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法学译丛：英国国会史》共分二十三章，从英国国会萨索尼王朝（约公元九世纪）时期的最早起源，叙述到十九世纪末国会的发达，共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国会的初创时期（从第一章到第四章），这一时期的国会，集会的主要任务是供给君主金钱，并相应取得一些建议权，此外没有太多的权力。第二阶段，为国会的成长期（从第五章到第八章），这一时期不断发生国会与王权的争权斗争，包括非政府党的产生及其斗争，以及十七世纪长期国会所进行的大革命，国会逐渐取得超越王权的地位。第三阶段，为国会地位的巩固期（从第九章到第十八章），通过光荣革命、设立内阁制度、与苏格兰、爱尔兰国会联合等，国会主权地位得到了巩固。第四阶段，为国会发达阶段（从第十九章到第二十三章），国会通过选举制度和内部制度的改革，扩大了代表性，从贵族议会变成为国民议会，完全确立了英国发达的国会制度和宪政体系。

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近三十年间，俄罗斯曾经历过一场范围广大、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运动。它的先导是一股新的诗歌潮流，紧随其后便出现由新诗潮所带动的包括散文创作、戏剧艺术、文学批评、音乐和绘画等在内的整个文学艺术领域的全面创新。美学意识发生变化，艺术开始具有新的意义。同时，西方多种新的社会哲学思潮传入俄罗斯，与俄国哲学传统发生碰撞，造成哲学的空前繁荣和独特的俄国宗教哲学的勃兴。艺术和哲学的兴盛又推动其他人文科学领域的变革与创造。很多才华被赋予了那个令人激动不安的时代的俄罗斯人。这是俄罗斯文化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这个时代即所谓“白银时代”。称这个时代为“白银时代”，不过是人们借用了文化史上早已有之的一个概念。远在公元前八世纪上半叶，荷马之后古希腊最早的诗人赫西俄德曾写下了一部传世之作：长诗《工作与时日》。诗中说奥林波斯山上的神首先创造的人类叫“黄金种族”，其后的人类则依次为“白银种族”、“青铜种族”、“英雄种族”和“黑铁种族”，与此相对应的五个时代则是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和黑铁时代。五个时代的提法，后来往往被运用于文化史、文学史的划分。最早是在古罗马文学中。屋大维统治时期被称为古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这就是维吉尔、贺拉斯和奥维德等大诗人的创作达至高峰的那个时代。屋大维死后的二百年间，即罗马帝国前期，是古罗马文学的“白银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学成就主要有塞内加的悲剧、菲德鲁斯的寓言诗、彼特隆纽斯和阿普列尤斯的小说、马希尔的铭辞等。不难看出，称罗马文学中的这个时代为“白银时代”，似乎是为了说明其文学成就比“黄金时代”略低，但也相当出色，相当令人注目。二十世纪的人们，首先是俄罗斯作家、批评家们，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白银时代”这一概念，试图用它来标志出十九世纪文学“黄金时代”之后的某一文学时代及其特征的。据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材料，在评价、研究俄罗斯文学中最早使用“黄金时代”、“白银时代”概念的，是著名俄国宗教哲学家、作家和批评家瓦·罗赞诺夫。他在发表于1909年的一篇文章《罗斯与果戈理》中写道：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更为复杂，更为重要。但是，普希金和果戈理的语言仍然是第一流的，不可超越的。由于这种最大的完美，他们的语言获得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白银时代的其他俄国作家的那些冗赘、绵长和沉重的著作所不曾有过、也永远不会获得的那种青铜纪念像般的魅力、永恒性和确定性。普希金和果戈理毕竟是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显然，罗赞诺夫认为在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就存在着“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前者以普希金和果戈理为代表，后者则以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这是在文学史研究中“白银时代”概念的用法之一。“白银时代”概念的另一种用法见于俄国诗歌史研究中。一些俄国诗歌史研究者把为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的名字所照亮的那个时代称为俄罗斯诗歌的“黄金时代”，而把以诗人阿·阿·费特（1820—1892）、阿·尼·迈科夫（1821—1897）、亚·彼·波隆斯基（1819—1898）、阿·米·热姆丘日尼科夫（1821—1908）等为代表的那个诗歌时代，叫做俄罗斯诗歌的“白银时代”。这些研究者显然认为，在十九世纪俄罗斯诗歌中，就存在着“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以上关于“白银时代”的两种不同用法，都不是用来指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个文学与文化时代。在最早把俄罗斯历史上的这一经历了不可思议的、密集型的文化高涨（首先是哲学和诗歌的繁荣）的时代称为“白银时代”的人们中，有二十世纪俄罗斯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化批评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确认这一点的是当代俄罗斯学者、《白银时代诗人们的命运》一书的编者谢·巴文和伊·谢米勃拉托娃。在该书序言中，两位编者明确地写道：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二十世纪初期，俄罗斯经历了真正的文化复兴;“对这个时代的另一定义——‘白银时代’，据他的同时代人谢尔盖·马科夫斯基的说法，同样也是属于他的”。但是这两位编者既未交代马科夫斯基究竟是在哪一篇文章中这样说的，更未具体指明别尔嘉耶夫是在何种场合首先以“白银时代”指称世纪之初那个文化时代的。1996年在莫斯科出版的《白银时代：诗歌》一书的编者塔·贝克也清楚地指出：白银时代“这一名称最初是由哲学家尼·别尔嘉耶夫提出的，但是它被确切地指定使用于俄国现代主义诗歌，则是尼古拉·奥楚普的《俄罗斯诗歌的‘白银时代’》（1933）一文问世之后的事”。然而塔·贝克同样没有指明别尔嘉耶夫是在何处首先提出“白银时代”这一概念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上述俄罗斯学者显然不会言之无据，凭空而论。另外，我们确实看到，别尔嘉耶夫在《文艺复兴的终结与人道主义的危机》（1923）、《新的中世纪：关于俄罗斯与欧洲命运的沉思》（1924）、《二十世纪初俄罗斯的精神复兴与杂志》（1935）、《俄罗斯思想：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基本问题》（1935）、《自我认识：哲学自传试作》（1949）等论著中，都以生动的文笔描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个“罕见的、才华横溢的、闪光的时代”，形象地勾勒出这个时代俄罗斯思想文化运动的一般进程及其特点，甚为贴切地传达出那一“非凡的、具有创造天赋的”历史时期所特有的精神文化氛围，并把这个时代称为俄罗斯的“精神复兴”、“文化复兴”或“文艺复兴”时代。别尔嘉耶夫交替使用这三个概念，想必是由于他意识到，正如十四至十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其实是文化复兴、精神复兴一样，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所经历的也是一场涉及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精神潮流和运动。如果说，“文艺复兴”（Ренессанс）的概念更多地联系于欧洲文化史、文学史，那么，“白银时代”（Серебряный век）的概念则是从俄罗斯文化史、文学史发展进程本身提出的。从别尔嘉耶夫的大量论述中可以看出，俄罗斯的文艺复兴时代或白银时代，是俄罗斯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由近代向现代转换的大时代，一个精神觉醒、思想活跃、文化振兴、创作繁荣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之前，是十九世纪俄罗斯古典文化（以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哲学为主导）和文学（以现实主义为主流）时代;在这之后，在国内是苏维埃文化和文学时代，在国外则形成了独特的俄罗斯侨民文学与文化。别尔嘉耶夫用以考察十九世纪末至十月革命这一时代俄罗斯文化和文学的一系列著述，以及这些著述中所提出的观点、所使用的术语，为后来的文化和文学研究者广泛借鉴或采用。别尔嘉耶夫之后，叶·扎米亚京、尼·奥楚普、谢·马科夫斯基、鲍·扎伊采夫等俄罗斯作家和批评家，都曾在他们的论著中以“白银时代”指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个文学与文化时代。当然，他们各自的着眼点与论述侧重有所不同。如扎米亚京在《莫斯科与彼得堡》（1933）一文中，在论述这两大都城在俄国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不同作用时，认为这一文学经历了“现实主义的黄金时代”和“象征主义的白银时代”;而马科夫斯基的《在“白银时代”的巴尔纳斯山上》（1962）一书，则是把世纪之交的那个时代作为俄罗斯文化史进程的一个特定阶段加以描述的。但是，在他们笔下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即：白银时代指的是自十九世纪末到十月革命前那个文化或文学时代。当代俄罗斯的文学史专家们认同这种观点。在由一批文学研究人员合编、1995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参考资料）》一书的卷首，有一篇由柳·阿·斯米尔诺娃执笔的文章《白银时代文学中的艺术发现》。文中写道：“‘白银时代文学’的概念，近年来得到广泛传播。从时间上说，这一时期甚至还不满三十年：从1890年至1917年。”在这里，白银时代的时限被十分清楚地划了出来。由尼·瓦·班尼科夫编选、莫斯科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诗歌选集《俄罗斯诗歌的白银时代》一书，共选入六十位诗人的诗作。入选的全部诗作除少数几首系写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之外，其余均写于1890—1917年之间。编选者心目中关于白银时代的时限同样是十分清晰的。西方学术界在进行俄罗斯文学史研究时，大都沿用别尔嘉耶夫及其后俄国学者的观点，把世纪之交至十月革命的文学称为“白银时代”文学。对于这一时代的上限，西方学者的看法不尽相同；而对于这一时代的下限，意见却几乎完全一致，即大都认为它结束于1917年。例如：英国学者哈里·穆尔和艾伯特·帕里在他们合著的、在西方各国流传甚广的《二十世纪俄国文学》一书中写道：“俄国文学十九世纪是黄金时代，二十世纪（1917年前）是白银时代。”

本书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出版。本书主要包括有宫殿的维修及维修工程的资金使用情况，派员看守太庙，查收司库王进德分赔修理凤凰楼核减银等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意图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来陈述、分析美国中国史研究的演变。为什么不冠之为“汉学史”或“中国学史”？这还得从“汉学”和“中国学”的概念说起。学术界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是“sinology”这一译名，以及“汉学”与“中国学”的区别。大致说来有以下三种看法：一是将“汉学”等同于“中国学”；二是认为“汉学”与“中国学”虽都指海外的中国研究，但所指的时期和包含的内容各不相同；三是反对译成“汉学”，一律改称“中国学”。目前，有相当数量的学者习惯于把海外对中国的研究称为“汉学”，并将“汉学”与“中国学”等同起来。王景伦在《走进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中就如是说：“汉学（sinology）亦称中国学（chinastudy），作为外国研究中国的一门学问，最初是在英国发展兴起的，二战后，在美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美国遂成为西方‘中国研究’的中心。”①显然，王景伦所称的国外汉学研究最初兴起于英国的判断是一种误读，它至少忽视了传教时期意萄法籍传教士对海外中国研究所做的贡献，但他所提出的“汉学即中国学”的主张，却是许多学者所认同的。在他们看来，汉学作为国外系统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哲学、宗教等诸方面”的学问，作为“东方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称之为“中国学”（theChineseStudies）。应强调的是，在主张“汉学即中国学”的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注意到了海外中国研究内容的历史演变。他们在肯定“汉学”与“中国学”两概念同一性的前提下，对两者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适用性，作了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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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女王陛下之命 内政部长、上议院大法官及总检察长呈议会 2002年7月。本书共十章，内容包括改革的需要、给被害人和证人以更好的待遇、改革刑罚体制、联合管理刑事司法系统等。

阳江市阳江市地处广东省西南沿海地区，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撤阳江县，建立、阳江市，为地级市建制，辖两县和两区，代管阳春市。全市共有7个街道办理处，44个镇，102个居民委员会和780个村委员。总人口达250万人。阳江扼粤西之要冲。东与江门市的恩平，台山市交界，北同云浮市的罗定市、新兴县及茂名市的信宜市接壤，西接茂名市的高州市、电白县南临南海。距广州247公里，距香港143海里。海岸线长341。5公里，主要岛屿有30个，岛岸线长49。3公里。地势由北向南倾斜，依山傍海，东北有天露山民屏障，西北有云雾山环绕。境内最高山峰为望夫山脉的鹅凰嶂，海拨1338米，最长河流为漠阳江，全长199公里，南北贯穿全市，自北向南流入南海。阳江市处于北回归线以南，属亚热带气候，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23C。年平均降雨量一般以2345毫米左右，雨水分布不均匀，夏秋季多台风雨，全年无霜期约350天，偶有低温霜冻。阳江旅游资源丰富，自然景观秀丽山水如画：有国家级AAAA旅游度假区大角湾、阳春市春湾-凌霄岩省级旅游区。主要景区还有市区的东岳公园、金山公园、北山公园、鸳鸯湖公园、北湖公园、北山石塔、东山寺、石觉寺；海陵岛的马尾海水浴场、十里银滩、金沙滩、仿宋城、宋太傅墓、灵谷庙；阳东县的东平珍珠湾、东湖、新州温泉旅游度假区；阳西县的月亮健康度假中心、沙扒、河北旅游度假区；阳春的凌霄岩、崆峒岩、龙宫岩、渔王石、春湾石林、玉溪三洞、八甲白水瀑布、百涌原始森林区等。近年入境旅客已接近200万人次。阳江至建市以来，水陆交通日新月异，交通已形成立体网络。公路：325国道（广南公路）与站港（阳春火车站-阳江港）一级公路形成了阳江市陆路交通的“十”字架构，随着广东西部沿海高速公路（阳江段）和国家重点工程开阳（开平——阳江）高速公路睡的开通，阳江的交通更加完善。铁路：三茂（三水-茂名）铁路东西贯穿全市，阳阳（阳春火车站-阳江港）铁路年底开通。海运：阳江港是我国对外开放一类口岸，拥有两个万吨级泊位码头，可通航广州、阳江-珠海等直升机航线。阳东土特产众多：阳江漆器、不绣钢器皿、刀具、阳江豆豉、蜜味黄皮、蜡蔗、珠帘、景雕、海鲜等远销世界各地。阳江喜之郎是东南亚最大的冻布丁生产基地；阳江是我国最大的鱼翅生产基地；阳江是我国最大的刀具生产和出口基地；阳江还是全国的“南国风筝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