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流机械》共分七章，主要介绍物流机械设备中起重机械、边疆输送机械、装卸搬运机械、集装箱装卸专用机械，仓储设备、集装化设备、包装机械等的结构、工作原理和使用场合。《物流机械》为高等职业教育物流管理专业规划教材，也可供从事物流工程工作的技术人员学习参考。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建筑物内各电气系统装备技术水平得到极大改善和提高，并相应地颁布和修订了相关的规范和规程。在这种形势下，电气工程设计、施工人员如何适应新技术，贯彻规范中要求，改变习为常但又不合时宜的设计理念，是当务之急。为了满足广大电气工程设计、施工人员的迫切需要，本书收集近年来办公建筑及住宅电气设计常见典型工程实例，这些工程设计实例以大、中型工程为主。为使工程更具有实用性和安全性，工程设计中积极采用先进、可靠、实用的设备，配备合理电气系统，以满足目前规范的要求。这些电气系统包括：高、低压配电系统，电力配电系统，照明配电系统，防雷接地系统，综合布线系统，有线电视系统，楼宇自控系统，安全防范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及消防联动系统等。本书收集近年来办公建筑及住宅电气设计常见典型工程实例，这些实例以大、中型工程为主，工程设计中积极采用先进、可靠、实用的设备，配备合理电气系统，以满足目前规范的要求，这些电气系统包括：高、低压配电系统、电力配电系统，照明配电系统、防雷接地系统，综合布线系统，有线电视系统，楼宇百控系统，安全防范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及消防联动系统等。

中国的古代建筑在世界建筑的发展史上始终保持着独特的体系，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中国的书院建筑是北宋初年开始出现的一种建筑类型，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分布面很广，遍及全国各地，且已经历千年历程。书院建筑受社会因素和自然环境的影响，结合各地的建筑文化，形成了自己独具文化特色的建筑体系。本卷集中展示全国各地书院建筑在环境的选择与建设、布局方法、建筑形制、装饰格调等方面的艺术特色和辉煌成就。

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共大连市委、大连市人民政府、大连理工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本书内容包括：照相术的发展史、照相离不开光和颜色、卤化银感光奥妙、一步摄影、非银盐感光材料、印刷材料等。

园林工程是一门研究造景技艺的课程，其中心内容在于探讨如何在最大限度地发挥园林综合功能的前提下，解决园林中工程构筑物和园林景观的矛盾统一问题。课程的研究范畴包括工程原理、工程设计、施工技术和养护管理。既包括工程学的知识，也包括有关生物学的知识。根据园林兴建的一般工程程序，本课程相应包含土方工程（含园林用地的竖向设计）、园林给排水工程、水景工程、园路工程、假山工程、种植工程、园林机具和园林施工组织设计等九部分内容。本书主要供非园林专业的学生及园艺工作技术人员使用。

目前，有线电视在中国取得了飞速发展，其系统由传统的电缆有线电视系统发展到光缆同轴混合网（HFC），今后还将实现数字化和综合化。其从业人员的工作也在不断变化，急需更新自己的知识，尤其对于基层工作者，掌握一些有线电视方面的测量知识，则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只有通过测量才能够了解系统的性能是否达到了设计指标，以及系统运行的状况，发现问题的症结，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给系统的施工、安装、调试、维护提供准确的依据，保证系统正常运行。本书将就这方面的内容作详细阐述。

高等学校教材

新华社记者王军十年著就此书。《城记》试图廓清北京城半个多世纪的空间演进，还有为人熟知的建筑背后，鲜为人知的悲欢承启；历史见证者的陈述使逝去的记忆复活，尘封已久的文献、三百余帧图片让岁月不再是传说；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华揽洪……建筑师多劫的人生，演绎着一出永不落幕的戏剧；这一切的缘起，只是因为北京，这个“在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拥有一段抹不去的传奇。在完成本书写作的10年间，作者共采访当事人50余位，收集、查阅、整理大量第一手史料，实地考察京、津、冀、晋等地重要古建筑遗迹，跟踪北京城市发展模式、文物保护等专题作出深入调研。全书分为十章，从北京的现实入手，以五十多年来北京城营建史中的历次论争为主线展开叙述，其中又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重点，将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华揽洪等一批建筑师、规划师的人生故事穿插其间，试图廓清“梁陈方案”提出的前因后果，以及后来城市规划的形成，北京出现所谓“大屋顶”建筑、拆除城墙等古建筑的情况，涉及“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批判复古主义”、“大跃进”、“整风鸣放”、“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时期。与文字同样重要的是书中选配的三百余幅插图，不乏私人珍藏的照片及画作，如梁思成先生工作笔记中的画作和首次发表的梁思成水彩写生画。2002年8月7日，国际奥委会协调委员会一行23人来到北京考察2008年奥运会筹备情况。　这一天，经过几日的大雨，北京晴空万里。“我们很高兴看见北京灿烂的蓝天，这将是一个祝福，希望这个势头能够保持到2008年奥运会的开幕。”协调委员会委员卡拉德，一下飞机即向新闻媒体发表评论。　他的赞美之辞含义颇多，暗示着环境问题对于中国首次举办的奥林匹克盛会是至关重要的。　两天后，协调委员会主席维尔布鲁根就北京的交通发表了评论。他对这个城市每年增长25万辆汽车感到惊讶，认为这将给奥运会期间的城市交通带来巨大挑战。　交通拥堵与环境污染，已成为北京最为棘手的现实问题。　北京长期以来以旧城为单一中心，以新区包围旧城、同心同轴向外蔓延的生长模式，被建筑学界形象地称为“摊大饼”。面对这块“大饼”越摊越大、越摊越沉，并可能在未来城市大发展时期急剧膨胀的状况，专家学者提出了警告。　北京目前的城市问题集中表现在城市容量、超负荷。北京的机动车200万辆，比国外许多大城市少，但交通已十分拥挤；二环以内的古城区，登景山俯瞰，五六十年代还是一片绿海，可现在是绿少楼多。　北京市区以分散集团式布局，即由一个以旧城为核心的中央大团，与北苑、南苑、石景山、定福庄等10个边缘集团组成市区，各集团之间，由绿化带相隔，并形成了以旧城为单中心、向外建设环线扩张的城市发展模式。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这种规划布局下，北京市区建成区扩大了4.9倍，市区人口增加了近4倍。　作为全市单一的中心，北京旧城长期承担着商业、办公、旅游等功能，大型公共建筑不断兴建，在20世纪80年代，北京市中心区出现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北京市即着手建设城市环路，提出“打通两厢，缓解中央”的口号，期望通过快速环路的建设，缓解其压力。现在，北京已建成了二环、三环、四环城市快速路，五环、六环路的建设也已开始进行，但中心区交通并未得到有效缓解。　据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2001年的一项统计，北京城区400多个主干道路口，严重拥堵的有99个。主干道路拥堵，按计划，在中关村路，332路公共汽车每小时应通过19个车次，而交通高峰时间经常只能通过9个车次；行驶在三环路的300路公共汽车，正常行驶一圈应是110—120分钟，而现在经常要花160分钟。　与交通拥堵相伴而生的是中心区环境质量的恶化。大气污染是北京市目前首要的污染问题。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市三环路以内的汽车尾气对大气污染的贡献率为30%多，现在翻了一倍。其比重的增加，虽与锅炉等其他污染源减少有关，但汽车尾气污染的增长趋势是明显的。这表明，北京市中心区的交通已相当繁重。作为一个单中心的城市，北京的中心区一直高强度开发，高层建筑不断增多，阻碍大气流通，导致局部大气恶化，污染物浓度增高。　北京市中心区现已集中了全市50%以上的商业与交通，而目前市区的核心——明清古城内，商业性改造的步伐越来越快。东城区大规模发展王府井商业区，并提出建设北京“中央商业区”、“现代化中心城区”的口号；西城区则在加速建设金融街，同时还要把西单商业区发展到150万平方米的建筑规模；崇文区大力推进崇文门外商业街的建设；宣武区也在加快建设以菜市口为中心的商业区。成片成片的胡同、四合院，正在被一幢幢大型建筑取代，中心区的“聚焦”作用越来越强，其承受的人口、就业、交通、环境等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　疏解中心区的人口压力，多年来一直是北京城市建设的一个目标。1993年经国务院批复的城市总体规划提出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改变人口过于集中在市区的状况，大力向新区和卫星城疏散人口。可是，这项规划提出的目标与执行的结果，出现不如人意的反差。由于城市的就业功能一直集中在中心区，人口疏散很难取得成效。相反，由于规划是以改造与发展中心区为导向，大量房地产项目涌入旧城，使市中心区的建筑密度越来越大，人口密度也越来越高。　与市中心不断“聚焦”相对应的是住宅的郊区化无序蔓延。　北京市区的“中央大团”集中了行政、商务、商业、文教筹一系列重要的城市就业功能，“边缘集团”则以居住为主要功能；而在离城市更远的郊区，又规划有良乡、大兴、昌平等一大批由中心区向外辐射的卫星城镇，它们现已开始为市中心区承担居住功能。　目前，北京市在近郊区建设的望京居住区，规划人口将达25至30万，在远郊区建设的回龙观居住区，规划人口将达30万。它们的人口规模已相当于一个城市，但它们的功能只以居住为主。为了就业，居民们必须早晚拥挤在往返于城郊之间的交通之中。在如此钟摆式的流动中，许多市民都要花很长时间奔走于家庭与单位之间，生活与就业成本难以降低，并使道路、公交等设施超负荷运转。　与此同时，这样的住宅郊区化发展模式，又对市中心区的人口疏散产生消极影响。因为，缺乏就业功能的郊区，很难吸引市区的居民，从而导致中心区建设与郊区发展相互掣肘的“两难”。　研究表明，从环境容量着眼，北京市区“摊大饼”式的蔓延发展已不能继续。北京规划市区1040平方公里，在其范围内，比较合理的分配是：建设用地614平方公里，其余426平方公里是保证市区有良好生态环境的绿色空间。北京市区人口规模以645万人为宜，人口过量增长会加剧资源的紧张。　首先是水资源紧张。北京是严重缺水的城市，人均水资源量仅342立方米，大大低于全国人均2517立方米的水平。北京可用水资源为年均42至47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22亿立方米，地下水20至25亿立方米，在市区周围约1000平方公里的地区，因常年超量开采地下水，已形成地下水漏斗区，水资源的供需缺口很大。　其次是土地资源紧张。全市耕地减少，农业人口人均耕地已从1952年的0.23公顷下降到0.10公顷，市区的有限土地资源也将制约市区发展的规模。　此外，生态环境、交通设施、能源等都对城市发展规模产生制约的作用。　值得警惕的是，北京经过50年的建设，到1999年，市区建成区面积已达到490.1平方公里，市区人口达到611.2万人，其中人口规模已接近市区的环境容量。这表明，北京市区已不能再无限制地膨胀下去了。　对于目前日趋严重的交通与环境问题，北京市多通过架桥修路、控制排放等技术手段来加以解决。但是，技术手段只能解决某个技术环节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应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东京是用技术手段争取空间的典型。这个城市通过巨额投资，取得了很高的交通效率，但是，最后导致的结果还是要谈迁都，他们称为“行政中心转移”，目的是为了争取更多的空间。　东京与北京人口相当，城市形态也是“单中心＋环线”模式。20世纪40年代，东京曾提出在市区及周围地区建设绿地系统和环状绿化带，厚度为1至5公里，距中心区10至15公里，面积计划为180平方公里。但是在二战之后，东京城市急剧发展，成为“飞速膨胀的大城市”，城市向郊区蔓延，20世纪50年代东京每年增加30万人，60年代人口即超过1000万人，迫使绿化带后退，不断修改计划，到1968年绿化带只剩下90平方公里，而到80年代，又提出广域绿化带构想，把东京绿化隔离带挪到距中心50至60公里的地方发展了。　东京被日本建筑界称为“炸面饼圈”式的城市，犹如我国建筑界称北京为“摊大饼”。由于中心区功能越来越密集、“聚焦”作用越来越强，东京曾出现了严重的交通拥堵，政府不得不投巨资加以解决。现在，东京四通八达的地铁与地面铁路规格统一，不仅覆盖整个东京，而且与首都圈内其他城市直接相连，利用铁路要比利用小汽车快得多。快捷的铁道客运系统已成为东京居民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在东京23个区，公共交通承担着70%的出行，为世界之最。其中在城市中心区，90.6%的客运量由有轨交通承担，车站间距不超过500米，公共交通非常发达。　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东京的大气污染、噪音等交通污染仍十分严重，市民们纷纷抱怨市中心区是“工作者的地狱”，而每日在进出市区的地铁里被挤成沙丁鱼的样子，使他们很难感到这竟是一个经济水平一流的国际城市。东京政府当局已认识到通过扩充道路来解决交通问题以及通过技术手段来争取空间的政策已走到极限，为给城市的发展寻找空间，“行政中心转移”被提上日程。　北京与东京城市形态相似，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相似：　——绿化隔离带不断萎缩。北京在1959年明确的围绕市中心区的绿化隔离带有300多平方公里，这一面积到1982年减少到260平方公里，1992年减少到244平方公里，而这24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非建筑面积只有160多平方公里。现在北京市已把绿化隔离带的建设提上空前高度，但总的来看，在1040平方公里的规划市区内，绿化面积依然匮乏，而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大城市目前的建设用地与绿化用地的比例约为1：2，北京相差甚远。　——城市发展呈现“飞速膨胀”特征。1993年国务院批复北京1991至2010年城市总体规划后仅过去两年，北京市区中心就提前15年实现城市用地规模，达到288.07平方公里，人口也达到527万人，比2010年人口目标还多出82万人。　——致力于通过技术手段解决交通及环境问题，但由于中心区功能越来越密集，效果并不理想。　目前，北京的城市问题虽然不像东京那样严重，但趋势是明显的。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北京会不会发展成为像东京那样的“死疙瘩”呢？　北京的这种单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是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以莫斯科规划为蓝本帮助确定的，苏联专家在指导北京进行城市规划的时候，莫斯科以克里姆林宫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发展的城市总体规划已显现弊端。为解决城市功能过于复杂而带来的交通、生活等问题，莫斯科从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制定新规划，把原有的单中心结构改成多中心结构，并将连接市郊森林的楔形绿带渗入城市中心。可是，直到今天，北京的城市建设还在沿着苏联专家帮助确定的单中心模式发展。　2000年2月22日，《经济参考报》以整版篇幅刊登青年建筑学者方可的文章《北京城会被迫迁都吗？》，尖锐指出：“精华日遭蚕食，京城‘撑’破在即”，“旧城内大规模拆房开路的做法，不仅不能解决当前的交通拥堵问题，而且会进一步加剧旧城‘聚焦’效应，使旧城陷入‘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恶性循环。考虑到日本东京由于城市过度拥挤而不得不准备迁都的事实，若北京旧城过分拥挤的局面不可收拾（百米宽的长安街目前已经经常堵车），北京被迫‘迁都’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长期以来，北京各届政府由于大都急于在任期内做一番‘宏伟’事业，并且常常把城市问题的解决寄托在中央的支持上，因而一直缺少对北京未来发展战略进行深入研究。其结果导致城市规划的研究和编制大都着眼于眼前的经济建设需要，并且多集中在旧城做文章，使北京多次错过了合理解决‘旧城保护与现代化建设’矛盾的机会。”　在这篇文章里，50年前的往事被再次提起。方可介绍道，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定都北京，百废待兴，其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确定城市中心区的位置（当时的中心区主要是指中央的行政中心）。当时出现了两个对立的观点。一方主张行政中心应当在旧城基础上予以发展，主要理由是：旧城本来就是故都，行政中心放在旧城似乎顺理成章。另一方为梁思成、陈占祥等，主张在当时的西郊（现在的公主坟一带）另立行政中心。“由于当时的意识形态把旧城看作是‘封建社会’遗留，主张对旧城进行‘革命’和‘改造’，因此，这场原本非常学术味的争论，很快就被一些人从政治上加以否定了。”　他认为，“今天，人们已经清楚地看见行政中心放在旧城带来的后果，不能不感叹梁思成当年的远见卓识。从北京1950年以来发展的事实来看：短短四十余年，市区建设已经‘摊’到四环一带，不算卫星城，今天的北京市区面积已经是旧城的六至七倍，等于又建了好几个北京旧城，如果当初能够有计划地集中建设，完全可以往旧城外建设几个新的中心。由此可见，梁思成的主张不仅是一个新的行政中心选址问题，而且是关于北京城市空间未来发展的一种战略思考。”　历史就这样画了一个圈，许多问题又回到原点。

本书系统深入地论述信号与系统的基本概念、理论与分析方法。内容包括信号与系统的时域分析、频域分析、复频域分析、Z域分析、系统函数及状态变量，全书共分九章。本书注重信号分析与系统分析，时域处理与各种变换处理，基础理论的分析与应用，注重连续时间信号与离散时间信号的并行分析，易于对比和学习掌握，注重引入新的概念、理论和分析方法。书中配有大量的例题和习题。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电子技术、自动控制、计算机和机电各专业信号与系统课程的教材，也可供有关科技人员学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