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在中国是一美好的字眼，它既是人的生肖之一，又与人类的生命、人们的美好的希望密切相连。由“兔”字派生出的汉字并不多，但都很有特点。例如“逸”是一个会意字。兔子跑得快称为“逸”。《说文解字》等书都认为“逸”字表示兔子“善逃”。这表明，兔子是当之无愧的长跑冠军。于是又有“奔逸”、“逃逸”、“逸失”、“游逸”、“隐逸”、“安逸”“逸闻”、“超逸”等语汇。“冤”字则是替善良的兔子“鸣冤叫屈”的标志。《说文解字》解释说：“冤，屈也。”意为兔子在网罩、栅栏之下，不能逃脱，不能舒展，只有屈从，引申为冤屈，于是有“冤枉”、“不白之冤”、“鸣冤”，而兔子居有冤之首，可见可爱的兔子最值得人们同情。“兔”与“莬”相通。“莬”就是牵藤寄生的草本植物“莬丝”，也叫“莬丝子”，又名“女萝”，或写作“兔丝”。“兔”添“土”旁为“堍”，指桥梁两端靠近平地的部分，即上桥之外。“兔”与十二地支中的“卯”对应，汉代王充《论衡》说：“卯，兔也。”二者组成我们的生肖“卯兔”。“卯”的本字描写的是草木出土萌芽的形象。“柳”体现着“卯属木”之意，于是有“春风杨柳”；“茆”，是一种水草。上述这些字，都直接间接地与“兔”相关，或由“兔”引申而出，或与“兔”的性情相合。

在人们的心目中，猪恐怕是最老实的家畜，它不像狗那样精灵，懂得揣磨主子的心思，跟随主人前后，极尽讨好之能事。而猪长着一副圆乎乎、胖嘟嘟的憨厚相，显得老实本分，吃了就睡，饿了就吃，猪的懒惰在动物中是出了名的。缘于猎上述的一些特点，所以它往往成了蠢笨、懒惰、贪婪、丑陋的代名词，在人类的文化生活中被使用时，带有明显的贬义色彩。那么，猪的文化象征意义是否全部为贬意，只能用来讥刺人类的缺点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猪被用于贬义，完全是出于人们对它表现上的观察。在上古的时候，猪的文化意义根本不含任何贬义，相反，猪是衡量勇敢的尺码。家猪显得温顺老实，那是因为长期被人类驯养，与大自然隔离而丧失了其本性；而野猪性情凶暴，善于搏击，于是基于这一特点，猪便含有“勇往直前”的意思。作为家猪，它是那样的憨厚老实，安分守己，从不加害于任何人，并为人们带来了经济上的富足，成为农民百姓的“聚宝盆”。此外，猪全身从头到尾以至到每一个器官，都是人们百吃不厌的美食。因此在中国文化中，猪还有许多其他的寓意和象征。自然学家赫森说：“猪不像马、牛、绵羊那样畏缩顺从；不像山羊那样天不怕地不怕；不像鹅那样满怀敌意；不像猫那样屈尊俯就；也不像狗那样摇尾乞怜。”总而言之，在我们的生活中，猪一方面代表着愚笨、懒惰、贪吃、好色、肮脏，但另一方面又象征着勇敢、厚道、忠诚、谨慎、诚实。

马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地位极高，具有一系列的象征意义和寓意。祖先们认为，龙马就是仁马，它是黄河的精灵，是炎黄子孙的化身，代表了华夏民族的主体精神和最高道德。祖先们在世界观里已经把龙马等同于纯阳的乾，它是刚健、热烈、高昂、升腾、饱满、昌盛、发达的代名词，《易经》中干脆说：“乾为马”，它是天的象征，又代表着君王、父亲、君子、原始、生生不息……孔夫子在《周易·乾卦》中总结的那句中国人代代流传最响亮的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由此而来是的，这匹由我们民族的魂魄所造的龙马，雄壮无比，力大无穷，追月逐日，乘风御雨，不舍昼夜，这不正是中华民族战天斗地、征服自然的生动写照吗？不正是炎黄子孙克服困难、永远前进的生动比喻吗？不正是中国人民不畏艰险、乐观向上的生命意义的反映吗？马又是能力、圣贤、人才、有作为的象征，古人常常以“千里马”来比喻。更清楚无误地以马喻示人才的事迹，是著名的“千金买骨”的典故。马象征着人才，所以善相马的人又被喻为善识才、善举才者。像秦时期赵国的王良、秦国的伯乐、方九堙等都是相马的专家。人才的埋没或缺乏表现的沉闷局面就被叫作“万马齐喑”。清朝著名的文人龚自珍有一首诗就说：“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衰；我劝天公重拌搂，不拘一格降人才。”

人们常常把蛇雅称为“小龙”，以示尊崇。民俗农历三月三是蛇结束冬眠、出洞活动的日子，也被称为“龙抬头”，这是把蛇比为龙。而事实上，蛇与龙的地位及敬奉象征意义是有天壤之别的。蛇的象征意义，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它的狠毒。很多人一想到蛇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第二个象征意义是阴险、冷漠。这大约与蛇是所谓的“冷血动物”有关，因此阴冷也被认为是蛇的特性。第三个象征意义是莫测。蛇没有脚却可以爬行，又往往来无影去无踪，显得很神秘。第四个象征意义是狡猾。这个象征意义是“舶来品”，源于《圣经》，《圣经》上说，蛇是上帝耶和华所创造的万物中最狡猾的一种。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蛇的主要象征意义都是贬义的。不过也不完全如此，蛇的象征意义也有褒义的一面。蛇的第一个正面象征意义是幸运、吉祥和神圣。古埃及人认为蛇是君主的保护神，法老用黄金和宝石塑造了眼镜蛇的形象，饰进皇冠，作为皇权的徽记。第二个正面象征意义是追求爱情和幸福。这一意义主要体现在民间传统故事《白蛇传》里。第三个正面象征意义是长寿、生殖和财富。在中国文化中，蛇和龟是长寿的象征，练习瑜伽功的人认为蛇可以活500年，蛇还是财富的象征，所以想发财致富的人必须到蛇庙虔诚祈祷。第四个正面象征意义是医药和医业。中国民间普遍认为蛇有识别药草的能力。

《〈永乐大典〉辑佚述稿》分为三章，内容有四库馆前《大典》辑佚、四库馆《大典》辑佚以及全唐文馆《大典》辑佚。

恭王府的历史由和坤建宅开始。和坤（1750～1799年），姓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出身于武将世家。他幼年丧母，青年丧父，与弟和琳相依为命，生活困顿。但兄弟俩勤奋刻苦，被选入位于紫禁城西华门内的成安宫官学就读。咸安宫官学是当时京城中声望最高的学校。和坤入学后，博学强记，在八旗子弟中脱颖而出，被著名的大学士英廉中意，选作孙女婿。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他承袭其祖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后授三等侍卫；25岁时，由于受到乾隆皇帝的赏识，和砷被擢为御前侍卫兼副都统。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总目提要》）是我国第一部全国少数民族古籍解题书目套书。全书约60卷，近100册。《总目提要》作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的一项重要科研项目，1997年正式立项，1998年付诸实施，全部成果计划在2008年出齐。这个项目的完成，将把我国各少数民族落之于笔墨、传之于口头的各种古籍文献一一清点入册。这是承前启后的一项巨大文化建设工程，是“盛世修典”的壮举。这一跨世纪工程的实施，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顺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需求，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碑刻贮藏着一个地区、一座城市珍贵的历史记忆，如果说碑刻犹如刻在石头上的史书，那么墓志碑刻的纪念性则如凝固在岩石上的精魂。碑志还标识着一个区域的文化高度，有着地缘的因素，似乎是一部地方史的文字备忘录，它是用生命书写的史章，镌刻在冰冷坚硬的石头上。在长安这块中国古代隋唐文明养分浸染最深的土地上，出土了众多的石刻史料，当人们沉思凝视着一块块墓志碑刻，仿佛回望着古人的精神家园，重温起那些风云起伏的历史岁月。古代京畿内的长安县“地沃物丰”，为“京师衣食之地”，物质基础和地理形势决定了这里是“膏腴之地”、“上富雄地”，从皇家贵族到达官贵人、从士子胥吏到禁军武士，从高僧大德到女尼道冠，都在这里生活过、游览过，数千年的沧桑经历见证了多少王朝的人文变迁。面对终南山麓，眼底翠绿遍地，尤其是佛寺道观众多，被誉为风水宝地，他们把长安作为自己最终归宿处，纷纷买地造茔，立碑竖碣，不仅留下了众多的碑刻碣石，而且历史研究价值极高，遗存集藏非常丰富。整理公布出土墓志材料目前在我国已经进入一个成熟阶段，特别是数以万计的唐墓墓志陆续出版，更是由“冷”转“热”的最佳时机。文物出版社几十年来已经出版了不少出土的碑刻史料，主持承担长安的墓志石刻整理项目也是责无旁贷的任务，特别是要把近年来出土的新资料公布与世，更是迫在眉睫的事。在长安博物馆诸位同仁日爬夜梳的辛勤劳动下，一块块墓志拓片被锤打出来，一篇篇文字被初步整理出来，其间的努力与辛苦只有我们通过不断沟通知道。墓志石刻它不单是我们研究历史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且还可以为研究过去提供一个不同寻常的视角，即它可以从本家人、本家族、本民族的内心深处审视过去的历史。如果说史书要以纪事为主，那么墓志更关注的人，是人的品格、德行和命运，以及人的播迁。而有什么能比人本身更使后世人感兴趣呢？石刻墓志正是起了弥补史书不足的遗憾。随着长安的墓志碑刻不断出土，还将会继续编录下去，仅本卷纵观之后就有几个特点：一是辑轶补遗，搜辑齐全；从北朝隋唐到宋元明皆有，只要是在长安土地新出的墓志几乎搜罗齐全，有一半之上为首次披露者。二是图片清晰，校点精善；对石刻墓志采用拓片原样影印的方式，保留原来的风貌，使拓片图像与文字校点互参为比，既示人全貌又经过文字勘校。三是资料珍稀，线索宝贵；由于这些墓志石刻均是本地出土的，最可靠还是以原物为准，所以不仅史料珍稀，而且为历史研究提供的信息非常宝贵。正如整理者所说的有利于学术界从第一手史料角度进行观照，目的是便于匡补史实，有着文化传承的价值。要达到古籍整理优秀成果的标准水平，还有一个价值就是整理者对古代文体意识和语言修辞运用要给予注意，例如唐代著名文士李岘、崔博言、郑虔、李峤、张读、张籍等人当时撰写的碑志内文，有效的增补了一些史书上没有语言，有着文化审美和历史记忆的功能，即使不是“官方语言”而是“社会话语”，但拾遗补缺难能可贵，这方面知识以前比较缺憾，值得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墓志碑刻除了作为石刻文献的史料价值外，在书法发展流变上更有着独特的艺术价值，在长安出土墓志中有许多唐代名家笔迹，像徐浩的书法就不多见。墓志刻石包括了篆、隶、楷、行四种书体，汉隶、魏碑、唐楷各占时代主流，其中夹杂着许多令人难认的碑别字，需要长时间的揣摩考释，但破译的乐趣也融入字里行间，犹如一个古老的文字宝库等待后人去寻找。出土的唐代墓志作为中国古代史料整理的重要部分，已经成为“天下之公器”，这意味着它不再可能仅仅由一小部分整理者垄断把持，而是天下学者皆可以进入的学术领域，从这个角度讲，尽快公布长安新出墓志既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又是提高石刻文献利用价值的一项责任，以便广大学者在获得学术信息方面有着更广阔的自由，并能和学术前沿接轨，永葆学术的生命力。关注古代石刻史料的读者皆知，由于中国考古学的“日新月异”的进展，对新史料补充与更正往往每几年就有一批新的贡献，而墓志彰显于世正是这一类的宝贵文物资源，也是不可再生、不能替代的文物财富，文物出版社目前正在与各地考古研究所联合推出一批新出土的石刻墓志，我们希望能得到古籍整理专家学者更多地支持和关注，成为国家文化遗产中不朽的人文经典。本书辑录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新出土北魏至清墓志，按中国历史纪年编年顺序编排，并注明公元纪年。所辑录墓志每篇均有録文，并配以图版和说明，说明内容包括：年代、尺寸、形制、纹饰、行敷、字数及出土时间、地点、收藏处等相。

主要内容包括文物法律论述、文物保护法讲述、国际组织与外国文物法律介绍、文物保护与管理文选。

窑址中心位于西安市西门外西关正街——丰镐路以南、草阳村及劳动南路以西、原西安民航机场跑道北端偏东处，所在范围就是当年隋唐长安城醴泉坊。1999年5月至7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这一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出唐代残窑4座、灰坑10个。发掘面积140平方米，发现大量窑业堆积，出土包括唐三彩、素烧器、模具、窑具等残片在内的各类陶制品残片近万片，并出土部分玻璃残块及骨器边角料等物品。该窑址的发现，为唐三彩的产地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