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史词典（古代卷）》由概述性文章《古代蒙古史》和正文词条组成，概述性文章介绍古代北方民族和蒙古的基本发展脉络，供读者系统阅读。词条是全书的主体，按条目的笔画数和起笔笔形（横、竖、撇、点、折）顺序排列，第一字笔画相同时按第二字排列，余类推。正文之后附有“条目分类索引”，供按历史年代分类体系查检之用。

《正史汇目》包括二十四史分别是：正史总、《史记》部、《汉书》部、史汉部、《后汉书》部、两汉书部、《三国志》部、《晋书》部、《宋书》部、《齐书》部、《梁书》部、《陈书》部、《北魏书》部、《北齐书》部、《北周书》部、《隋书》部、南北史部、两《唐书》部、两《五代史》部、《宋史》部、《辽史》部、《金史》部、《元史》部、《明史》部等内容。

相传远古时期，舜帝曾经册封天下十二座名山[1]，医巫闾山就是其中地理位置最北端的一座。历史上，医巫闾山以北都叫做东北。但这只是模糊的地理方向上的概念，和今天意义上的东北还相差很远。《尚书·禹贡》，把远古中国划分“九州”，后舜帝又析为“十二州”已把东北南部的辽宁省境分别概括在冀州、青州、幽州、营州的辖境之内。肃慎故国是东北地区的最早起源，肃慎为商周时北方部族，在《国语》、《左传》、《山海经》、《史记》、《大戴礼记》等书中多有记载，称其为东北夷、东夷。《左传》昭公九年，周景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及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淮南子·原道训》又记载说舜时曾“纳肃慎”，《国语·鲁语》说周武王克商时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尚书·周书序》说周成王伐东夷，“肃慎来贺”。可知从虞、夏、商、周以来，肃慎一直与中原保持密切的关系。自周秦以后，靺鞨、勿吉、挹娄、女真各族均为为肃慎后裔，而其活动地区则远在辽水、松花江、牡丹江、黑龙江流域，最远至远东滨海地带。

《世界地理全知道（超值白金版）》为读者打开一扇快速认识和了解世界的窗口，是一部帮助读者快速学习和掌握世界地理知识的工具书。全书分为宇宙与地球、非洲、亚洲、大洋洲、美洲（南美洲和北美洲）、欧洲6个部分，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属地的地理特征、自然资源、经济、习俗、交通、教育、旅游等诸多方面的知识，多角度解读世界自然和人文地理。并设置“国家概况”、“历史年表”等相关栏目，对世界地理知识加以延伸拓展，力图使繁杂的地理知识形成一个系统、科学的有机整体，方便读者学习掌握。同时，《世界地理全知道（超值白金版）》配入与文字内容相契合的精美图片，通过与版式的有机结合，让地理知识变得亲切，陪伴读者开始一次愉快的读书之旅，轻松获取世界地理知识。

《小小口袋丛书：中国历史年表（微型书）》以时间为主线。时间点为标志，尽可能反映中国历史发展的历程，并详于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该年表使整个历史发展的脉络看上去清晰、明了，对于读者了解中国历史是一部极为有效的学习与参者用书。

《地理学习图典：中国地图（1：11500000）》较详细的表示了我国34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地理分布、省级行政单位名称、行政中心、境界、居民点、交通、水系等概况，是全面了解中国不可缺少的工具图。中国人民共和国地图（1：11500000）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不同比例尺中国挂图系列之一，是广大读者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

本书收录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经典论文。全书共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科学哲学研究，价值与伦理研究，美学研究，宗教哲学研究，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等八个部分。本书内容丰富，论述透彻，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大统历是明代的官颁天文历法，它继承了元代郭守敬的授时历，在古代天文历法中占有重要位置。本书共收录了明代正统至崇祯年间颁行的大统历99种105册，以万历年间居多。所收《大统历》皆为明刻本，经周绍良、李一氓、郑振铎等人收藏，很多是国内孤本。时间上最早为正统十一年（1446），最晚为崇祯十四年（1641）。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品相上来说，都可谓馆藏珍本。另外附《大统历注》（明人撰）、《大统历法启蒙》（清·王锡阐撰）两部相关文献。本书填补了明代大统历法出版的空白，具有很高的版本和文献价值。对研究古代天文历法和明代社会文化有重要意义。

北宋司马光领衔编撰的《资治通鉴》，是我国编年史中最具权威性的一部巨著。它记载了1362年的史实，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讫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书分294卷，历时19年完成。内容以政治、军事为主，略于经济、文化。清人王呜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这说明《通鉴》一书在社会上是何等的重要了。《通鉴》全书近四百万字，通读一遍已属不易，当时有王益柔独能对《通鉴》作了全面的考释，阅《通鉴》终篇，一时传为美谈。到了元代，浙江宁海人胡三省至元二十二年（1285）写成《资治通鉴音注》一书，对司马氏的《通鉴》作了校勘、解释、考证，对史炤的《释文》作了辩误，对史事有所评论。他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说：“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同异，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悉疏其所以然。”胡氏博学多通，极著书之能事，不得不令人佩服。而明、清两代学者的拾遗补缺，固多精义，但他们都只找《胡注》中的一些问题，却没有去了解和肯定《胡注》的真正价值所在。扭转这一偏向，给胡三省作出正确评价，使其思想和学术成就大白于天下的，是陈援庵先生《通鉴胡注表微》一书的出版。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宋代有《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末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编纂《四库全书》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从乾隆三十七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历时七年，共征集图书12237 种；然后是整理图书，由四库馆臣对于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校订，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其中，应抄、应刻之书被认为是合格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应存之书则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仅仅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存目。《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图书三千四百五十七种，凡七万九千零七十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6752函。成为中国历史上卷帙最多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的编纂抄写历时十余年，共抄出七部，全书底本藏于翰林院，第一部抄本藏于文渊阁，其他六部分别藏于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文津阁，是为北四阁；镇江金山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文澜阁、是为南三阁。当乾隆帝下诏开馆征书时，他已经是六十三岁高龄的老皇帝了，这项浩大的工程能否在他有生之年完成，他自己也没有把握。用他自己的话说：“朕临御已三十余年，亦望望岁矣，斯事体大物博，时略嫌迟”，于是乾隆帝便有了依照全书体例，另编一套卷帙较少的丛书的想法。同年五月初一，乾隆帝颁下谕旨，以全书卷帙浩如烟海，不易检索为由，命在《四库全书》中“撷其菁华，缮为荟要，其篇式一如全书之例。”随后，便另外设立了《四库全书荟要》修书处，责成王际华、于敏中负责此项事务。至乾隆四十三年，《四库全书荟要》第一部缮写完毕，按照乾隆帝的意愿，保存在坤宁宫后御花园内的搞藻堂。两年以后又缮出第二部，存于长春园味腴书室。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焚圆明园，味腴书屋所藏《荟要》被焚毁。嗣后，大江南北兵祸连绵，文宗阁、文汇阁、文源阁以及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相继遭劫。七阁《全书》仅有三部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另有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毁而未尽，得以据它本补足。而藏于搞藻堂的《四库全书荟要》则成为硕果仅存的世间孤本。搞藻堂位于乾清宫北，本为皇帝个人休息之所，他人根本无从涉足其地，所以，人们对于《荟要》所知甚少。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把《荟要》连同故宫文物运至西南，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又把《荟要》裹到台湾。 1985年，台湾世界书局将此书影印出版，精装十六开本，共五百册。由于《荟要》的编纂宗旨不似《全书》那样面向民间，而仅供皇帝御览，所以，《荟要》有着《全书》无法与之相匹的特点。首先，书品精美，质量上乘。如前所述，《荟要》几经战火，已经是天壤间硕果仅存的珍品，不惟如此，更重要的是，由于这部丛书的编纂费用全部由清廷承担，修书务求精美而不计资费，因此，《荟要》的书品达到了至善至美的境 界。据目睹此书的台湾学者说，《四库全书荟要》“字体端严劲挺，纸白墨润，装潢考究，”这一点完全可以从世界书局的影印本中得到证实。其次，选编精审，卷帙精约。清代编纂《四库全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搜集佚书，其结果必然是卷帙浩繁，“检玩为难”，而《荟要》的编纂却是为了供皇帝一人御览，故其旨在于精而不在于多。《四库全书荟要》的体例一如《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所收图书数量却仅为《全书》的七分之一，计四百六十三种，其中，经部一百七十三种，史部七十种，子部八十一种，集部一百三十九种。总计二万零二百八十八卷，一万一千一百七十八册。所选图书均为先秦至于清代久享盛名的图书精品，其思想学术、义理辞章俱属上乘。可以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菁华尽备于斯。再次，内容真实，少经删篡。自康熙时兴起的文字狱，到乾隆时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据统计，仅乾隆一朝，文字狱便有一百三十余起。对于清代统治者来说，他们最忌讳的便是图书文献中有不利于清王朝统治和诋毁满人的文字。在这种心理作用下，乾隆帝在诏令修《四库全书》的时候，也同时敕令对图书的内容严加审查，收入《四库全书》图书中有关华夷之别的思想言论，均被四库馆臣肆意删改，在这一意义上，清修《四库全书》，虽对于保留、整理中国传统文化有所贡献，但与此同时，《四库全书》中也有相当一些图书文献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由于《四库全书荟要》仅供皇帝御览，因此，其所收图书在内容上也就务求完整，至少没有大量删改的必要。由于这一原因，《荟要》收入图书种类虽然仅仅是《全书》的七分之一，而册数却近乎《四库全书》的三分之一，在原本保存、内容真实方面，《荟要》确实远远胜于《全书》。第四，校勘翔实，版本珍贵。《荟要》编纂过程中据以缮写的底本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内府刊刻本，这些刻本主要来自于清内府图书刊刻机构武英殿，二是内府藏历代善本和钞本，三是乾隆三十八年以后在民间征求到的佚书，在内府藏本和民间奉献的遗书中自然不乏宋元时期的旧本。再由于修书馆臣和誊录、校对的人员都具有相当的学识，他们缮写精细，校勘、核对精审，从而使得《四库全书荟要》绝少错谬之处。据统计，《四库全书荟要》用来校勘的图书达五百余种，其中宋本六十二种，金元刊本六十三种，明刊本二百八十八种，清刻本五十种，此外还有《水乐大典》本十八种，仿宋钞本七种，稿本一种。时至今日，《荟要》据为底本的许多宋元刻本已经不复存在，这就更显得《荟要》版本的珍贵。由于海峡阻隔，我们暂时无法一睹《四库全书荟要》的真容。因此，吉林出版集团对《荟要》的影印出版，无论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其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由于《四库全书荟要》本来就是书中精品，再辅之现代的印刷技术，这套丛书也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大小图书馆和个人收藏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