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的精神走向/文学史系列

　　文学精神是文学的灵魂。古今中外流传于世的佳作，大都以深厚的精神被后人所称道。鲁迅先生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进的灯火。”①然而很长时间以来，谈文学精神，谈作品思想，谈作家的责任感，却为许多研究者所不屑。而本书依然认为，文学精神是文学存在的重要的价值要素。文学的成就与辉煌，离不开精神的张扬；文学的尴尬与彷徨，主要是精神的失落；文学的发展与进步，则更需要新型的精神的支撑。当然，这里所说的精神，并非陈旧观念的翻版，也不简单是时代的传声筒，而是在现代意识的烛照之下以一定的文学形式为载体的“灯火”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精神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状态。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文学精神狂飙式突进。从精神荒芜的“ 文革”废墟上走来的作家们，始而为肉体与心灵的伤痕感到悲愤，继而为建国后极左思潮的危害深沉反思，再而为现实的改革呐喊开路。现实主义批判精神、人性与人道主义精神、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汇集在一起，喷涌而出。只不过这种精神更多的是听从了意识形态的指令，显得过于集中统一。文学精神拥挤在狭窄的甬道上，撞车现象、雷同现象时有发生。 文学精神有着广阔而又丰富的内涵。它既有哲学观念上的古典主义、人文主义、启蒙主义、人道主义等等，也有文学理论上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悲剧精神、喜剧精神等等。这种种精神，有时相辅相成，联助互动，也有时表现出矛盾乃至冲突。作家们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往往是把相互关联的精神融汇在一起，形成自己独具个性的精神追求。在意识形态失去了权威统率的情况下，文学的各种精神就容易出现不均衡发展的现象。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末期的文学精神便是如此。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人们对物质欲望的追求日益强烈，由此带来了生活方式与消费观念的改变和提升。这在现实生活中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文学不能仅仅在欲望的海洋里挣扎。作家的职责在于人文的关怀与精神的鼓励，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作家创作的目的是“使小说成为精神的最高综合”①。正是在这一点上，有不少作家被淹没在欲望的海洋中，满足于表现对金钱的追逐与性欲的宣泄，从而导致了人性立场的丧失与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滑落。这是一个客观而又严峻的事实，然而它却不是文学精神的全貌。在现实主义的旗帜下，还有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张平的《抉择》、周梅森的《人间正道》、王跃文的《国画》等优秀作品，在关注着普通人的人生命运，在张扬着现实主义批判精神。曾经被人们先是热捧后又批判的先锋文学，不管是对它的肯定还是否定，多数都集中在形式的层面。事实上，任何文本的形式都是一定精神内涵的承载，形式和思想是无法分开的。先锋文学对传统的叛逆精神，对人生孤独、迷惘的揭示，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不仅在80年代后期以陌生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在90 年代转型之后也依然保留下来。这也即是转型后的先锋文学与传统现实主义的根本区别之所在。与此同时，汪曾祺、莫言小说的民间精神，王蒙、张炜小说的浪漫主义精神，扎西达娃小说、马丽华散文的佛教精神，史铁生、北村小说的基督精神，张承志、霍达小说的伊斯兰精神……各种精神纷纷登场亮相，其种类之繁多，精神之丰富，是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未曾出现过的。即使在五六十年代文学创作中被大力提倡的英雄主义精神、民族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有了新的变化。特别是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检索一下抗战题材的文学创作，就会发现，英雄主义精神正在由阶级的英雄主义向民族的英雄主义转变，由集体的英雄主义向个人的英雄主义转变。而民族精神也打破了政治的樊篱，超越了党派观念，由原来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民单方面所有，扩展为包括国民党及其军队甚至绅士、土匪在内的全民族所有。诚然，这些精神还有待于锤炼和提高，有的还处于萌芽阶段，人们还不习惯用一种新的视角去注意它们，乃至忽略了它们的存在。惟其如此， 更需要加强对这方面的研究，用心呵护，精心培植，以丰富和繁荣文学的精神园地。在世纪之交的几年中，文学的人文精神迎着世纪的曙光，又呈现出高扬的趋势。首先是人性主题的回归。回归并不是简单回复过去。它既不像新时期之初文学对人性被压抑的悲愤控诉，也不是随后出现的对美好人性的呼唤与歌赞，而是对人性的严厉拷问，即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性的冷漠与隔绝。人与人之间自我中心，难以沟通，以致造成误解、对立甚至是残杀。陈应松的《望粮山》、《马嘶岭血案》，须一瓜的《穿过欲望的洒水车》、《第三棵树是和平》，刘庆邦的《卧底》等作品，便是将艺术视角瞄准人性中的新问题，揭示了人性丑恶的一面。其次是对人的生存困境的关注。生存问题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只要人类存在，必须要解决的便是生存。所谓生存，并不仅仅指温饱，人类的不同历史阶段，生存有着不同的追求与不同的表现方式。近几年来作家们对生存问题的关注，并不主要是人们的吃穿享受，而是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聚焦于生活在底层的弱势群体，反映他们生存的艰辛与不幸。有的作家写地处封闭地带的山区农民，那里的生存境况比发达的城市甚至落后了几个世纪，如阎连科的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受活》；也有的作家写涌进城市的民工的生存，如孙惠芬的《民工》，荆永鸣的“外地人 ”系列等。再次是悲剧精神的新生。多年来悲剧受到了冷落。在世纪之交，这一古老的艺葩又重新展放出新的花蕾。一方面是社会悲剧的非亲历性写作。当悲剧的亲历者有意无意地淡忘了伤疤以后，非亲历性作家从客观的角度，以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写出了《中国，一九五七》（尤凤伟）、《夹边沟记事》（杨显惠）、《乌泥湖年谱》（方方）等震撼人心的悲剧。另一方面是性格悲剧的丛出不穷。日常生活中的悲剧，大多数是由人物自身的性格造成的。随着文学边缘化叙事的增长，日常生活越来越多地进入作家的视野。于是，性格悲剧成为悲剧的主要类型。如毕飞宇的《青衣》、《玉米》中筱燕秋、玉米过于要强的性格，熊正良的《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中母亲软弱的性格，《谁在为我们祝福》中徐梅偏执的性格，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麦田》中李四过于自尊而又虚荣的性格，都是导致他们走向悲剧的主要原因。作家通过这些人物悲剧的结局，为人们加强自身修养，健全与完善自己的人格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 本课题的研究，力求以“史”为线索，梳理出新时期文学各种精神的走向。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对某些重要精神，如历史精神、乡土精神等涉及较少。而在论述到的几种精神中，也难免出现不够深刻、不够科学的地方。敬请方家读者不吝赐教，对此表示感谢！

　　庞守英，女，1948年生，山东省茌平县人。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小说学会理事，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曾经出版过《黎汝清研究专集》、《新时期小说文体论》、《反思与追寻——中国当代文学杂谈》等学术专著；与他人合作出版《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研究专集》、《改革开放题材长篇小说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精神》等十几种。先后在《文史哲》、《齐鲁学刊》、《东岳论丛》、《当代文坛》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获得山东省刘勰文艺评论奖两次，山东省优秀社科成果奖两次，山东省教育厅优秀社科成果奖一次。

第一章 新时期文学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
一、背景与基础
二、恢复与发展
三、尴尬与无奈
四、挑战与超越
第二章 新时期文学的人性与人道主义精神
一、历史的回顾
二、复苏与论争
三、深入与探索
四、人性再拷问
第三章 新时期文学的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
一、社会悲剧
二、性格悲剧
三、命运悲剧
四、生存悲剧
第四章 新时期文学的民间精神
一、草根民间
二、市井民间
三、草莽民间
四、理想民间
第五章 新时期文学的浪漫主义精神
一、遥想激情岁月
二、守望理想家园
三、寄情自然山水
四、追求原始神秘
第六章 新时期文学的宗教精神
一、宗教文化背景
二、佛教文化言说
三、基督教文化言说
四、伊斯兰教文化言说
五、文学价值建构的可能
第七章 新时期先锋文学的先锋精神
一、基本语境与逻辑起点
二、叛逆的先锋歌者
三、人性的冷静直观
四、存在的孤独迷惘
五、转型中的精神探寻
第八章 新时期抗战文学的民族精神
一、文化母题
二、爱国情怀
三、英雄精神
四、反思意识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