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山东省辖区，大致为先秦齐鲁故地。齐鲁自古为文学之邦，是中国文化学术的重要发源地，也是中国诗歌理论的发源地。如被朱自清先生称为“中国诗歌的开山纲领”的“诗言志”，最早见于《尚书·虞书》，是舜任命夔做乐官时说的话。孟子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①诸冯就是今山东诸城市②，东夷人是上古时期今山东地区的土著居民。舜号有虞氏，是传说中的古代圣王，实则为东夷族的领袖。东夷族既是生活在今山东境内的先民，舜也就是东夷文化的代表。 本书是《山东分体文学史》丛书中的一卷，先秦齐鲁故地，人文荟萃，像管仲、齐桓公这样的政治家和孔子、孟子这样的思想家皆出于此，在齐鲁区域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本套丛书是对山东地区古代文学创作的第一次较为全面的整理和研究资料，对地域文化研究者和文学类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都有较大参考价值。

这本书的写作目的在于把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学著作介绍给人们。但是界定什么是“重要”是个难题，或者说是一串难题。人们共同关注这个问题，所以需要我们做出答复。“重要”这种说法并不绝对，因为所谓“重要”它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且所谓的公众一致意见也是抽象的难以定论的东西。 对许多读者来说，他们都有自己心目中的重要书目，这个数目很可能比这整卷书都浩大。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在这本书里面，许多价值的书都没有提到，或者只是一笔带过了。每一个读者都可能会发现，自己所喜欢的某本书的重要位置被另外一本自己觉得并不怎么样的书所占据着。这种情况是很难避免的。但是，我希望这本书对文学和其他艺术的讨化有些益处 ，并增进讨论者的兴趣与乐趣，或者有助于大家成一致的意见。在这本书呻，对于选择什么样的作品，选择这部作品的哪些部分，以及最后的评价，都是我的一已之见而已。由于我个人的兴趣和知识的局限性，必然会导致我在选择作品上存在局限性。这是在所难免。

20世纪过去了，研究和总结百年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着眼于21世纪，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另外使命，也是我们编写这套丛书的目的。20世纪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搜集、整理、研究，并取得辉煌成就的时期。民族文学从小到大，由弱洄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学开始了大规模的收集、整理工作，并初步奠定了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神话，弥补了中国神话不足的缺憾；《阿诗玛》《嘎达梅林》等长篇叙事诗的整理、发表，丰富了中国文学史；著名的三大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震惊了世界文坛。

朱自清，著名散文家、诗人。江苏扬州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31年至1932年留学英国。曾任清华大学、昆明云南联合大学等校教授。1948年8月拒绝接受美国救济粮，因贫病在北平逝世。 朱自清的散文风格素朴缜密，清隽沉郁，以语言洗练、文笔秀丽著称。他不但赶着时代向前走，也推着时代向前走；他不但同青年向前走，也领导青年向前走。他从为人生走向人民；从写血汀文学到为人民生存而斗争；从表现“我的阶级”到歌颂群众的集体力量；从“狷者”变为民主斗士。 他是一颗恒星，悄悄地升起在繁星灿烂的天空，默默地闪耀着独特的色彩光耀环宇，经久不灭。

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努力，凝聚了我们太多心血的《中国古代文学要述》终于得以出版，《中国古代文学要述》以我们两年多来的讲课实践和研究为基础，吸收了数本古代文学专著所长，同时融入了很多我们自己独特的研究结果。《中国古代文学要述》是我们所开大学语文各专题的讲稿，主要是古代文学部分。为了方便高等学校公共课大学语文的讲授，为了使非语言文学专业的大学生更好更多地学习、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全貌，更多更好地领会文学作品的精髓，我们将各专题的讲稿进行汇编、整理，以文学发展史为经，以历代作品为纬，将论史和选文结合一体，并就某些问题提出我们的观点，使同学校对中国古代文学既有宏观上的一般认识，又有微观上的细腻鉴赏，进而使自己的文学素养、文史常识所提高。

本书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主要介绍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与发展、诗体的解放与探索、新诗的分流与多元格局等内容。

学习外国文学还可以借鉴世界各民族文学的长处，汲取各国人民的智慧，熟悉各国不同时期的社会生活、风物人情，提高美的鉴赏能力。因此，学习外国文学对于培养高素质的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繁荣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世界文学的发展状况和我国现阶段教学的实际情况，《外国文学史》把外国文学分欧美文学和亚非文学两部分，以欧美文学为主体。各部分文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古代、中古、近代和现代文学等四个阶段。

本书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主要介绍了文艺思潮、诗歌创作、小说创作、散文创作等内容。

欣喜地看到清华这本《明代唐诗接受史》书稿终于问世，我实已等待多时了。记得还是在九年前，清华随我攻读博士学位，不久便选定明代诗学为主攻方向。三年后写出学位论文《明代格调论诗学研究》，在答辩会上颇得一些专家学者的好评，希望他继续努力，加工成专著出版。我也催着他早日将成品拿出来，可他总是说：“还需要多看点材料，多作些思考。”一晃眼四五年过去，书稿仍不见踪影，不过我知道他并未闲着。这期间他承担了我所主持的《唐诗学史稿》明代部分的撰写，又在各种刊物上陆续发表专论多篇，就所述及的范围而言，较之原先的博士论文确实显得更充实也更深入，这当然是在为书稿做准备的。终于到了去年秋天，眼看着和他同时甚或晚几年毕业的博士们，一个个将学位论文变成专著，他似乎也有点沉不住气了，发誓说：“明年一定交出答卷来。”于是才有了眼前三十多万字的著作。为什么清华要对这本书稿倾注如许心力呢？除了他惯常持有的锲而不舍的人生态度外，主要是因为他意识到了问题的重要性。唐诗作为我们民族艺术文化宝库里的瑰宝，是人所皆知的；它在民族诗歌传承中呈现出独特的风采，后世有所谓“唐音”与“宋调”之辨，亦已成为耳熟能详的历史公案。但将历代的唐诗研究视为一门学问——唐诗接受学（或日唐诗学），且将其发展、演化的脉络梳理成唐诗的接受史（唐诗学史），则还属于晚近兴起的新的学术生长点，是大有可为的待开发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中，明代的唐诗接受无疑占据着十分显要的位置。明人“举世宗唐”的诗学风气，不仅推动着唐诗的接受活动向着普泛的对象和多样化的形态展开，更在诗学观念的提炼和诗歌体式的辨析上达到相当精深而细微的地步。可以说，唐诗学之成为一门学问，是在明人手里才得以真正实现的，而整个中国诗学理论与实践的建设亦由此而上了一个台阶。明乎此，当不难理解作者何以要在这个题目上化大力气了。就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著作而言，它确实做到了对明代唐诗接受史的系统清理和总结，不仅揭示了接受活动所由发生的历史环境，勾画出其三大段六小段的基本进程，还对各个时期、各家各派的唐诗接受观念与方法加以细致的比较分析，对各种接受形态亦均有具体而翔实的考察，其中含有不少作者独到的发现与思考。我尤其欣赏书中有关明代唐诗文献学的认真发掘与重点阐说，这类涉及选诗、编集、汇刻、圈点、评注、考释等多样形式的接受活动，原是我国古典诗学传统里的一大宗遗产，关联到许多方面的文化现象和审美情趣，但由于零散而不成体系，每每为当今论者所忽略。本书所下的工夫虽尚是初步的，却也能为今后的诗学研究提供范例。当然，学问永无止境，清华自己也未必以既有的成果为满足。他曾对我说：“明代诗学特别是格调论诗学，理论上还大有可深入的余地，文章并未做足。”我以为，这样的说法是符合认识规律的。在写成这本著作之后，或许他会有进一步的考虑，要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探索，不断奋进，我热切地期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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