支路》）大概就是这里说的“主旨”罢。由此亦可得知，这本《欧洲文学史》并不完全，还有一部分（大概当列为第三卷的第三篇）写好未能印行，现已亡失。

本书列入“福建省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本书将中国古代文学史、近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一脉贯之，试图在篇幅中勾勒出源远流长、绚丽多彩、气象万千的一整部中国文学历史的发展流程。

文学史是文学发展的“历史”，是对文学的动观而非静视。把文学现象、文学流变和文学作品放在文学发展的长流中作通观审视，在宏观的视角下确定其价值和意义，这是文学史研究与写作基本的学理要求。所以，一部文学史也必然是一部文学发展史。由罗宗强、陈洪二先生主编的一部新作——《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下文简称《发展史》）。该书篇幅130万余言，分上、中、下三卷，2003年8月由南开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它的问世，标志中国文学史论著系列中又有一新的成员以其独特的形态登场了。罗、陈二先生主编本文学史以“发展”命名，并非措词的技巧而已，而是自觉地贯彻了上述的文学史观，是着眼于发展的观点审视文学流变历程的思想的体现。《发展史》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发展轨迹，即：（一）先秦两汉时期，文学尚未取得独立地位，往往与政治、思想、哲学、历史融为一体，较为纯粹意义上的作家还不多见，文体以诗歌、散文为主，风格上主要表现出典重淳厚、磅礴大气的特征。（二）魏晋至两宋时期，中国古代文学进入自觉期和鼎盛期。此一时期文人有着较高的地位和一定的独立发展的空间，文学的地位也大大提高，诗、词的兴盛并发展到臻于极致的美的境界标志着文人主体精神的充分张扬，审美上论结构的恢张、气势的博大虽已无法与先秦两汉文学相提并论，但词采之美、体式之纯、性情之真、韵味之厚却是它独具的魅力。（三）元明清时期，为中国文学的转型期和新变期。受专制政治和程朱理学的严重束缚和世俗文化的极大冲击，文人地位一落千丈，思想缺乏自由，精神惶恐落魄，而整个民族精神既失去了先秦两汉时期的雄大之势，又没有了魏晋以来直到宋代的灵动之气，作为士人雅文学标志的诗词和散文开始走向衰落，而受俗文化滋养的散曲、戏剧、小说却大放异彩。由此看来，文学史的编著虽不可避免要涉及文学的分期，但绝不是分期文学的罗列，而必然要将时期之变与作家之变、文体之变、文风之变、审美之变等等种种因素作真切的把握和深刻的揭示，进而深入探求整个文学系统深层结构的演变和文学发展的根本走向。文学史的发展观往往体现出对文学认识的联系观和系统观。对文学现象的认识通常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是“孤立”的看待，另一是“联系”的看待。中国古代文学的许多问题如果采用前一种态度，就不免就事论事，从而得出流于狭隘、片面和简单化的结论；相反，后一种态度则注重将每一文学环节纳入文学发展的系统中去审视，由此确定它应有的位置，认识它产生的因由和存在的意义。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总体趋向是抛弃前一种认识观，自觉地接纳后一种认识观。《发展史》深入地贯彻了联系地、系统地观照文学对象的基本思想，在许多具体问题的评价上，都不难见出这一思想闪发的一些可贵的辉光。如评东晋玄言诗，该著在认识它的“诸多弊端”之外，对其“两点积极贡献”作了充分肯定，指出：“这种不同于前代的东晋特有诗风，不但直接启发了陶渊明平淡自然之风格，而且对后代文人诗歌中冲淡自然、旷达闲适风格的影响至为深远。而且，玄言诗人对山水的体悟与描写，也为晋宋之际山水诗的成熟和发展奠定了审美心理和创作方面的基础。”显然，倘若就玄言诗论玄言诗，认识就必然局限在“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的传统观点范围内。但若是把玄言诗看作一个环节，把陶渊明田园诗和谢灵运山水诗看作另一个环节，并进而把两个环节“扣”起来看，那么二者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也就清楚地显示出来了。若再把视界推广去，玄言诗还是中国诗歌史上平淡诗风和山水审美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这种联系地、系统地审视文学现象的文学史观贯穿着这部《发展史》的每一个章节。中国文学史究竟是一部怎样的历史？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里，人们一度把文学史视为阶级斗争的揭露史或被压迫被剥削者的斗争史。目前，研究者对于中国文学史的认识往往同中有异，自成特色。有的认为“文学史著作的核心内容就是阐释文学作品的演变历程”，亦即文学史主要是文学作品的演变史；有的认为“文学发展过程实在是与人性发展的过程同步的”，换言之，文学发展史反映了人性自觉和进步的历史。这些观点都丰富和深化了文学史观，对中国文学史研究起了推进的作用。对中国文学史的定性定位问题，《发展史》提出了独特的视角。该著在《导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的文学遗产，是我们民族的一部心灵史。解读这部心灵史，是文学史的不容置疑的任务。”又说：“通过文学史，我们能够更为真切地感悟我们的民族文化的精神存在。”简言之，文学史既是一部民族的心灵史，又是一部民族的精神史。从切入“心灵”和“精神”的角度推演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是在充分认识我国文学乃至文化的本质精神的基础上作为的学理选择。“言，心声也。”这个具有两千年历史的概括了我国文学一个根本性规律的古老命题，既深刻地影响着我国文学的发生，也深远地影响着我国文学的发展。文学有着自己的灵魂，我国文学的灵魂是反映创作者自我并融会其时代内容的“心声”及其所蕴含的人文精神。恰如该著编者所说，中国文化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它的人文精神。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表现出的基本精神在于：创作者既重视自我，重视人性和人格尊严，又重视个体与自然、与社会的依存关系的精神，极为普遍而且深入地渗透在文学作品里，形成我国文学的人文精神特质。文学史必须翻阅我们前人的心灵史，翻阅他们生存的时代的精神史。如果说有的文学史重在导引阅读者在我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丰富多彩、美不胜收的文学画廊中徜徉，有的文学史重在探求我国文学发展的规律性问题诸如文学盛衰规律、文体发展规律和文风演变规律等，还有的文学史重在从“文”的发展考察“人”的发展进而揭示文学演进的深层动因；那么，罗、陈二先生主编的这部《发展史》则更注重深入我们民族的情感世界和心灵世界，这种视角小而言之，它通过把摸作家的心灵的脉搏进而把摸他生活着的时代脉搏，用研究者和阅读者之心去贴近、对接创作者之心，从而实现作者与读者的深层对话和交流，大而言之，它从民族情感和民族心理结构的角度去探求我国文学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及其价值、意义，诸如我国文学的乡国情怀、亲情主题和人生感悟主题，它们构成中国文学发展的生命之根，它们是实现文学滋养人、陶冶人的情感之源。这样，《发展史》在发掘中国文学的人文精神、强化中国文学史研究和教学的人文化倾向方面实现了它独特的价值。切入“心灵”演史的另一意义是把文学史写活，写出文学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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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激情与文采，学者的广博与严谨，西方文学史上的绚丽风景，在本书中有最佳体现。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材，却作为文学欣赏和文学史知识的经典，在清华、北大、武大等全国诸多重点高校学生中风靡流传十余年。此交出版的插图本，更展现了西方文学与艺术的有机结合，阅读、收藏、欣赏思想的完美的统一，构造了可以尽情遨游的多重审美空间。

《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增订本）》是迄今第一部从家族文化角度研究唐代关中地域文学的学术著作。作者从人地关系的理论前提出发，运用“地域—家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唐代关中地域文学进行探讨，对与文学发展具有关联性的关中地域文化和关中士族的历史事实进行整理，对本地域文学的发生机制重新诠释，在此基础上为唐代关中文学进行定位。作者标举关中文化精神、关中文学士族、关中文学群体等范畴。对牛李党争、唐代关中士族教育、苏绰文体改革、窦叔向家族贯望、《皇唐玉牒》编撰者、李白世系中的谱牒与属籍、柳宗元的婚配与子女等问题亦提出独到的解释。《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增订本）》初版曾获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陕西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陕西省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