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

　　本书是《余英时英文论著汉译集》的第四册。内容为：余英时作为1978年美国汉代研究访华代表团团长执笔的总结报告及每日活动和讨论的分报告。从中我们不仅了解余先生的史学理念，而且还能知道当时史学界思想解放运动的基本情况。此书对研究中美文化交流也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香港新亚书院首届毕业生，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康奈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著有中英文论著数十种。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史学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不仅“中国历史中的儒法斗争”的主旋律遭到摈弃，而且对孔子的批判也降了调。有几次在预料到我会持否定意见的情况下，他们还特地邀请我去评论儒法斗争。如同我们的中国同行现在看到的，在“四人帮”控制下（特别是从1973年到1976年），中国史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已完全遭到破坏，史实受到全面地、有组织地歪曲和纂改。“四人帮”的“那伙史学家们”对中国历史并无兴趣，他们是用历史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孔子先是与周恩来挂钩，接着是邓小平，最后是华国锋。秦始皇与毛泽东，汉代的吕后和唐代的武则天与江青，法家与“四人帮”及其追随者，儒家与部分老一辈革命家，也都划上了等号。因此，“影响史学”一词被用来描述“四人帮”直接影响下所出版的“历史”著作的特征。
　　反“影射史学”运动几乎在“四人帮”垮台后就立即开始了。据我所知，“影射”一词最早见于1976年10月份那期《历史研究》。自从“文革”后期复刊以来，《历史研究》一直受那伙人牢牢控制。这份专业刊物呈现出非常严重的症状，大多数文章采用影射方式。正如一篇简要评论所批评的：“（那伙人）借古讽今，影射比附，弄虚作假，断章取义。”在我们访问中国时，这场运动正有声有色地进行着。从私人交谈中，我得知“四人帮”在北京、上海有两个声名廊籍的写作班子，分别以梁效（与“两校”谐音）和罗思鼎（与“螺丝钉”谐音）为名发表文章。有些人对滥用影射史学也负有很大的责任，其中，杨荣国、赵纪彬、周一良、刘大杰尤值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