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数字科技赋能中国式消费现代化的机制与路径研究》立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总体发展目标、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重大战略需求，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基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逻辑，全面系统地探讨数字科技赋能中国式消费现代化的理论基础、作用机制及实践进路，全书总共由八章内容构成。首先，本书第一、二章分别阐释中国式消费现代化的理论基础、科学内涵、时代特征、演进过程与重大意义，及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数字科技赋能中国式消费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及实践逻辑。其次，本书第三、四、五章，分别从顾客旅程“购前——购买——购后”三阶段视角构建阐释数字科技赋能中国式消费现代化的作用机制，并通过科学的实证方法检验了数字科技赋能中国式消费现代化的机制。后，本书第六、七、八章，分别从消费经济学“消费主体——消费客体——消费环境”三要素视角，提出数字科技推进消费主体现代化、消费客体现代化、消费环境现代化的战略举措。

绿色投资是企业重要命题，促使其生产经营活动摆脱传统业务，尤其对于高消耗、高排放和高污染的重污染企业而言，想要在社会与环境的和谐发展中生存与增长，绿色投资必不可少。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理想以及经济绿色发展愿景与日趋恶化的环境现实之间的差距亟需弥补，而技术创新是弥补差距和实现环境治理的关键和有效途径。从传统的能源生产体系向绿色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新模式转变需要找到合适的途径，作为外部增长方式的并购可以促进这种改变，帮助重污染企业在复杂过程中实现技术创新，达成绿色发展目标。

小微企业是数量最多的市场主体，是稳经济的重要基础、稳就业的主力支撑，是保市场主体的重要对象，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关键环节。2023年，受国际环境复杂性不确定性加剧、国内疫情、流感、肺炎支原体感染等影响，市场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困难增加，迫切需要进一步纾困解难，实现平稳健康发展。本书利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监测系统编制的小微企业运行指数这一独特数据，总结分析2023全年小微企业运行态势、规律及背后原因，并提出了一些实操性强的政策建议，具有研究数据和研究视角方面的双重创新性。

本书探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并由此进一步解释了关于深化体制改革的历史要求。本书的核心命题是如何评价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化进程，以及如何认识这一进程中的经济增长水平、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经济效率提升之间的关系。全书共分为三篇，从改革成效的价值判断、要素市场化进程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战略目标以及可能面临的问题、体制转轨中的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特点等方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体制动因做出剖析。

.　在理论创新方面，该书首先对主流经济学难以兼容文化问题研究的困境进行了系统研究。斯塔雷特（Starrett）空间不可能定理以及斯拉法（Sraffa）提出的规模经济与空间竞争均衡冲突，是空间经济问题研究无法绕过的两个重要命题。该书通过准确厘定文化等无形要素的间接价值及其空间非完全流动性，不仅对经济空间的属性及其特征进行了重新阐释，也重新构建了将文化要素纳入主流经济理论的逻辑路径。地域文化等区域性要素禀赋在经济空间上的差异性分布是形成经济空间均质或非均质特征的根本原因，也最终导致了现实经济空间的均质与非均质的对立统一。其次，基于对传统经济学基本分析范式的深刻反思，该书将文化及其经济的认同性影响纳入了传统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通过准确厘清文化认同对消费者偏好、生产者偏好以及分工和经济集聚的影响，系统揭示了文化认同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机理。该书研究结论显示，现实经济世界中的消费者偏好和生产者偏好并不是完全凸性，而是在跨文化空间中表现为一定的非凸性。因此，现实经济实践中的规模报酬必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递增性质；而消费者在不同空间进行消费并且存在空间成本时，仍然存在边际消费效用规律成立下的消费者均衡。这种理论判断在一定程度上为空间经济均衡分析形成了有益补充和完善。最后，文化对经济福利是否具有影响？无疑，这是经济学文化向度复归所不可规避的重要问题。该书基于文化变量对新福利经济学消费者偏好的非凸性影响，对文化参与经济活动的间接价值进行了补偿变化和等价变化两种形式核算。其结论表明，文化对消费者偏好无差异曲线的非凸性影响，导致了消费者对商品需求数量的变化，而这种需求数量的变化使市场均衡时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都有相同方向的增加。上述结论对于我国高质量发展也有积极的启示：继续提升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文化价值，既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平衡和充分发展的内在动力。在实践创新方面，首先，该书对“一带一路”代表性共建国家的地域文化差异及其分类特征进行了系统、翔实的调研，并进一步整理和提炼了不同地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与特征，系统分析了上述差异性文化在国际经济合作领域的影响。从研究结论上看，虽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不同文化间存在着不同的核心价值体系，并在道德伦理、宗教信仰、人文精神、行为规范等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但是共建国家不同文化之间仍存在着很强的相通性和包容性，这对于“一带一路”建设形成了积极影响。其次，该书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与我国的文化和经贸交流合作现状进行了系统、翔实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共建国家“一带一路”的国际文化认同进行了测度与分析。该书研究结论表明，“一带一路”建设以来，无论是东亚文化国家、南亚文化国家，还是中东文化国家和东欧文化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文化认同水平都呈现上升趋势。其中，东亚文化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文化认同程度zui高，而东欧文化国家与中东文化国家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深入而表现为较快的文化认同程度和水平的提升。再次，由于共建“一带一路”的东亚文化国家、南亚文化国家、中东文化国家以及东欧文化国家间具有显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差异性特征，并且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范围和程度也明显不同。因此，该书对“一带一路”文化认同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也进行了系统分析，不仅分析了不同文化类型共建国家对“一带一路”文化认同的差异性影响因素，也测度了不同地域文化类型共建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文化认同水平，并对共建国家“一带一路”文化认同程度的变动趋势进行了详细分析。最后，该书基于共建国家“一带一路”文化认同影响因素分析，并结合文化认同对我国与共建国家经济发展影响的动态检验，最终从宏观视角总结和提出了促进共建国家对“一带一路”文化认同的路径，并对相应的保障体系做出了制度性设计和政策安排。

2012年11月，镇江市被列为第二批全国低碳试点城市。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镇江，肯定镇江的低碳发展“卓有成效，走在全国前列”，要求镇江“继续努力，为全国生态文明作出更大贡献”，殷切寄语“镇江很有前途”。十年来，镇江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和生态文明思想，坚定地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本书以镇江市低碳城市建设“九大行动”为框架，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以服务镇江绿色低碳发展为宗旨，全面、准确、系统地梳理总结十年来镇江市在产业、能源、科技、交通以及建筑等重点领域的低碳发展成效，同时记录了镇江市前后承办的五届世界低碳大会等大事要事，提炼推广镇江市绿色低碳发展经验，在“3060”目标背景下，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镇江实践，提升低碳发展水平，引导全民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进一步擦亮城市低碳品牌。

本书是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19年度重点项目的研究成果之一。以乡村治理为研究对象，梳理了国家重要改革带来的乡村治理历史变迁及其现实影响，通过分析农村税费改革对乡村治理结构的深刻影响，反映出国家政策调整带来的基层党、政、社、民关系的重大变化，影响并塑造了当前乡村治理状况。通过分析税费改革带来国家与农民关系的重塑，反映出时代发展背景、发展理念、发展战略、重大政策等对于乡村治理、乡村社会、农村农民生活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产能合作研究》研究充分论证了“一带一路”国际能源产能合作的必要性、迫切性以及重大意义。在此基础上梳理了当前国际产能合作和能源产能合作的国内外研究进展。对研究内容中的相关概念进行了明确界定，梳理了相关理论基础，基于供给需求、合作博弈、合作效应三个视角，阐释了国际能源产能合作的机理。从我国能源的生产和消费现状分析了我国能源的供给、缺口以及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外部能源进口格局，从能源储备和能源市场两个角度研判世界能源发展格局和趋势。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资源分析为基础，从合作的现状、主要领域、合作模式等论述了同沿线国家的能源产能合作历程，分析了当前制约与沿线国家能源产能合作的复杂地缘政治、政治经济风险、地区战略竞争、能源政治博弈、治理规则挑战五大制约因素。基于国际能源产能合作各项影响因素构建了国际能源产能合作重点国家的评价指标体系，对“一带一路”能源产能合作国家进行筛选，确定9个重点合作国家和16个比较重要的合作国家，并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此加以实证分析，结果与指标评价结果相吻合。运用格兰杰检验、协整分析和投入产出模型，从贸易、经济增长两个层面对我国与沿线重点国家的产能合作效应进行实证分析，阐释了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能源产能合作的价值。从国际能源产能合作历程、合作的主要模式，客观分析了国际能源产能合作的现状，同时对欧洲、美国、日本能源产能合作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和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产能合作的五大政策建议：实施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提升能源贸易合作水平；拓宽能源投资目的地，提升前端产业合作水平；培育炼化及运输产业，提升末端产业合作水平；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国际能源产能合作机制创新；提高安全力量投送能力，保障国家海外能源利益。

当前我国企业外部经营环境充满波动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衍生工具已成为上市公司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实际应用中，企业使用衍生工具既可能是套期保值也可能是投机目的。本书阐述衍生工具的发展与监管，基于中国特殊制度环境和经济环境，从高管心理特征视角研究衍生工具使用的影响因素，以公司衍生工具使用捕捉高管风险承担意愿，搭建衍生工具使用效应框架，区分并验证其经济效应和表征效应。一方面，发现绝大部分上市公司使用衍生工具受CEO风险承担意愿影响，少部分受赌博式投机心理影响。另一方面，不仅发现上市公司衍生工具使用增加债务融资成本，降低商业信用融资，恶化公司融资约束（经济效应），还发现使用衍生工具的公司创新水平更高，衍生工具使用表征的高管高风险承担意愿是导致公司创新增加的真正原因（表征效应），而融资约束在其中表现为“遮掩效应”（经济效应）。

近年来，伴随全球金融风险的不断攀升，我国也进入金融风险易发多发期。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2017年至2020年曾多次就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当前阶段，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来源于处在高位的金融杠杆。金融杠杆的快速上升加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悄然积累。由于区域间基于经济基本面、银行等金融渠道以及投资者行为的相互关联，金融杠杆不仅对本区域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冲击影响，也会对本区域之外的其它区域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外溢效应。此外，金融杠杆在不同部门和不同区域间存在差异，这种金融杠杆的内部差异特征将直接影响金融杠杆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冲击。由此，本书基于空间溢出视角探讨金融杠杆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对于目前推进“结构性去杠杆”和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