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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黄侃在北京大学讲授辞章学和中国文学史的讲义，一般研究者多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作为现代学科的确立，是以黄侃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课程并最终写成《文心雕龙札记》为标志。本书对《文心雕龙》这部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文学理论专著作了细致入微的深入剖析，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在任何时期、任何文化中，批评理应扮演督促社会进步的角色。但如今种种迹象表明，批评已陷入无批评的危机泥淖。面对这一严峻问题，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在本书中进行了迫切的回应。他以18世纪以来英国批评制度的演变过程为经，以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为纬，史论交织，犀利而精确地对批评本身进行细致的剖解，直抵其病灶，作振聋发聩之声言：“现代批评是在反对*主义政权的斗争中产生的，除非现在把它定义为反对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否则它可能根本没有前途。”

这些年，每逢岁末年初，我都喜欢在日志上写下些文字。虽寥寥数百字，但其中又有多少辛酸苦辣。此种滋味，岂是他人可以知晓。这期间，或总结一年，少有收获，不免有点沾沾自喜，聊以自慰；或反省一年，多有懈怠，又以为时不再来，只争朝夕。孑L子《论语》为政云：“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以志于学为基石，方能做到立而不惑，年过半百，才多少知晓点天命，天命不可违。此间，天道、地道、人道，都各有命数，要知天命还需过不惑之关。需要学会总结自己。反省自己的学术历程，从1989年发表*篇文稿开始，至今已有三十年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89-1998年这十年，我的学术兴趣更多地还是延续大学的近现代革命史研究，主要是方志敏研究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分期研究。从1998年后到2006年，主要致力于朱熹理学法律思想研究。2004年，出版了个人专著；2006年，又主编了《理学家法律思想研究》。而使自己得以真正成熟，还在于2007年以后这12年，我基本走出了微观研究的理路，以宏观视野驾驭自己的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放弃了微观分析，而是从宏观的问题出发，不再计较点点滴滴，以期寻找更精准的学术面。当然，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在宏观朱子学与宋明理学法律思想方面，力图在这里做个开荒者。开荒者开垦的永远都是新的领地，这或许是我能够有点学术成绩的原因吧。

本书从赛尔·策兰-莱特朗奇与其夫保罗·策兰的关系出发，分析两人在诗歌／版画合作中的独特语言，尤其是她的版画作品中所独有的近文本性特点。此书包含笔记、访谈、翻译等文本形式，是中文视野里首次介绍、研究这位杰出而独特的版画家的专著。

本书以法国20世纪有名诗人雅克？普雷维尔的诗歌语汇为研究对象，集中对其《话语集》、《故事集》、《景象集》等主要作品进行分析，以主题分析手法剖析其作品中的诗歌语言美学特质。本书首先采用归纳、对比的方法得出普雷维尔诗歌的两大特征，即反晦涩性和反现实性，接着从孩子和女人这两个角度来探讨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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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世界文学”观念与实践研究（1895-1949）/中央民族大学青年教师博士文库》旨在通过史实的钩沉与理论的分析，探讨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观念，“世界文学”观念在近现代中国（1895-1949）是如何产生与发展，如何在实践中被人们接受、传播和运用，又是如何成为一门学科的。世界文学观念在中国的发生与发展，是一个贯穿了中国近现代文化史、教育史以及社会史的时代命题。世界文学观念产生的前提是世界意识的出现，并与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的变革密不可分，而近代教育体制也为世界文学最终在中国成为一门学科做出了准备。在新文化运动前后，世界文学（主要是欧洲文学）被知识分子作为改造中国文学的利器加以运用，并在实践中被纳入现代大学中文系的学科框架。从二十年代起，以郑振铎、吴宓等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开始了世界文学史的编写与翻译，为中国人系统世界文学知识的获得做出了贡献。世界文学的理论问题也受到了知识分子的一定关注，并在现代大学获得进一步认可，世界文学观念的社会化进程势不可挡。随着三四十代民族危机的加重，世界文学观念在中国特殊的国内外政治语境中还被赋予特殊的时代含义。

《常识 方法 理念 比较文学的三维建构》的大部分内容，都曾以单篇论文的方式发表于《国外文学》《外国文学研究》《俄罗斯文艺》（两篇）、《广东社会科学》《湖南社会科学》《湘潭大学学报》（六篇）、《海南大学学报》《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等刊物上。我对文字的悟性比较一般，因此这些论文，不好也不坏，算是很平庸的那种，能够在这些体制比较认可的刊物上发表，用“幸运”来解释，更符合实际情况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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