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东盟十国征信行业有了长足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快速成长的局面，各国的征信、评级制度不断发布、修订与完善。了解东盟十国征信市场相关法律法规是我国加强与东盟国家开展跨境征信合作的前提，目前国内缺乏比较系统全面的关于东盟十国征信、信用评级法规制度的整理、编译和研究。为此，中国—东盟征信研究中心对东盟十国征信法规制度、信用评级法规制度按照国别进行了归集、整理、编译，为监管部门、市场机构以及地方政府提供较全面的信息参考，以期助力中国—东盟的征信跨境合作。

本书集中研究了欧亚经济联盟总体发展、成员国经济发展和“一带一盟”对接合作3个重要问题。欧亚经济联盟总体发展部分，深入研究了欧亚经济联盟发展概况、经济一体化政策、经济发展成效，分析了联盟建设成果、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经济部分，全面研究了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亚美尼亚这5个国家的经济政策、经济结构、经济发展与国际合作等内容。“一带一盟”对接合作部分，围绕“一带一盟”对接合作方向、合作领域，紧密对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及民心相通5个方面进行研究，形成了以“一带一盟”助力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持续稳定深化经济合作的重要研究成果。

吉尔吉斯斯坦位于古丝绸之路中段，是最早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随着中吉两国经贸等各领域合作的不断深入，对于吉尔吉斯斯坦经济社会的深入了解的诉求也日益紧迫。本书旨在对独立后的吉尔吉斯斯坦经济转型脉络进行较为系统性的梳理，为深入了解其经济社会转型，促进中吉共建“一带一路”提供较为详实的资料参考。作者曾多次赴吉尔吉斯斯坦当地进行实地田野调研，收集第一手资料。书中综合运用传统文史类的研究方法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数学方法，从质与量两个角度深入分析经济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既有宏观层面，如吉加入欧亚经济联盟后经济的发展趋势等，又有微观层面，如吉尔吉斯斯坦首都的多尔多依巴扎在吉经济边个背景下的发展变化。本书有助于我们整体把握吉尔吉斯斯坦经济的发展方向、优势和短板，在微观层面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吉尔吉斯斯坦经济的真实情况。

数字经济治理是对数据资源、现代信息网络、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及数字经济相关主体、活动、环境的综合治理，是数字时代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和新挑战。本书提出六大模块构成的数字经济治理理论框架。现有关于数字经济治理的研究多集中在对数字要素或数字技术本身的治理以及对应用数字技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本书将从基础端（数字要素、数字技术）、应用端（组织的数字化转型、社会数字治理）、保障端（数字风险防控、数字伦理）六个方面开展深入研究，进而提出我国的“面向新技术应用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本书用数字技术和数字思维指导亚太地区深度合作与长足发展。围绕数字经济治理理论框架，构建指标体系，详细比较与分析亚太国家数字经济治理的盲区与短板，并详细阐述数字经济治理的中国案例，提升我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传统上反垄断执法更关注价格，而非创新。经济理论显示了价格竞争使消费者受益的方式，如供需曲线、寡头垄断模型。但随着社会的进步、时间的推移，这些模型于实际执行中多次碰壁。在本书中，作者提出了从以价格为中心的竞争政策转向以创新为中心的竞争政策。反垄断执法应注重保护对创新的激励，维护动态而非静态的竞争机会。作者考察了市场结构、企业行为、新产品和新服务之间的理论和经验证据，分析了高科技经济的独有特征，以及为什么反垄断执法者目前使用的分析工具不能胜任评估任务。他从创新竞争的角度，讨论了肯尼斯·阿罗的“替代效应”和熊彼特的市场势力理论，企业并购对创新和未来价格竞争的影响，并回顾了有关竞争、合并和创新的实证文献。书中还探讨了美国和欧洲反垄断机构审查的并购案例，包括著名的微软反垄断案、谷歌反垄断案等。在大科技公司迅速崛起且已经对当前反垄断体系形成挑战的情况下，如何在反垄断和维护创新方面取得平衡，本书给出了中肯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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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全球经贸格局和多边治理体系正发生深度调整背景下，GVC分工的逐步深化不断塑造全球生产范式，其中增加值的创造、流动和分配促使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彼此交织、相互依存的全球贸易网络体系。各国在该体系中的贸易利益不只取决于双边属性，还与其他国家间贸易相关。“任务贸易”与全球分工网络的现实情形凸显传统总量核算方法在测度贸易利益方面的局限与不足。采用增加值核算方法测度各国间真实贸易关系，能客观揭示跨国协作和交换关系中的“增益”，从网络整体和系统视角考察全球增加值贸易网络结构演变以及各国在其中的地位变动就有现实必要性。尽管参与国际分工推动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使中国具备贸易大国“比较优势”，但多数发展中国家仍面临国际分工地位与经贸规则上的双重“比较弱势”，亟需通过提升贸易地位和国际分工地位，摆脱“低端锁定”困境，从而增强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规则制定权、国际话语权和合作主导权。复杂网络理论这一交叉学科研究方法侧重从节点间联结关系的结构性视角刻画网络整体拓扑结构变化规律，揭示各节点在网络中的相对重要性与影响力大小，这既与全球生产分工网络的客观现实相契合，也为分析各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贸易地位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支撑，因而在国际贸易领域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鉴于此，遵循“方法构建—事实描述—理论分析—实证检验”逻辑思路，本书拟回答如下问题：基于增加值核算视角，全球贸易网络分布格局如何演变？各国贸易地位分布状况如何？全球亚洲、欧洲和北美区域集团中核心国总体、出口、进口以及三大产业贸易地位如何变动？从顶级支撑关系层面看，全球排名前三等级增加值贸易网络分布格局如何变动？三大区域核心国对全球及“一带一路”区域国家贸易支撑面如何变化？中国增加值外贸地理重心轨迹如何变动？如何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识别出国际贸易地位背后的成因？如何推动发展中国家贸易地位的进一步提升？

本书借助共建“一带一路”这一重大历史契机，通过协同治理优化模型的构建，以定量分析、比较研究、案例分析等方式为海关的国际合作提供更多的思路和建议，随之将可复制可推广的协同治理模型为一些直属海关试行，并加以检验，从而为下一步我国海关的国际协同治理新理念新发展打下基础。把守国门经济和安全的中国海关在世界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共创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重要课题，本书的出版对研究海关的国际合作、各国海关之间的协同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出现了三大引起世界高度关注的现象：一是日本经济至今还没有完全走出泡沫经济崩溃的阴影；二是日本产业空心化进一步加剧；三是随着一系列严重质量问题、造假问题的不断暴露，日本正从“日本制造等于高质量”的“神坛”跌落下来。从表面上看，这三大现象之间似乎互不相干，但透过表象进行深入的分析可以发现，上述三大现象的出现有着共同的根源，即在跟随、模仿美国“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政策的过程中，日本经济发展战略出现了重大的失误：一方面，日本没有把握好“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的精髓，却放大了美国“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政策的失误，使日本经济陷入泥潭；另一方面，在美国开始大力纠正“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进程中的政策失误时，日本仍徘徊于陈旧的理念之中，行动迟缓，甚至有不少人仍坚持认为是“制造业毁灭了日本”，试图使日本在“脱实向虚”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因此，日本的经验教训值得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的中国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借鉴。

长期以来，亚洲是全球经济最富活力的地区，也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获益者，其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成功之路。但亚洲各经济体的发展模式存在较大差异，许多国家在长期实践和探索过程中，形成了适合各自实际和特点的发展模式。本书对亚洲各区域的经济发展进展及其发展模式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论述，分析了各区域发展模式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结合“一带一路”建设展望了各区域的发展前景。在此基础上，本书进一步深入分析了亚洲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方面的发展模式与创新实践，阐述了亚洲国家经济模式创新实践的发展经济学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